革命型创新：蔽的彻底消除

如果说学习型创新，是为了防止“蔽”，突破型创新则是为了超越“蔽”，那么革命型创新则是消除“蔽”，即彻底否定前人、彻底推倒现有一切的思维和方法。这一思维方法以道家思想最为典型。老子《道德经》两次提到“蔽”：一是“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第十五章）二是“敝而新。”（第二十二章）陈鼓应说：“‘蔽’者，‘敝’之借字。……‘敝’与‘新’对。”^[15]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新旧之间不是一种传承、突破的关系，而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庄子在这方面的论述更多更深刻。《庄子·秋水篇》所谓“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之类都是“蔽”。庄子认为，世俗之人皆蔽于外物：“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教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易于物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

庄子主张绝对的无限制、无所待，即“逍遥游”的境界：“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又：“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人要与天地宇宙同化，自己及功名都是妨碍人通向绝对自由的“蔽”，所以要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达到“逍遥”的境地。这样的人，庄子称为“至人”，至人超越生死利害之“蔽”。冯友兰认为，庄子的思想方法是“神秘主义”，“乃在知识方面取消一切分别”，“自魏晋而后，即无人再讲。”^[16]取消一切分别，当然是庄子梦想，当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从这里所谈的“去蔽”论来说，老庄的观念既不同于孔子维系、保存故旧的基础上谈创新发展，也不同于荀子跳出框框之外思考问题，而是彻底否定、推倒一切“蔽”。冯友兰认为：“庄学对于传统的思想制度，皆持反对态度”，“亦变之哲学也”。^[17]道家的“去蔽”就是彻底地铲除“蔽”，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彻底否定前人，这是一种推倒重来式创新。古代文论中，从严羽的“刽子手”论到晚清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论，都是这样一种创新观念。

严羽《沧浪诗话》推崇盛唐诗歌，认为盛唐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彻底否定“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认为他们是“野狐外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18]所以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自己要做苏黄诗派的“刽子手”：“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清切。”^[19]严羽这个江西诗派的刽子手其实并没有把江西诗派的心肝挖掉，苏黄诗学在后世仍有巨大影响。到晚清时期，翁方纲提出“肌理说”影响乾嘉诗坛，一度出现过学江西派的高潮。^[20]历史的发展有时显得吊诡谲异，越是人为想灭掉的东西，它越是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严羽自称“以禅论诗”，照此说来，他应更多受佛学影响，但实际上后人对其佛学修养颇有怀疑。^[21]单从对江西诗派的态度来说，严羽与道家彻底否定传统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革命式的创新到晚清近代表现尤其强烈，深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式的创新。梁启超先后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比如小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22]梁启超虽名曰革命，但其实还只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主张。早期的鲁迅及南社成员，他们也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开篇引尼采的话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主张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即所谓“摩罗诗派”。这一诗派“立意在反抗，指归地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大多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转辗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慓与愉快而观其鏖扑。”^[23]俨然有革命战士的革命精神。

应该说，诸子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阻碍思想创新的各式各样的“蔽”，但在“去蔽”的方法和态度却各有千秋，影响所至，古代文论去“蔽”除新的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相对而言，突破型和革命型创新更具有创新的挑战性，但现实操作性并不强，而孔子学习型创新的模式态度更温和，影响也更持久更深远，现实操作性也更强。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论传承延续性更强，而突破性超越性的因素并不多，这是毋庸讳言的。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子学与古代文论的思辩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C751008）阶段性成果。

[2]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4页。

[4]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5]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6]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7]王先谦撰，沈啸寰等整理：《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4页。

[8]王先谦撰，沈啸寰等整理：《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6页。

[9]王先谦撰，沈啸寰等整理：《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0-381页。(www.xing528.com)

[10]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8-99页。

[11]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05页。

[12]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13页。

[13]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14]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8-99页。

[15]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1页。

[16]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27页。

[17]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16、118页。

[18]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8页。

[19]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6页。

[20]吴中胜：《翁方纲与乾嘉形式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2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2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211页。

[2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47、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