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儒家的新变，有继承孔子的一面，也有发展和变化。荀子也主张积累，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在“去蔽”论上，与孔子就有明显不同。孔子认为，学习是为了防止“蔽”，荀子认为，学习是为了超越“蔽”。
荀子认为人由于受视野的限制，只知道从某一方面看问题，从而只知道某一方面小理而不通大理：“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7]偏执一方一隅，这一方一隅则为蔽，所以偏于故则故为蔽，执于欲则欲为蔽，偏于恶则恶为蔽，执于始则始为蔽，偏于始则始为蔽，执于终则终为蔽，偏于远则远为蔽，执于近则近为蔽，偏于博则博为蔽，执于浅则浅为蔽，偏于古则古为蔽，执于今则今为蔽。“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者乎！德道之人，乱国之君非之上，乱家之人非之下，岂不哀哉！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8]偏执于一方一隅的人，对于在这一方一隅之外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有清楚客观的认识。
在荀子看来，诸子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都有偏执之处，因而也都蔽于一方一隅：“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孰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9]荀子认为，要使思想不偏执于一方一隅，就要跳出去，从更大更高更广的视野去看问题，从思维创新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突破型的创新。这一创新思维方式，对后世文论也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到了明清以后，诗文流派繁多，门庭壁垒森严，“去门庭说”应运而生，即主张跳出条条框框、种种门限成规去看问题。这方面思想阐述最为深刻的，要数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了。
王夫之对树门庭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
一解弈者，以诲人弈为游资。后遇一高手，与对弈到十数子，辄挪揄之曰：“此教师棋耳！”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10]
一旦树立门庭，就只有种种规范限制即“局格”，没有性情，没有兴会，没有思致，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束缚了别人的手脚。王夫之认为：
标一成之法，扇动庸才，旦效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羁络骐骥。唯世无伯乐，则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了耳。[11]
这样自诩为“大家”，为“才子”的人自然不是什么伯乐大师，也笼络不了真正有才学的人，只能是自以为是、自鸣得意而已。王夫之认为，树立门庭者，为诗文创作开启了所谓方便法门，从此天下文只需备好几本“案头”书，遇题查凑，不需要什么才学，也不需什么思想情感，只需将一些烂字句用去，足以应付：(www.xing528.com)
所以门庭一立，兴世称为“才子”、为“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贾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典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即无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则更不须尔；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之”“于”“其”“以”“静”“淡”“归”“怀”，熟活字句，凑泊将去，即已居然词客。如源休一收图籍，即自谓酂侯，何得不向白华殿拥戴朱泚邪？为朱泚者，遂裦然自以为天子矣。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允，思不精，情不属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开方便门大功德主，谁能舍之而去？又其下，更有皎然《诗式》一派下游，印纸门神待填朱绿者，亦号为诗。《庄子》曰：“人莫悲于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图度予雄邪？[12]
因为有案头参考书目，有足以应付各种场合的熟烂字句，临题可以拼凑，不需要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人的心灵变得猥琐饾饤，诗文创作只知从书本上支借，没有书本就没有书，诗歌不能写出内心曲折细微之处，也不能打动读者心灵，这是几百年诗坛衰息的根本原因：
立门庭者必饾饤，非饾饤不可以立门庭。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人讥西崑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鲿鲨也：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如刘彦昺诗：“山围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皇。”贝廷琚诗：“我别语儿溪上宅，月当二十四回新。如何万国尚戎马，只恐四邻无故人。”用事不用事，总以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却使陋人无从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无有建门庭者，而独起四百年之衰。[13]
王夫之批评了历史上的一些门庭现象，他认为，门庭现象从建安时期就出现了。曹丕虽然“天才骏发”，但在诗文方面还是被曹植压倒，这是因为曹植“立阶级以赚人升堂”，以此来吸引“趋赴之客”，靠此容易出名，而曹丕“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绝了人攀附出名的路，自己跟从的人也少。此后的郭璞、阮籍、谢灵运、陶渊明、左思、张协等人都不屑于学建安诗歌，都看不起曹植。王夫之的具体观点也未必正确，如认为曹植才华不如曹丕、曹植树门庭、后人不屑于曹植等都不合乎诗歌史公论，不免哗众取宠之嫌。如谢灵运就非常推重曹植，认为曹植才高八斗。所以，我们对王夫之的观点也要具体分析。接着，王夫之认为，齐梁时期的宫体诗、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北宋初期的西崑体、直到明代前后七子、竟陵派，都是在树门庭，所谓“皆一时和哄汉耳”。（《姜斋诗话》卷二）身处清初的王夫之，对于明代诗歌的门庭现象批评最厉害：“高廷礼（棅）、李献吉（梦阳）、何大复（景明）、李于鳞（攀龙）、王元美（世贞）、钟伯敬（惺）、谭友夏（元春），所尚异科，其归一也。”（《姜斋诗话》卷二）“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然其中有本无才情，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者，如高廷礼、何大复、王元美、钟伯敬是也。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门庭故自桎梏者，李献吉是也。其次则谭友夏亦有牙后慧，使不与钟为徒，几可分文徵仲一席，当于其五、七言绝句验之。”王夫之认为，明代诗歌之所以不好，重要的原因就是诗家好立门庭。
王夫之认为，自从建安以来，诗坛不断各种门庭的树立，阻碍了诗歌的发展，同时，又不断有有识之士在摆脱门庭的束缚和影响，从而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不俗成就，推动了诗歌的发展。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人就是如此。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庾信以其雄健之笔纵横诗坛。唐初时期，齐梁遗习尚存，陈子昂、张九龄高扬大雅之音，从而开启盛唐之音。李白、杜甫继之，双峰对峙，友情甚笃，但都有各自个性：“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墨守。”李诗、杜诗都堪称神品、绝调。到了宋代，诗人们又开始分疆划界，新的疆界破除了，又代之以另一个疆界，矫枉过正，以致一代无诗：“沿及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姜斋诗话》卷二）王夫之所说，未免偏激，但足见其对树门庭习气的深恶痛疾。如前所说，王夫之对明代的门庭习气批评最厉害，但同时，他也看到，明代也有一些诗人不会随波逐流，如刘基、高启、刘炳、贝瓊、汤显祖、孙蕡、周砥、徐祯卿、高叔嗣、李东阳、徐渭等人，各有擅长，各有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会自树门庭，即不会“悬牌开肆”：
昭代风雅，自不属此数公。若刘伯温（基）之思理，高季迪（启）之韵度，刘彦昺（炳）之高华，贝廷琚（瓊）之俊逸，汤义仍（显祖）之灵警，绝壁孤骞，无可攀蹑，人固望洋而返；而后以其亭亭岳岳之风神，与古人相辉映。次则孙仲衍（蕡）之畅适，周履道（砥）之萧清，徐昌榖（祯卿）之密赡，高子业（叔嗣）之戌削，李宾之（东阳）之流丽，徐文长（渭）之豪迈，各擅胜场，沈酣自得。正以不悬牌开肆，充风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揜抑，岂与碌碌馀子争市易之场哉？李文饶（德裕）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14]
如果说学习型创新，是以在前人原有的基础上创新，其视野和方法有积累性和延续性；那么，突破性则是跳出前人固有思维模式，其思维和方法有拓展性和超越性。相比之下，突破性创新更具有创新性，只有深邃眼光和创造精神的有识之士才有可能具备这一思维和方法，在讲究传承和延续的古代中国，这一思维和方法是比较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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