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皆赤子-文人天才真性情与赤子情怀

袁枚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妙在皆孩子语也”。（《随园诗话》卷三）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也反复强调：“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言皆赤子也。”天才皆赤子，此言良是。历史上凡在文学上取得杰出之成就，开创伟大之事业者无不是恒久一贯地持有赤子之心肠者也。

以下择几位天才文人作例以说明之。^[9]

伟大的诗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无不“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王逸《楚辞章句序》），无不体现其与日月争光的赤子情怀。其人其文“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篇》），哪里有文人士子的人生不遇，哪里就有屈原的幽灵在游荡。其峻洁之志，其清廉之行，作为一处精神家园，安顿着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脉脉相续，源远流长，形成中国文学史上一股精神之流，人格之流。

陶渊明自谓羲皇上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躬耕南亩，心有常闲，适性保真，乐天委分。为人，秉性贵重；为文，出语自然。“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苏轼语）。“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施补华《岘佣说诗》）。真性情，真诗文，这就是天才陶渊明的赤子情怀。

李白是古今公认的天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天才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性格，“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英风豪气，“笔落惊风雨”的恣肆才力，非人间凡夫所能有，真真一位“谪仙人”。《河岳英灵集》称其“志不拘检”，为文章“率皆纵逸”。叶矫然《龙性堂诗话》亦云：“生无锁子骨，而欲飞升御风，非狂则騃矣。”正道出李白为人为诗之诗性气质。

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一生黄州、惠州、儋州。逆境中乐观旷达，屡遭挫折也决不“缄口随众”，出言总是“发于心而冲于口”（苏轼《思堂记》自谓），胸无城府，童心不泯。其人生本身就是一首诗。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生平今人不甚了解。但从《红楼梦》中我们可知，曹雪芹也是“痴心人”（都云作者痴），也是不迎合世俗的一介书生，人格高洁（质本洁来还洁去），性格放任洒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以上各位天才时代各异，性格有别，但其共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www.xing528.com)

其一，天生一副好才情。维柯说，诗性的儿童“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10]移之以论文学，则作者有强旺的文学创新精神和生动的语言表达力。沈德潜《说诗晬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说，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谓，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就个人襟抱和文学才情而言，前面所说的各位是自不待言的。

其二，天生一股执着的真性情。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维柯说，诗性的儿童“凭自然本性才成为诗人（而不是凭技艺）”，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去感觉。又说诗性的儿童“没有推理的能力”“心智薄弱”。^[11]也就是说，富于诗性的人任凭自己的情感之流自然流淌，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一往情深，不为世俗他人所动。谢榛《四溟诗话》卷四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其言其行在世俗人看来是“怪”“痴”“疯”，当然不可能为世俗之人所理解，更谈不上为世俗所接受和容纳。有道是，天才都是疯子，就文学天才而言，诚哉斯言。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诗是天资聪颖者或疯迷者的艺术。”^[12]

其三，咏诗作文，往往无拘无束，直抒胸臆。正如司空图所言，是“惟性所宰，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二十四诗品·疏野》）。有一种天放式的野性之美，一种真朴式的本色之美，不为世俗之眼光所羁束。徐增《而庵诗话》说：“诗到极则，不过是抒写自己胸襟。”叶燮《原诗》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诚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评纳兰性德所言，文学天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也即王氏一贯所主张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也。

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话》卷上云：“何谓真？曰：自来言情之真者，无如靖节；写景之真者，无如康乐、玄晖；纪事之真者，无如藩安仁、左太冲、颜延年……”。有诗文才情者也远不止以上诸子，但为什么许多人成就不了天才般文学之伟业呢？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敢抒真情，写真景，纪真事，一句话，他们的诗性受到了遮蔽。维柯在《新科学》中是用所谓现代“文明人”的眼光来看诗性儿童的，所以他说诗性是“野蛮人的粗野本性”，这是维柯立场的偏见。不过他的观点又有值得重视之处，即现代文明人的“理性的人道”是“经过精炼的自然本性”，人之诗性是经过“驯服”，也即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受世俗之礼仪和文明之理性的遮蔽才能消退。^[13]这一点跟李贽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李贽《童心说》表达得很清楚：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14]

圣人童心未泯，是因为“护”，他人童心失是因为“多读义理之书。”李贽所说的理是指宋明理学，而维柯所说的理，指现代文明教化，两者有区别。相同的是都指社会公认的礼义规范，那是一个成人的理性的世界。所以可以说，诗性和童心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遮蔽而逐步泯灭的。海德格尔说得好：“诗即在者之无蔽的言说。”^[15]躲避世俗，呈现人性的本真，是古今中外文人的一贯生活态度和人生取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童心不止是李贽一人的向往，而是古今中外一切大诗人大文学家普遍的和恒久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