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诗教”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所以相对于“言志”“无邪”“兴、观、群、怨”等众多儒家论诗术语，“诗教”的使用更加频繁，并成为官方主流诗学观念的总纲。在编撰《四库全书》时，乾隆明确表示以“诗教”为标准去取作品：
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无邪。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当原本风雅，归诸丽则，所谓托兴遥深，语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台新咏》以后，唐人韩偓辈务作绮丽之词，号为香奁体，渐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诗格更为卑下。今《美人八咏》内，所列《丽华发》等诗毫无寄托，辄取俗传鄙亵之语，曲为描写，无论诗固不工，即其编造题目不知何所证据。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著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14]
乾隆先重申“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并勒令把无关风教的《美人八咏》撤出，因为他推崇的作品必须“有关世道人心”。显然，乾隆的诗学立场是诗歌应该教化人心，即文学有益于社会统治。就统治策略而言，国家固然需要礼法约束民众的行为，但也需要诗乐教化，使民众主动向善，所谓“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御选唐宋诗醇》是以乾隆名义编选的诗歌选本，核心宗旨也是为了发扬“诗教”。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序》云：“夫诗与文岂异道哉？昌黎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然五、三、六经之所传，其以言训后世者，不以文而以诗，岂不以尚有铺张扬厉之迹，而诗则优游厌饫入人者深？”[15]所谓“入人者深”，即在教化民众方面更具优长。本选评杜甫曰：(www.xing528.com)
夫子美以疏逖小臣，旋起旋踬，间关寇乱，漂泊远游。至于负薪拾梠，餔糒不给，而忠君爱国之切，长歌当哭，情见乎词，是岂特善陈时事、足征诗史已哉！东坡信其自许稷、契，或者有激而然；至谓其一饭未尝忘君，发于情止于忠孝，诗家者流断以是为称首。鸣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予曩在书窗，尝序其集，以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良足承《三百篇》坠绪。兹复订唐宋六家选，首录其集而备论之，匪唯赏味其诗，亦籍以为诗教云。[16]
乾隆把老杜视为诗歌最高成就的典范，理由与元稹《杜君墓系铭序》推崇杜甫“集前人之成”具有明显不同。元稹所论，侧重于杜甫对前代各期诗作体制、风格的汲取和创新；乾隆所论，侧重于“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以传统“诗教”权衡。白居易入选《诗醇》亦缘于此。其序曰：“唐人诗篇什最富者无如白居易诗，其源亦出于杜甫。”又曰：“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视为杜甫接绪者。
在这种背景下，“诗教”逐渐成为论诗的最高标准，“诗道”的代称。赵青藜《文学胡御云遗诗集》云：“《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一言而蔽《三百》，直一言立天下万世诗学之准。”[17]孙原湘《籁鸣诗草序》曰：“尝谓吴中诗教五十年来凡三变：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时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子者为多。自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至兰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后进，而风格又一变矣。”[18]查揆《杜诗集评序》曰“自语录作而禅理尽，笺注纷而诗教衰。何则？道在矢橛者，非形象所能胶；趣在咳唾者，非语言所得捃。”[19]均以“诗教”代指“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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