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论通变将通变带入文学之中，成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文人意识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意涵在后代经历了如下发展。
初唐时期，由于沿袭齐梁之际的文风，受南朝文学影响较大，文坛出现了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诗，这种诗歌多为围绕在皇上身边的大臣所作，内容主要是吟咏、宴享，文采繁茂而没有实质性内容，不仅是诗歌，散文创作的领域，也是骈文占据主要潮流，诗人散文家都极尽遣词弄句之能事而丧失了《诗经》以来的诗歌“诗言志”的创作本质。部分史学家虽然认识到了这种文风的不端并且极力抵制这种浮靡文风，但还是没有改观。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就针对这种情况开出了药方。“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13]，在悲叹《诗经》风雅、兴寄传统消失的基础上，其实是在讲要“思古人”，要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他点评东方虬的诗歌：“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推崇正始之音，亦可看出他在针砭时弊，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不独重视继承，也讲求文学音韵和谐，字句铿锵的语言文字的变化所带来的艺术效果。
到了杜甫的时期，文学创作已经历了初唐四杰，李白等人的建树，而产生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是在文学评论中，却因为将陈子昂反对六朝文学的思想过分夸大，失去了公平公正的评判标准，而导致对六朝文学的完全否定。杜甫在《戏为六绝句》[14]中说：“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以庾信和初唐四杰为例，说明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不能辩证地看待带有六朝遗风的作家和其作品，只是全盘否认，对于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的优点也视而不见。因此，杜甫提出，“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今古要统一看待，不做区别。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指出了“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弊病，而时至杜甫这种现象依然没有改观。杜甫说：“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已经因袭成风而不知道去学习谁。那么就需要继承风雅传统，自己辨别和挑选真正具有价值的作品，这是其“通”的部分，但“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提出，无疑为“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皎然著《诗式》中《复古通变体——所谓通于变也》[15]一节专门论述了通变，将通变换了一种说法，而成“复变”：“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并且集中说明了通与变，也就是复与变的关系，即：“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育之疾，安可治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也就是说，复如果太过，则陷入膏育不可救治，变也不能太过，太过则易失其正，强调复与过都要适度而为。不仅如此，皎然还将复变，也就是通变的思想推广到了哲学领域：“吾始知复变之道，岂惟文章乎？在儒为权，在文为变，在道为方便”，这便指出了复变原理在唐代已经开始广泛应用。
随后，针对唐朝骈文创作繁盛，注重声律辞采，而忽视内容，流于形式的状况，韩愈柳宗元为主导，发动了古文运动，主要的目的就是恢复古文，也就是先秦和两汉时期以质为主，散行单句，能够言志咏情的文章。韩愈认为“非两汉三代之术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16]，以古为尊，有刘勰宗经的意味，但是却比刘勰更古。韩愈所言道是古道，文史古文，古道是由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古圣先贤，古文则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韩愈所讲求的，已经不仅仅是通学经典之后有所继承，而是完全复古，复归古道和古文。韩愈在《答刘严夫书中》说：“师其意，不师其辞”，学习古人为文之意，而重视语言的创新，能够“自树立而不因循”，在《答李翊书》中说：“惟陈言之务去”，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非常推崇语言的创新使用，不失通变之意。(www.xing528.com)
宋代的文论家中，第一个使用通变这个范畴的是柳开，在其《昌黎集后序》中提到：“《大易》之通变。”[17]苏轼也使用过“通变”一词，但已经不是在文学领域，而是说：“识病通变，而性极厚”[18]，通晓的不再是《周易》里面的万物变化，而是病理，成为医药学领域的范畴。宋初石介提出了一对新的概念，那就是“剥”“复”，石介在《上张兵部书》中言：“介尝读《易》至《序卦》曰：‘剥者剥也。物不可终尽，故受之以复。’”[19]石介认为文学发展是没有终结的，因此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便会“复”，这个观点来源于《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相对的《剥卦》与《复》卦，也与刘勰《通变》中言“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之意暗合。其后，范仲淹也以剥复的概念来论文。
明代的王世贞对剥复有所继承，在《艺苑卮言》中，他说：“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下，弊由趋下。……此虽人力，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20]，王世贞不仅看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敏锐地捕捉到了“变”的重要作用，这和同时代的前后七子“以复古为通变”，甚至和唐代众多文论家的着眼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论文只在学古，而忽略了文章之变亦可以推动文学发展。因此王世贞要求“尽其变”“返其始”，虽然也要返回文章经典，讲求通古，但是大大地提高了“变”在通变中的地位。
清代论通变的文论家，以叶燮最为重要。叶燮虽然主要讲求文学发展源流正变，不怎么讨论通变，但是在王世贞“衰中有盛，盛中有衰”的影响下，还是有其建树。在《原诗》中，通变写作“变通”：“似能出乎类者，究之拘方以内，画于习气，而不能变通。”[21]但叶燮论通变，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例，他在王世贞的启发下，觉得“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具于衰也”[22]，因此他以“因革”“沿创”这两对概念来讲通变：“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衰，孰为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23]叶燮所讲的“沿”与“因”就是刘勰所讲的“通”，指的是继承于古的方面，叶燮所讲的“革”与“创”就是刘勰所讲的“变”，指的是创新变化的方面，甚至“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也与刘勰“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有相通之处，可见叶燮言通变，也是继承与革新相统一的。叶燮还指出“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惟变以救正之衰”，如果说王世贞将变的地位提高了，那么叶燮则将变放在了一个相当重要位置，甚至成为了决定盛衰的主要因素，明确指出“变能启盛”，变推动文学发展，作家善变则能盛，不善变则衰落。
从上述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后代文学领域中所言通变，通变一词在《文心雕龙·通变》中建立起来的意涵几乎没有变化的，只不过是通变的“外衣”从“通变”，变换为“复变”，又变为“剥复”等。但是宋代之前，其意涵中越来越明晰地裂变出两种思考通变如何进行的路径，一是论古与今，通古与变今，二是论文与质，创作内涵、文法与辞采。而在宋代之后，以明清两代为代表，则又将这两种路径融会成一支，总而论，不再局限于古今、文质这种表面的局限，而转向内部的、一元论的方式，试图将整个文学的发展纳入历史进程中看，都指向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通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极度兴盛之后，必然要转入低迷，王世贞讲“剥复”而重变，叶燮讲“因革”“沿创”，都旨在揭示通变作为发展动力而造成的文学发展的起伏波动，这是极其具有进步意义的，也使得通变的意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张。通变不仅能够解释中国文学史上发生的文体变迁、审美变动、变革与复古等各种思潮，更可以把整个文学发展囊括进通变构筑的体系里。文学理论中通变一词意涵的扩大，无疑为通变至今仍然能够广泛运用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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