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通变》研究：揭示通变成熟

通变作为一个概念已经出现在《系辞》中，但是将其引入文学领域，并作为一个理论命题进行讨论的，则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50篇，《通变》单独成篇位列29。对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以及此篇的目的，学界大多持刘勰鉴于当时文坛流靡轻浮的文风，竞今疏古的现状，而论文章写作的问题，以期起到纠偏矫正的作用。《通变》：“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6]在《明诗》中言：“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刘勰在《通变》文中以《荀子·劝学》中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举例，虽然从蓝草中提炼出青色，比蓝色还要好看。而刘勰却看到了这种提炼的双面性，在提炼之后的蓝色，已经不能再进行提炼，也就是说，它带给人们美，只是短暂的一瞬，而没有永恒的常态和产生酝酿出新事物的动力。刘勰以此比喻文章写作，并以桓谭讲新近的文章虽美而无所获益，看刘向扬雄的文章却颇有获益为证，就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坛“竞今疏古”的态度，揭示了其创作的背景和缘由。

清人纪昀曾评论说：“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7]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此篇大旨，示人勿做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此则彦和之言通变，犹补偏救弊云尔。……可知变通之道，惟在师古。”^[8]黄侃与纪昀都说明了刘勰创作《通变》的背景和动机，但同时也认同刘勰所言通变即是复古，“则通变之为复古，更无疑义矣”。

但是刘勰所言的通变是否就是复古呢？我以为不然。《通变》：“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他认为通变没有固定的程式方法，但一定要向当代的作品学习。“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都明确地指出了通变不仅在于古，也在于今，也就是《通变》讲的：“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古人为文重质，“黄歌《断竹》，质之至也”，而今人为文重辞采，“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古人为文雅，今人为文俗，而通变就是在这内容与文采，雅俗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落脚点，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手法中，有因有革，这才是通变的正确方法。意即，刘勰所言通变，就是因袭与变革、继承和革新的统一。这种统一不像是黑与白这种鲜明对立的统一，而是作为一个一元的概念，其本身、内部具有的一种不同质的性质的交流和融会。1961年马茂元先生在《说通变》中，就对通变做了如下解释：“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则为‘变’。‘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把‘通变’连缀成一个完整的词义，则是就其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说的。”^[9]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通变内涵的解释。寇效信先生在《“通变”释疑》一文中，认为按照句子成分相对应，“名理”才是“有常之体”，是继承的部分，而“通变”是“无方之数”，指的就是变化，而没有继承的含义。^[10]这个观点过于绝对，并且没有考虑到《通变》全文，以及《文心雕龙》全书在内涵上的一致性。刘勰讲通变，多次提及“还宗经诰”，在其他篇目梳理文学发展脉络的时候，非常重视文体和辞采之间的继承和嬗变。因此，说通变单纯言变，明显是不全面的，更何况“变”字本身，也含有“继”的意思（见前“变”字的考证），只不过是在使用过程当中越来越侧重了“变化”的意涵。

其实，纪昀与黄侃之所以会产生对于通变理解的偏差，认为通变就是复古，在我看来，这和刘勰所言通变有所侧重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在这一对主要矛盾里面还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通变重在继承，变革次之：通俗而言，相对于变革，正确地继承更加重要。《通变》中说：“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文中所举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赋》，马融《广成赋》，扬雄《校猎赋》，张衡《西京赋》中关于广大壮阔所作形容的例子，“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并没有做出明显革新，但刘勰并没有对此进行批判。他讲通变，追求的是：与其崇尚新奇而陷入浅薄错讹，还不如谨慎守规矩地模仿前代的作品，最起码不会走上歧途。黄侃就说：“拘者规摹古人，不敢或失，放者又自立规则，自以为救患起衰。二者交讥，与不得已，拘者尤为上矣。”^[11](www.xing528.com)

这种理解的偏差还和刘勰的“宗经”思想有关。刘勰说：“详其本原，莫非经典”（《文心雕龙·序志》），这不仅与他做梦梦到“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有关，更是他针对齐梁之际文辞华艳，内容流于形式的纠偏办法，加上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的号召力已经不可小觑，因此尊崇经典，不仅符合其创作诉求，亦能够以儒家权威在人们的心中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以宗经的姿态进行文学上的规劝，收到更好的效果，更能够在文坛有一席之地，而不至于被时代淘汰淹埋。因此，刘勰不仅将宗经贯穿全书，也弥漫在《通变》之中，直白地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宗经主张。黄侃说：“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可变革者，遣词捶字，宅句安章，随手之变，人各不同。不可变革者，规矩法律是也，虽历千载，而粲然如新”，“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刘勰的宗经，就是宗古代为文的体制和法度，而宗经的意味过于浓厚，则使得其变革和创新的内涵在学古的主流之下难以被发掘出来，尽管《宗经》篇中“往者虽旧，余味日新”，《通变》中“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都说明了刘勰认为文学要讲究通变，既有通，又有变，正是由于通和变的内容和对象不一样，通要宗经才能通，参古后才能定法，所以对于古的推崇和学习就成为了“通变”所论的主要方面，变革退居其次。

此外，从对九代文学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通的基础上，历代进行变的时候，产生了不同的方式。“黄歌《断竹》……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这里用“广于”“文于”“缛于”“丽于”等词，表明了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时期文学上的关系，这是一种良好的通变关系，是在保留了“序志述时，其揆一也”的基础上，在文采上显示出的扩大和繁缛。与《时序》篇中所言“爱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之言虽经历变化，而内涵相通，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其后，“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文心雕龙·通变》）在后几句关系表述上，用了“矩式”“影写”“顾慕”“瞻望”，矩式，就是以之为规矩，影写，则有了模仿的含义，顾慕与瞻望同义，都有仰慕并效仿之意，在这里指示时代先后继承关系的时候，就出现了同前部分不同的词汇，而且这些词汇从汉代开始都指向了“模仿”这个含义。并且因为只是单纯地模仿辞采，所以刘勰才会有“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的感叹。由此可见，刘勰其实在心里对于魏晋之后文学上的通变关系，更多地看成了文辞上的模仿，并非刘勰所言通古之后的新变。范文澜说：“文章须顺自然，不可过重模拟。盖因袭之弊，必至躯壳仅存，真意丧失，后世一切虚伪涂饰之文，皆由此道而生者也”^[12]，就是针对文学的因袭之病，刘勰自然也对此类文学评价不高。

从根本上来说，刘勰所提倡的通变，与其《原道》的自然观分不开，更和其宗经的理念分不开。前部分之所以被认为是良好的通变关系，就在于变其文采使得自然丰富，而其思想内容叙述情志、时事的诗歌传统通于古代经典。而魏晋之后之所以归于模仿，就是因为没有从深刻的思想内涵——创作精要的部分吸取创作理念，而只是追求流于形式的辞藻，而矫揉造作成文，因此文采繁丽而内容寡淡。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于屈原的《离骚》之变是认可的，他在《辨骚》篇列举了《离骚》与经相同和不同的四个方面，由于其为忠臣却不被认可，心中愤懑，“依经立义”，“自铸伟辞”，由此可以看出，屈原继承的是《诗经》的创作宗旨，而在语言艺术上做了重大改变，这反而成为了刘勰论通变的最好例证。《辨骚》最后，刘勰说：“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认为在文章的写作中，不仅要宗经，注重内容充实，也要变奇，讲究辞采，这样才能不再模仿他人，通变之义竟至于此。

刘勰所希图的通与变，也就是通古人为文的法度与创作宗旨，变为文的辞采与形式。那么具体来说，在宗经与自然，质与文的平衡中，要如何通变呢？其一，博而精，总而要。刘勰认为通变首先要“博览以精阅”，即博览群书，并且对主要的作品做精细阅读，博而能广知，精而能更好地进行通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博精二字最为重要，不博则师资不广，不精则去取不明，不博不精而好变古，必有陷泞之忧矣。”“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意即总结大纲而能够抓住重点，与“置关键”基本同义，都旨在在总体积累与总结的基础上，抓住精髓和关键；其二，全而不偏，之前的两个方面，都是从正面而言，全而不偏，则是从反面举例来说的。“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意即如果不局限于一己之见，则无异于让本来可以驰骋的马在院落里面迈步，也就是说，要做到通变，必须全面而不偏激；其三，“会于时”。刘勰继承《周易·系辞》“变通者，趣时者也”，“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思想，《通变》中的“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就是由“唯变所适”而来。刘勰深知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会有的更替，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因此非常强调对这种外界变化而产生的文学适应状态，“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魏晋时期，由于君主提倡，所以诗歌发展兴盛，而随后，由于世情发生了变化，所以文章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建安文学添上了悲凉的色彩，突出表现了对现实残酷的描写以及文人的生命意识。赞中所言：“趋时必果，乘机无怯”，也表明了通变要适应一定的时代，要根据现有的情况而变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