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新学语根词揭示知识透明

当前，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但深入、深层的交往与对话却格外艰难。同是学界中人，都很真诚，也很努力，可经常没有“共同语言”。在许多学术会议中，看起来大家讨论很热烈，听起来是用同一个词，其所指却大相径庭。这与西学东渐以来，东方人“刻苦好学”而又多“囫囵吞枣”的接受策略有关，也与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追求有关。理想形态的中国文论建构一定不能再次陷入话语的迷踪，一定要增加知识的透明度。

学科建构依人类活动—经验—认识—知识—体系—学科的顺序进行。当人类活动经验单一、思想认识单纯时，不存在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问题；当文化传承有序不紊、民族共同语内部自足时，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问题也不太大。但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发生在人类活动经验丰富多彩、思想认识千变万化、文化传承混乱不堪、民族话语兼蓄并收的语境下，涉及中-西-日-苏-中的文化互动，涉及多种文化互动中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生成、选择、传播与普及。因此，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目前已经大成问题，特别是对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而言，对那些在学术共同体内摸爬滚打的众生而言。普遍主义者和本质主义者往往在寻找普遍本质，发现普遍“真理”和建构“普通性知识”的名义下，进行跨时空的综合（拼凑），从而加重了知识透明度的问题。知识透明的基础是概念的透明，概念透明的基础是概念的考古，从这个角度而言，知识考古（本文无意攀附福柯，但用它作为提倡知识透明的必要与可能也许有些意义）有助于知识透明度的增加，也符合中国体用不二的传统。

我们无法否认：文学与文论都是有历史的，传播新文学观念者以个人的主观性隐藏于集体主观性/共识之中，又以西方集体主观性/共识的名义取得合法性。洋化形态的中国文论成功地把小说（novel）—文学（literature）—艺术（art）—审美（aesthetic）的种属关系变成了中国的新传统。不少现当代文论家特别是文学史家已把这种种属关系作为理所当然的前理解或普遍真理接受过来，用以剖析或肢解中国固有的小说（非novel）、艺术（非art）、文学（非literature）、文论（非literary theory）和文化。就文学现象（实体）而言，今天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纸张），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能指，把这些不同的能指归类为文学，在西方不过二百年左右，在中国还要再晚一百多年。

文论新变是文化互动的结果，但体现文化互动的文论新变最终要落实到特定的词语、概念、术语、范畴上。故王国维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2]陈寅恪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13]。共同的学术话语——以语词（或关键词）为载体的术语、概念、范畴、观念——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学术史不应该只注重对学人+论著的褒贬抑扬，不应该只注重对学术知识的讲授，更应该注重所操持学术共同语的清晰、严谨、简明。因此，对学术共同语的历史研究正在成为学术史新的增长点。现在，中国有1300多个中文系，有数万人（不少于3万人）从事与文学理论相关的教学与研究，有不计其数的学生与爱好者接受文学理论的教育，但我们对古今文论巨大知识差异的形成过程的研究还不到位，对学科史意义上的概念演进研究还有很大的欠缺。特别是从语源学、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文论“新学语”（关键词）文化记忆的相关研究还非常薄弱。

学术是以术致学^[14]。“学”要在新知与系统（知识积累与生长），“术”要在理性与专门（多与大学院所训练或专门环境相关）。学术之要在考察、琢磨、研究、探求的思维操作与系统性的知识、道理。学术、理论、研究用词不同，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学术之表现要在发明与培养。发明是发而使其明，发现问题并把问题弄明白。发明的关键在还原事实，去除常识的遮蔽，把问题研究清楚。培养是培育养成。培育新知——在新问题、新场景、新现实的基础上建构新观念、新术语、新理论。养成掌握新知话语体系的共同体——一个既真实又虚拟的共同体。至于发明与培养之后干什么，则超出了学术研究（庄子所谓无用之用）的范围，越界为社会与文化的问题了，就像提供食物与提高营养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不为食用者集聚力量以后的社会行为负责一样。但由于作为研究对象和学术资源的“问题”“场景”“现实”，往往是研究者人为地建构出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隐含着价值尺度、文化权力与时尚体系的“眼界”^[15]。因此，价值尺度、文化权力、时尚体系以及“眼界”又可以循环到发明与培养的学术体系里。我们关注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问题，就是要厘清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背后的价值尺度、文化权力、时尚体系以及“眼界”，为进一步的发明与培养服务。

如果我们把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叫做文化语言学；把从汉字看文化，从文化看汉字叫做汉字文化学；把从概念演变看历史变迁，从历史变迁看概念演变叫做历史语义学或概念史^[16]；那么，“新学语”根词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从汉字文化关键词和“新学语”根词看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从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看汉字文化关键词和“新学语”根词。而“新学语”是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学语”根词与中国文化关键词密不可分，具有贯通古今、关联中外的功能，它们不但大部分进入了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的核心，而且体现在西学东渐的各个层面。

通过对文论中根词系列原生——继生——新生路径的考察既可以贯通本土的固有传统，又可以关联到洋化的新传统，从而缩短文论双重传统的间距，缓解文论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紧张，将话语系统建构从宏观指导落实到具体关键词和具体命题。以文论“新学语”根词为依据，是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可行途径。

【注释】

[1]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32页。

[2]柴萼《梵天庐丛录》册十四卷二十七最后一篇，1926年线装影印本，无明确页码（末页出版信息如下：书名=梵天庐丛录十四册；作者=柴萼；页数=141；SS号=12389632；出版日期=1926；出版社=null；参考文献格式=柴萼.梵天庐丛录14册.1926）。

[3]《言报》，宣统三年（1911）四月二十六日，后收入汪林茂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汪康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该书由中国词典公司校印和发行，作新社于清宣统三年五月出版。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本人曾抄录部分词条，见后。(www.xing528.com)

[5]本人看到的版本收藏于京都大学，据说1931年又在中国出过修订本，本人没有看到。

[6]参见陈力卫：《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开》，汲古书院2001年版。

[7]参见沈国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　の生成と受容》，笠间书院1994年版。

[8]佐藤武义：《和制汉语一览》，见《漢字百科大辞典》，明治书院1996年版，第965-984页。

[9]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5-528页。

[10]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载《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

[11]阮智富、郭忠新编著：《现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0页。

[12]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干春松，孟彦弘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13]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来函》，载《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14]也有人将学与术并列看待，并将学术与知行打通，念念不忘实际应用。如西周在《百学连环》中将理论科学命名为“学”，将应用科学命名为“术”；严复认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求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原富》）；梁启超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与术》）。王国维则认为：“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此处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混为一谈。

[15]王国维则认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国学丛刊序）但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可以有中西之分。

[16]参见冯天瑜等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