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语：对日本人文学科新术语的研究

“新学语”是王国维的提法，他在罗振玉创办的中国最早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第96期《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中迎头一句就是：“近年文学上有一最着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然后他从国人之特质、历史状况、抽象能力等方面论我国“言语之不足用”，接着是对“新学语”申说：“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着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

可见，“新学语”的确切内涵或意义特征有三点：（1）是“数年以来”（以1905年为基点上推十年内）的“新字新语”（包括器物层面的“新字新语”、制度层面的“新字新语”、价值层面的“新字新语”）；（2）是“文学上”的、“形上之学”方面的“新字新语”。这里的“文学”，也并非是近二百年来在西欧出现的“literature”，而是中国传统中的文治教化之学、学术文化。基本上是指人文学科的新学术用语。（3）特指“日本已定之学语”。即“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

因此，我们可以把王国维所谓“新学语”理解为：日本已定的人文学科的新学术用语。但是，由于时代的制约，王国维并未意识到日本已定的人文学科的新学术用语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人借用在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士共同厘定的学术用语。因此，本文所谓“新学语”要比王国维所谓“新学语”范围要广，不仅包括进入现代汉语之中的日本已定的人文学科的新学术用语，还包括在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士共同厘定后传入日本又回归的学术用语中有关人文学科的部分。与“新学语”相关的研究主要以新名词·新漢語·和製漢語·日语借词·回归词·中日同形词等名目出现。

“新名词”是近代东西方文明冲撞、融合的产物。中西交接之初，中文以“字典”对译英文的dictionary，以“字”来对应西方的word；如马礼逊《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名《字典》，依据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进行英译，按汉字笔画分成二百十四个字根排列，汉、英对照，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1815年在澳门印行；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印行，书名为《五车韵府》，是按汉字音序（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查字法排列，实为汉英字典，分为两册。1820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第三卷于1822年印行，书名为《英汉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 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再如1898年面世的《马氏文通》，以“字”来对应西方的word概念，分“名字”“动字”“介字”等九类。是谁率先用“词”来对应word概念的？有人认为，1907年出版的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就完全用“词”来表示word的概念了，并讲了字、词之别。但在此之前，“新名词”曾多次在报刊中出现，如1904年《东方杂志》第1期上有时评《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1904年《万国公报》184册有《新名词之辨惑》；1906年10月28日《申报》上发表了题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的文章等；“新名词”本身（能指）就是汉字文化圈为接受西方文明而创造出来的新词，“新名词”的所指也是当时中国本土不曾有过的，汉字文化圈为接受西方文明而创造出来的新词。

在清末民初，“新名词”作为西学的汉字表征大部分来自日本的新词、译词。“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1]柴萼的《新名词》中说：“数十年来，吾国文章，承受倭风最甚。……新会梁启超主上海时务报，着变法通义，初尚有意为文，其后遂昌言以太、脑筋、中心、起点……盖新学者不能读古书，而老生又不解西籍。二者交讥。而倭文乃流行于禹域。……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不待妄人主张白话，而中国语文已大变矣。梁氏作俑。其罪讵可逭哉。”^[2]汪康年指出：“近年广译日本书籍，遇有日人所用名词，即一律承用，而新名词流入文字者，指不胜屈。甚至公牍用之，甚至诏旨亦用之。而稍涉新学者，尤满口皆是。至文明运动改良特别等字面，闾巷妇竖，亦动辄齿及。”^[3] 1911年刊行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凡例”说：“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4]。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1915年）指出，“溯我国新名词之起源，于甲午大创以后，方渐涌于耳鼓。此留学生与所谓新人物（如现之大文豪梁启超等）者共建之一大纪念物也”^[5]。

“新名词”与“新学语”是不同的，“新名词”是指当时中国本土不曾有过的词语，既包括对“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的“形而下学之方面”的“新字新语”，也包括“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的“形上之学”方面的“新字新语”。“新名词”是汉字文化圈为接受西方文明而创造出来的新词，不仅包括以抽象词汇为主的新学术用语，也包括其他日常生活中的新词汇。

众所周知，就其来源而言，日语词汇可分为三类：日本固有的「和語」、由汉字音读而成的「漢語」以及来自欧美的「外来語」（也有日本学者认为，现代日本语汇由汉字词、和语词、外来词——指汉语词以外的来自国外的词语、混种语四部分组成）。日语中的「漢語」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源自中华文明，另一部分是日本独自创造的——“和製漢語”^[6]。日本语言学界所谓“新漢語”是使用汉字的近代新词语，用“汉字”来接受或表征西洋文化（包括兰学与近代西学）知识体系的概念。主要指幕末、明治时期以来新创或赋予新义的汉字新词、译词^[7]。

首先，“新漢語”不同于“和製漢語”。“新漢語”与“和製漢語”互有交叉，“新漢語”讲新旧，“和製漢語”讲身份。“新漢語”指幕末、明治时期以后的汉字新词、译词，其中有日本人创制的“和製漢語”，也有汉译西书中的新词、译词。“和製漢語”强调造词者的身份因素，包括近代以前日本人创制的有“和臭味”的汉字词（如佐藤武义的《和制汉语一览》637例^[8]）和幕末、明治时期以后日本人创制的汉字新词、译词。有些研究者把“新漢語”等同于近代和制汉语，其实，二者之间并不一致，正如有些研究者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少日本“新漢語”并非近代和制，而是来自于汉译西书。其次“新漢語”不同于“日语借词”。在有些汉语使用者那里，与“新漢語”和“和制汉语”经常互相代替使用的另一个词是“日语借词”，它是指汉语中的日源词，与“新漢語”和“和制汉语”有很大交集，容易混用。“新漢語”中日本人创制的“和製漢語”，有被汉语借用的，也有没借用的，“日语借词”只是指借用的那一部分。“新漢語”中也有汉译西书中的新词、译词，便不能算作“日语借词”。因此，“日语借词”的判断很成问题，争议太大。第三”新漢語”不同于“现代汉语”。“新漢語”强调汉字的词汇与词义之新，特别是强调用汉语词汇去表述来自中华以外的学术知识，日本语言学界偏重指明治中后期直接翻译西洋文化时创制的汉字新词、译词。“现代汉语”指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不仅包括现代汉字新词、译词，而且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使用的各方面。(www.xing528.com)

王力《汉语史稿》中说：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这样定义借词，范围会非常狭窄，日语借词通常不借音，按王力的说法，就不应该算作借词。但语言学界通常认为，日语借词也是借词，日语借词就是借自日语的汉字词。但问题在于日语借词的认定，是借自日本人创造的词语？还是借自日本人改造、概念化的的词语？还是借自中日同形词的不同意义和用法？ 日语借词是不是外来语？语言学界对此还有争议。王力认为“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尽量利用意译，一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意译不算借词”。“现代汉语中的意译的词语，大多数不是汉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换句话说，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并不是日本语所固有的，它也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说，日本原有的词我们并不需要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原有的词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去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9]。而王立达则把日语的音译词、训读词、近代新词、进入汉语后意义发生变化的词、中国古典词在日本获得新义后回流汉语的词、日本的国字等都归为日语借词^[10]，列举包括词头词尾在内的日语借词共589个。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印行）第三章专设一节讨论日语外来词的问题，将日语词分为日语固有词、在日语中获得新义的中国古典词、近代的译词等三类，共收外来词459条。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专设一节为“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把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做的研究全盘加以肯定，然后添油加醋、拾漏补遗，把日语借词增补为784个，谭汝谦、林启彦1983年将该书译成中文，扩充该书附编“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一览表”，列844个。从此为日语借词研究设置了一个陷阱，相互援引的日语借词越来越多，1984年出版的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入标明源于日语的汉字词887个。到顾江萍《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2011）已达2200多条（其实其中纳入了很多汉译西书和英华字典的词语，还有一些早就弃而不用的词）。如此算来，日语借词为汉语提供了一些谈论近代新知识的基本术语，也为汉语的言文一致和文体变化在造词成分、造词模式、词汇上做了一些铺垫。

在日语借词的研究中，围绕“回归词”进行过认真讨论。“回归词”即词语的轮回借用，大多指的是借自古汉语的日语汉字词又传回汉语。从理论上讲，可以区分回归词与日语利用汉字自创词的不同，但落实到具体词语的判断则有很大困难，如何判定以固定的“词”出现于现代汉语中的回归词，其前身古汉语是固定的“词”还是临时搭配？对词义的变化如何判断？哪些算是原词固有义的自然发展？哪些算是在新的语言环境中产生的引申义？哪些算是外来新义？哪些算是同形而异义？对这些问题学界往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分别考察它们在日语文献与汉语文献的存在状况，这样巨大的工作量非接力研究与共同研究不可。

中日同形词就是从形态上汉语与日语相同的词。中日同形词是汉字文化圈内长期文化交往、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文明一直是汉字文化圈内学术知识的提供者，如汉唐的律令制度、典籍诗文，宋明朱子理学、白话小说、汉译西书等，大量汉字词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19世纪中叶以后，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开始从兰学、洋学中直接汲取消化西方新的知识体系，为此他们创制了大量汉字新词。甲午战争后，大量日文著作和辞典又被引入中国，大量汉字新词也融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过这样的文化互动与词汇交流，形成了大量的中日同形词。中日同形词在形态（能指）上相同但意义（所指）上未必相同。有不少中日同形词只是在形态上相同，意义（所指）上或有细微差别，或有重大差异，需要认真辨析，单纯以中日同形词为依据研究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往往驴头不对马嘴。相对于中日同形词，反而是有些中日“近形词”（包括繁体字，简体字，日本新汉字等字体上的差别；也包括词序颠倒词义相同的词；还包括同义词素相互替换的词，如“撮影”与“摄影”；“社说”与“社论”）更能反映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的密切联系。

顾名思义，“新名词”就是新的名词；“新学语”就是新的学术用语；“新漢語”就是日语中新的“漢語”；“和製漢語”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汉语；“日语借词”就是汉语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中日同形词就是从形态上汉语与日语相同的词；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涉及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研究时就更加纠结。“新名词”“新学语”“新漢語”之“新”新在何处？何谓“名”？何谓“学术”？“日语借词”就是汉语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由于中日文化互动频繁，单向的汉语从日语中借来的词的判断是个大问题，起码利用现有汉语外来语词典判别“日语借词”有较大误区；中日同形词就是从形态上汉语与日语相同的词，但汉语与日语形态上相同的词很多存在意义上的差别，反而中日“近形词”中有许多文化互动的消息，单纯以中日同形词为依据研究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往往驴头不对马嘴；“和製漢語”是日本人创制的汉语，不要说日本人创制的汉语的准确判断至今仍未完成，即使我们可以准确判断哪些是日本人创制的汉语，在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研究中，现代汉语在多大程度、什么意义上借用“和製漢語”又与“日语借词”纠缠在一起。新名词·新学语·日语借词·中日同形词·新漢語·和製漢語·回归词都能部分的运用于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但又有各自的局限，都存在认定上的问题，都存在定性与定量的问题，部分还涉及时效与常用性问题。本文在无奈时会以更加圆融的“跨界互动”来定义学语之“新”，从而展开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的问题。

“跨界互动”中的“跨界”首先是指跨新旧之界，跨出古代汉语的边界进入现代汉语或古代汉语中不存在的汉字词，在这一点上与“新名词”“新学语”“新漢語”之“新”是一致的，但“新名词”“新学语”“新漢語”之“新”是就当时而言，时过境迁，许多当时的“新名词”“新学语”“新漢語”一部分被时代淘汰，一部分生命力强大的则可归类为“跨界互动”。其次是指跨中外之界，指参与汉字词的创造、改造、普及定型者的跨国身份。“互动”是指由不同的文化主体在不同时期参与创造、改造、普及定型、认同享用的汉字词。广义上讲，由于“跨界互动词”采取了汉字的形式，汉文化主体的参与就不言而喻，关键是“跨界互动”需要汉文化主体以外的文化主体参与，这种参与方式可以是对汉字词的创造，也可以是对汉字词的改造的（形同义异）；可以是对汉字搭配的词化，也可以是对汉字词的普及定型；可以是对汉字词在外形方面的创造、改造、普及定型、享用，也可以是对汉字词在意义、用法上方面的创造、改造、普及定型、享用。

在“跨界”的意义上，“跨界互动”新学语取得了与新名词·新漢語·和製漢語·日语借词·回归词的一致，但由于对不同文化主体“互动”过程的强调，“跨界互动”新学语突出了造词过程、社会认同、常用性的因素以及文化互动的意义；把“跨界互动”新学语作为一个研究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的新概念，是为了克服新名词·新漢語·和製漢語·日语借词·回归词这些概念缺陷的无奈之举。它可以有效摆脱“新”在何处与时效性的追问，扩大文化互动共享的容量；使用“跨界互动”新学语，可以暂时悬置“新漢語”·“和制汉语”·“日语借词”定性与定量的艰难，有利于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研究的轻装前进；与中日同形词相比，“跨界互动”新学语把“近形词”（包括繁体字，简体字，日本新汉字等字体上及自语言正字法上的细小差别；也包括词序颠倒的词、同义词素相互替换的词）纳入其中，有选择的突出意义（所指）上的关联，更能反映文论新变与文化互动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