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键词研究：奉天与奉人的区别

据清人苏舆考，“一以奉人”亦作“一以奉天”。因为明代天启时朱养和所刊孙鑛评本和清代凌曙注本均无“人”字^[28]；清人卢文弨校本为“奉天”^[29]，并进而解释说：“本书（指《春秋繁露》）言奉天者，屡矣，^[30]《楚庄王》篇云‘奉天而法古’，《竹林》篇云‘上奉天施’，皆是。盖事若可贯，以义一其归；例所难拘，以变通其滞。两者兼从，而一以奉天为主。”^[31]简言之，“从变从义”应以“奉天”为依归。此当为确论。

首先，董仲舒有明确的“奉三本”说。其《春秋繁露·立元神》云：

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纵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廓，名曰虚邑。……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称，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来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

显然，“奉天本”“奉地本”“奉人本”实谓董氏所谓“奉三本”，且“奉天本”与“奉人本”的主要内容大不相同，前者“郊祀致敬，共事祖祢”，后者“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两者的功能亦大异其趣，前者“举显孝悌，表异孝行”，后者“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天生、地养、人成虽“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但“奉天”与“奉人”不能简单混同。

其次，董氏所谓“奉天”之“天”继承了古代先哲的智慧。在古人眼里，“天”一般与“圣人”紧密联系。如《老子·第四十七章》云：“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在老子看来，唯有“圣人”能见“天道”，也惟有“圣人”能体“天道”。《中庸》云：“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在孔子看来，“圣人”之道可以“峻极于天”。《周易·系辞上》则直接将“圣人”作为“天”的代言人：“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又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对于“天”，“圣人”既可“拟其形容”“观其会通”，又可“拟之”“议之”“则之”“效之”“象之”。在这里，“圣人”成了“天道”“天意”的代表。《孟子·尽心下》更将“圣人”之于“天道”归为“命”：“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圣人之于天道”如同“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知之于贤者”一样，“皆命禄，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与古代贤哲相似，董仲舒视界的“天”也多与“圣人”相涉。如《春秋繁露·诸侯》云：“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32]《立元神》云：“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33]圣人不仅懂得“天意”，而且“兼利之”，并与之相应：天积众精，圣人积众贤；天自刚，圣人自强；天自光，圣人自明。

再次，董氏所谓“奉天”之“天”在踵武前贤的基础上，又有所推演和深化。换言之，董氏之“天”与前哲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其“天”相涉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圣人”；不同的是，古人所指“圣人”多与“天道”相连，而董氏所指“圣人”大多与“王事”“王道”密切联系，并进而演变为现实化的“义”。如《官制象天》云：“人之材固有四选，如天之时固有四变也。圣人为一选，君子为一选，善人为一选，正人为一选，由此而下者，不足选也。四选之中，各有节也。是故天选四堤十二而人变尽矣。尽人之变合之天，唯圣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虽然诚如春夏秋冬四时，分别是天之少阳太阳少阴太阴之四选一样，圣人君子善人正人四材，分别是官制之三公三卿三大夫三士之四选，但“尽人之变合之天”的天人相合之力唯有“圣人”才能胜任，而这正是“立王事”的由来。至于其具体表现，则莫过于春夏秋冬天道之四时与庆赏罚刑王道之四政的相副、相应和相类。其逻辑演进可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天道之四时，异气同功，所以成岁。董氏云：“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凉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34]

其二，王道之四政，异事同功，所以成德。董氏云：“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35]

其三，天道之四时与王道之四政类应合符。董氏云：“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36]

以此为基础，董仲舒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君人”。这个概念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仅出现三次，且都见于《立元神》，分别如下：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

君人者，国之本也。

君人者，国之证也，不可先倡，感而后应。

何谓“君人”，董氏似未明言，但据其上下语境，“君人”似可当作“为人君者”或“君以兼人”的省略。前者是肯定语气，承“国之元”而发，“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37]；后者是否定语设，沿“国之本”而补，“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是所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孰甚焉？”^[38]无论是“为人君者”，还是“君以兼人”，究其实质，仍不离“王事”“王道”。

最后，在“天—地—人”形上等级制中，“天”的地位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奉人”“奉地”最终仍应以“奉天”为旨归。如《春秋繁露·玉林》云：“《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天”在董仲舒眼里虽与“王道”“王事”密切相关，对人却有着一种巨大的威慑力。如《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云：“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样，“民→君→天→民”便建构了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循环。

也正缘于此，所以我们说“从变从义，一以奉天”虽以“天”作为解释的终极准则，但其内涵却是社会层面的伦理，因为作为“天”的现实化的“义”，包含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同时，由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实化的“义”也不变。这就意味着，“义”所体现的伦理准则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普适性，它不会因为时间的延续、民族的流徙而发生变化，而这也正是二千多年来《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等儒家文化得以不断推演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从变从义”是儒家文化关键词的意义建构方式，它使中国历代儒生秉执“宜”“我”两端，皓首穷经，极大丰富完善了“礼”“仁”“性”“乐”“和”等儒家文化关键词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12&ZD15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代经学与中国文论”（13CZW009）阶段性成果。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4-95页。

[3]徐公持：《论诗纬》，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4]邓新华：《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载《宁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周法高：《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版，第7048-7049页。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7]仝晰纲、查昌国、于云翰：《中华伦理范畴——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8]刘雪河：《“义”之起源易礼新探》，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9]查中林：《说“义”》，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0]汪聚应：《儒“义”考论》，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www.xing528.com)

[12]庞朴：《儒家辨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页。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页。

[14]刘熙：《释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

[1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页。

[17]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4页。

[1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20]张松辉：《老庄学派仁义观新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6期。

[2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9-140页。

[22]仝晰纲、查昌国、于云翰：《中华伦理范畴——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23]“仁义”在《论语》中仅分言，无一处合言；在《孟子》中则既有分言，亦有合言。其后，无论分言，合言，都未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

[2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9页。

[2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0页。

[2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0-251页。

[2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3-254页。

[28]“天启本无‘人’字”；“凌本无‘人’字”。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页。

[29]“卢云：‘疑当作奉天。’”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页。

[30]《春秋繁露》中，“奉天”凡11见；“奉人”凡2见，“奉地”仅1见。

[3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页。

[3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3页。

[3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0-171页。

[3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

[3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

[3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

[3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6页。

[3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