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仲舒之前，汉代的“义”思想主要集中在陆贾和贾谊身上。“陆贾鉴于秦亡教训，提出治国要施行仁义，治民主清静无为，把儒家‘仁义’和道家‘无为’作了理论通融。贾谊也主张以仁义治国，同时主张兴礼乐以定社会尊卑秩序，故贾谊的义观念倡民本、重礼义、主有为。”[22]董仲舒作为汉代著名春秋公羊学大师，其义观念，尤其是君臣君民之义，都和《春秋》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董仲舒本着“厚躬薄责”之旨首次对“仁义”进行对比分析[23]，既丰富了中国古代“仁义”思想发展史，又开创了中国古代“义”观念新局面。
《春秋繁露·仁义法》开篇明义，首先借字形别名，以“仁”从“人”，“义”从“我”对“仁”和“义”进行了严格区分，并为两者“正名”：“《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24]
其次，指出不察、不省“仁义”之分的重要危害及其成因：“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25]在董仲舒看来，“仁之于人”和“义之于我”是“仁”和“义”在运用对象上的根本差别，其功能则分别是“安人”和“正我”。如果混淆了对象，“以仁自裕”，必然会打着“爱人”的幌子，爱自己而不爱别人，甚至损人利己；而“以义设人”，则必然会站在“义”的制高点上，苛求他人，甚至责备他人。这样“诡其处而逆其理”地运用“仁义”，不仅达不到“安人”和“正我”的目的，还会引起国家社会动乱。
再次，结合《春秋》分别对“仁之法”和“义之法”进行了详细说明：“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26]而在探讨《春秋》“义之法”时，董仲舒列举了四件史实：“楚灵王讨陈蔡之贼”“齐桓公执袁涛涂之罪”“阖庐正蔡楚之难”和“潞子之于诸侯”。前三件《春秋》之所以都“夺之义辞”，“弗予为义”，是因为楚灵王、齐桓公、阖庐三位君王虽能“正人”，而“我不自正”：楚灵王不仅弑君自立，且动机不良，灭陈、蔡后直接将其并入楚国；齐桓公假途于陈而伐楚，因齐军纪律涣散被陈国大夫袁涛涂不欲其返扰民，诱骗陷于沼泽，本身即有难咎之罪；吴王阖庐虽能打败楚国，为伍子胥报复父兄被楚平王错杀之仇，为蔡平复楚国欺侮蔡昭公而伐蔡之难，是典型的“正人”之举，但阖庐亦弑君自立，不能“正我”，且吴军进入楚国都城后淫乱不正。唯有赤狄之潞子，虽“无所能正”（包括“正人”），却因其“为善”“离于夷狄”，能正身而行（即“正我”），故而被《春秋》予之“有义”。
由此，董仲舒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事例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且与孔子的“身正”“正身”思想完全相通。如《论语·子路》曾反复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正缘于此，董仲舒认为“我无之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是一种“逆理”行为，所有人都不可能接受。(www.xing528.com)
然后，承延“义者，宜也”之旧训，揭示“以义正我”的具体方法：“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27]在董仲舒看来，“义”合“宜”“我”而为一，应有“宜”和“我”两个要素组成：“宜”是合适、合宜，侧重行为的价值取向；“我”是主体，侧重行为的作用对象。“宜”和“我”在此名异实同，换言之，“义”唯有“在我”才是合宜的。这样，“义”的躬身自行性、自主能动性便落到了实处。所以董仲舒说“自好”（即“好义”）并“有为”，便会“自得”；而“不自好”（即“不好义”），即便“有为”，也会“自失”。
最后，总结全篇，以“义与仁殊”为着眼点，在“求仁义之别”的同时，通过“内治反理以正身”“外治推恩以广施”的具体方法，深化了“仁造人”“义造我”之观念。单从“义”看，董仲舒的“内治”（即“治身”）关涉有四：其一，孔子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其二，《诗》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其三，《春秋》“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其四，《论语》君子“自攻其恶”。此四则材料都是“义”行的具体化，都体现了“以义正我”，严于律己的光辉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说“义”不仅“在我”，而且“造我”。
由上可见，董仲舒释“义”既踵武前贤，又有所新创。结合其“宜我合一”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所谓“从义”应是指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合宜的、公正的、正义的伦理道德规范。随着时代变化，其具体内容可能不同，即便是同一时代语境，也还会因不同的“我”而异，但合宜、公正、正义、仁道一以贯之。而董仲舒所谓“从变从义”则指：对《诗》《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解释虽然可以“无达诂”“无达占”“无达辞”，即不同的阐释者根据自己的“前理解”或“偏见”都可以采取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但是其解释必须遵循一个前提，那就是“义”，即儒家公正合宜的道德伦理规范。为了更清楚地突出强化“两从”的重要性，董仲舒紧接着提出了“一以奉天”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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