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的五德之一，《中庸》对孔子义思想精要概括

“义”作为中国伦理的五德之一，是先秦诸子的共同话语。儒、道、墨、法诸家各抒己见，形成了贯穿整个子学时代的核心思想之一。

儒家释“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中心。孔子曰：“义者宜也。”这是《中庸》对孔子“义”思想最精要的概括。冯友兰解释说：孔子的“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19]孔子之“义”不是外在的强制命令，而是内在的道德自律，且没有外在标准和具体内容。《论语》一书中“义”字虽出现了二十多次，但都没有直接给“义”下定义，而是走向二端。其一，“义”是君子的内在属性，如《论语·里仁上》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阳货下》云：“君子义以为上。”《卫灵公下》云：“君子义以为质”等。孔子理想的社会构型是君王行仁政，人人成君子。所以孔子从人的内心出发，认为“义”是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规约。他不主张用武力来征服人心，而重视温柔敦厚的诗教风化，欣赏人人自我“修己”“克己”的义。其二，“义”是君子的行事标准。如《里仁下》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述而上》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是鼓吹义利对立，而是在义利对举中凸现合义之风范。孔子的“义”君子修己的自律涵养和克己的行事风范的统一，是君子内心修养、个人行事的适中与合宜。

孟子发展了孔子有关“义”的思想，表现有三：第一，将“义”释为“人路”。如《孟子·告子上》云：“义，人路也。”《离娄上》云：“义，人之正路也。”《万章下》云：“夫义，路也。”“路”者，道也，途也、轨也，义是一条途径，通往仁，直达人心。将“义”比作“路”，即是将“义”外化为一种行事准则、规范。这是孟子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时代场域中针对杨朱“为我”、墨子“兼爱”等“邪说诬民，充塞仁义”的乱象而提出来的。第二，主张“义内”。如《告子上》载：“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即是说“义”虽本之于人心，但外化为人事时，则会因人因事因时而不同。不仅如此，孟子还从人心出发，提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并将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如《尽心上》云：“敬长，义也。”《尽心下》云：“义之于君臣也。”《梁惠王上》云：“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以“义”明君臣尊卑长幼之分，君行义以利万民，臣行义以侍奉君上，各施其行，各得其位。第三，舍生取义，“集义”以养“浩然之气”。《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公孙丑上》云：“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也，非义袭而取之也。”这样，孟子将“义”植根于“气”，便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操作性较强的行义、守义、集义的方式、方法。

荀子释“义”，其用有三。其一，理也。《荀子·大略》云：“义，理也，故行。”《议兵》云：“义者循理”。“理”是事理，是行为的理性思考。从小处说是按恰当的方式办事，从大处说就是按一定的规律行事。其二，节也。《强国》云：“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节”即适中、节度之义。荀子持“人性恶”的立场，认为人生而有各种欲望，可得满足时即求满足；不可或不能满足时，则须加以节制。其三，分也。《王制》云：“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君子》云：“义者，分此者也。”“分”即各就其位，站在其应该、合适的位置上，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规约性：一方面，“义”是人心的自我操控，内节于人，对己欲望的节制，自我身份的明确与规矩；另一方面，“义”是治理国家的良方，社会有森严的等级分层，有严格的礼法制度，行为得当，尊贤、尚礼即是义。

道家“义”思想最受后人争议。《老子·十九章》云：“绝民弃义。”《三十八章》云：“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庄子·马蹄》云：“道德不废，安取仁义。”《胠箧》云：“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故后人多认为老庄任自然、弃仁义，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这恰是老庄重视仁义的表现。如张松辉在《老庄学派仁义观新探》一文中认为老庄的仁义标准还要高于儒家，因为道家主张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仁义行为。^[20]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其实质是无为即无所不为，抛弃有目的的有意识的义，才是最高道德的随性之义；老子所论世间“无”是母，有无相生，无仁义即会生仁义；老子也不定义“名”，因为一旦定了，它便不是原来的名，无名便是一切可名之；弃义便不规范义的具体行为，而是人性善的都具有义的特质。庄子所讲的义是把属于外在的仁义融化在人的心灵中，把行仁行义由一种勉强的、有意识的行为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无意识行为，即《庄子·天地》所谓“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简言之，“绝仁弃义”是不求而得仁义。(www.xing528.com)

与儒家相比，墨家释“义”迥然有别。首先，孔子的“义”是个人自己的规约；墨子的“义”则是天下之一同。如《墨子·尚同下》云：“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天志下》云：“义者，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公孟》云：“夫义，天下之大器。”在墨子看来，“有义”是“尚同一义”；“无义”是一人一义。唯有一同天下之义，社会才能大同而治；倘若一人一义，则会大乱。其次，在义利关系上，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本质，利是小人的追求；墨子则主张义利同一。如《墨子·耕柱》云：“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以世俗功利的眼光看待义与利，认为利于天下的一切行为都是“义”。也正缘于此，墨子主张“非乐”，倡导“三表”；断定“厚葬久丧”非义，“节葬短丧”合义。第三，儒家在行义、守义的过程中主张亲亲，宣扬爱有差等；墨子则提倡“兼爱”为义。《兼爱下》云：“兼即仁矣，义矣。”作为社会下层的墨子，亲眼目睹社会待遇分配不等，亲身感受社会资源划分不公，故将尚同与兼爱的社会理想贯穿于“义”的思想中，并以利的标准来检验“义”的实施，自成其一家之言。

法家的“义”思想，从表面看，似与儒家相类。如《韩非子·解老》云：“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但质而言之，则大相径庭。儒家释“义”为适宜，其着眼点在人的内在修养，在人与人之间的行事合宜。韩非论“义”，则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如《解老》云：“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21]这里，韩非虽然也列举了知交朋友、亲疏内外基本关系的行事合宜，但其重点则在“臣事君”“下怀上”“子事父”“贱敬贵”等尊卑关系的恪守与合宜。出于树立君主权威的需要，韩非特别强调君臣之义、贵贱之别，在《饰邪》中明确提出“人主之公义”与“人臣之私义”，反对“私义”，提倡“公义”。而去“私义”行“公义”的真正内涵则是去仁义、尊权势、守法令。韩非只是单向度地强调臣对君的尊敬、下对上的服从之义，凸显君上对臣下的绝对权势威望，而忽略“义”的双向维度，“义”不仅是下对上的义务，同时也应该是上对下的尊重。

显然，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子学时代，“义”观念在儒、道、墨、法诸家中已呈现出家殊义异的百家争鸣状态。尽管诸子站在各自的立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便是合适，也即是宜。将“义”释为“利”，是认为义利相生，义利相通，正当的义能带来利，合宜的利也能生义；将“义”比之于“理”或“路”，是合乎一定准则、规范的理路，这是要求行动合符事物发展规律；将“义”视为分、节，是行为、欲望的节制，是分等级、明尊卑的礼法，也是适中不过分、合宜不乱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