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从义：儒家文化关键词研究方式-第三辑

张金梅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　要：“从变从义”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儒家文化关键词的意义建构方式，“义”有着丰富而复杂的流变历程。从字源上看，甲骨文、篆文楷书理路虽各有所指，但将“义”训为“宜”也符合事物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义”在儒、道、墨、法诸家中虽曾呈现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的百家争鸣状态，却仍然遵循着“义者，宜也”的内在逻辑。董仲舒踵武前贤，合“我”与“宜”为“义”，并与其“一以奉天”相权衡，奠定了二千多年来《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等儒家文化得以不断推演的理论根基。

关键词：从变从义　宜　我　一以奉天

“从变从义”一语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第五》：“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2]该说在《春秋繁露》中仅一见，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与关注。当前，主要表现为两种代表性的意见。(www.xing528.com)

其一，以徐公持先生为代表，认为“从变从义”就是“从人从宜”，“人”指说诗者；“宜”指权宜。其《论诗纬》一文指出：“‘从变从义，一以奉人’，说出他心中的解诗奥妙，‘从变’的含义，即是说诗‘人’一己之体会及不同场合的需要；‘从义’的含义，即是从‘宜’，是权宜。”^[3]这种解释有“同义反复”之嫌，因为“说诗‘人’一己之体会及不同场合的需要”就是“权宜”，都是以说诗“人”的权变、权宜为准的。

其二，以邓新华先生为代表，将“从变从义”解释为“文学释义的自由与限制”，“从变”是自由，“从义”是限制。其《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一文指出：“所谓‘从变’是指解释者可以依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语境对释义对象进行灵活自由的理解和解释，而‘从义’则是强调解释者对释义对象的主观理解和解释又必须顾及作品本文的客观内涵和基本旨义。”^[4]这种解释理论上是周延自洽，但实践操作起来往往不易。因为“从变”作为解释者释义的灵活自由常常会与“从义”作为被释义对象的固有涵义相互矛盾、制约；而“作品本文的客观内涵和基本旨义”亦是解释追求客观的一种乌托邦。

从上述徐、邓两位先生的代表性意见来看，“从变”的解释几无分歧，都是指解释者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言说的场境，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以及想象力和知解力，对被释义对象作出自由的、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而“从义”的解释则有较大不同，徐先生认为“从义”意指“从宜”，是权宜之术；邓先生认为“从义”意谓遵从作品的本义。到底哪种解释更为合理，我们拟结合先秦诸子及董氏本人的相关论述，略陈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