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责任制落实，十分重要的农村改革

农村改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蓟县的重大改革内容之一。这场改革从1979年开始起步，到1983年基本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是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逐步推进的。

（一）作业组的产生

蓟县一些农村根据生产需要组建作业组，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常年固定的作业组适用于果树、棉花、畜牧业、副业等专业生产，也适用于较大的生产队（如百八十户）划分农田作业组。下营公社西大峪第二生产队把农业、果树、副业生产划分为4个组，固定专人负责养牲畜、养猪、放牛、放羊，生产队与作业组或各专摊人员签订合同，实行定额记工加奖惩的办法，达到了明确任务、分清责任、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目的。临时半固定性的作业组适用于较小的生产队（如三四十户），一般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记工，生产队长派活到组。宋家营公社马官屯三队从1975年就采用这个方法，效果很好。

1979年2月，县委召开蓟县四级干部会议，提出建立岗位责任制，最早推出的就是作业组。县委确定，作业组的性质是完成生产任务的劳动组织，不是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作业组的职责是按照生产队的任务安排本组农活，支配本组劳力，采用先进技术，使用生产队分配的物资，验收作业质量，决定本组记工方法。四级干部会后，作业组在全县迅速增多，200多个生产队划分了临时作业组，300多个生产队划分了专业作业组，部分队还划分了常年作业组，显示出新体制的巨大优势。上仓公社六里屯大队按照种植业、菜园子、养猪场等划分作业组。土地按方划分，以质定产；牲畜、机具统一管理，分组使用；产品由队统一分配，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超产奖励，取到了很好效果。

1979年11月底，县委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作业组。指出“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划分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作业组是发展生产的一个好形式，应该加以提倡”，“不论生产队的规模大小，都应按照农、林、牧、副划分不同的专业组”。

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一再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各级干部绝大多数还缺少突破的勇气，虽然肯定了作业组，却要求必须坚持生产队的“五统一”，即生产资料统一支配，种植计划和经营项目统一制定，生产投资统一使用，劳力统一调配，产品和收入统一分配，不准改变核算单位；只要求按劳力划组，不允许按户划组；而对一些村队按户划组，牲畜、土地、机具等生产资料一分到底，称其为“变相分队”，给予了批评。

（二）多种责任制的建立

土地经营机制改革是农村历史性变革的起点。1978年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出售农副产品受到严格限制，生产队派活实行大拔轰，生产效率较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但县委对生产责任制的支持，对全县建立生产责任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1980年8月，县委、县政府召开山区建设座谈会，与会人员思想有所解放，会议提出“对一些不便集体经营的零散地，可以包产到户”。这一年，全县有2474个生产队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占91.9%。责任制的形式也突破了单一模式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按劳动底分分任务、包管理到户，临时定额、小段包工，综合性常年作业组，甚至个别村出现了包产到户。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特别肯定了包产到户，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文件的学习贯彻使县委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1980年11月底、12月初，县委召开各级干部500余人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决定，根据蓟县实际情况，应大力提倡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

1981年5月，县委召开工作会议，再次研究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进一步放开了生产责任制形式。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本着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原则，根据群众愿望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10月统计，全县当时2833个生产队有2759个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占97%，但实行包产到户的比例很低。

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深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认识，县委在1981年9月组织31个调查研究小组，对全县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情况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县委于1981年10月召开了有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300余人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推动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落实。会上，大家认真回顾推进生产责任制的过程，对生产责任制产生了新的认识：一是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是拆散集体经济，而是对集体管理经济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的弥补。二是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三是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不是一种形式，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四是生产责任制是加强农业管理的好形式，无论穷队、中间队、富队都需要建立生产责任制。这次会议是蓟县农村改革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不仅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批判的“包产到户”等经济管理形式恢复了名誉，更重要的是把“大包干”列入蓟县的一种主要责任制形式，“不仅穷队适用，一般队也可以搞”。但限于当时的认识程度，会议虽主张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自愿，不搞一刀切，确定的主要任务却是普及联产责任制，强调处理好统和包的关系，保护集体财产，发挥集体经济优势。

会后，全县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速度大大加快，多种责任制形式如雨后春笋，在全县遍地开花。到1981年年底，短短两个月，全县2858个生产队中，落实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有2572个，占90%，其中实行联产承包的2165个，占总队数的75.8%；实行不联产的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和包管理到户等责任制形式的队仅407个，占24.2%。在联产承包过程中主要呈现出5种形式：一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即在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按农、林、牧、副、渔各业的需要和劳动专长，确定各业的专业队、专业组，实行专业分工、联产计酬。全县实行这种责任制的有74个生产队。溵溜公社靳庄大队从1979年就实行这种责任制，县委给予了充分肯定。二是统一经营，联产到组。其基本特点是“三不变”（集体所有制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统一分配不变），“四统一”（统一种植计划，统一耕种，统一管水用水，统一管理和使用大中型农机具及牲畜），“五定一奖”（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费用，定工分，超产奖、亏产罚）。全县有399个生产队实行这一形式。三是包产到户。即在坚持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把农业、畜牧业、养殖业和副业，按产量包给农户，实行超产奖、亏产罚，全县有112个生产队实行。四是“双田制”。即按自然人口分口粮田，按劳动力分责任田，口粮田所收获的粮食全部归各户所有，责任田实行定产承包，超产奖、亏产罚。全县有175个生产队实行这一形式。五是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即将一定数量的耕地或非耕地按人劳比例或按人头承包到户，每户每年除完成国家派购任务、向集体上交一定比例提留外，自主支配剩余产品。农民说这种新式的责任制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最欢迎这种责任制形式，全县有1405个生产队实行这种形式，占实行联产责任制总队数的64.9%。

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初步打破了“大锅饭”的僵化模式，把农业生产中的种种风险与物质利益，都同社员的劳动投入紧密结合起来，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解决了派活“大拨轰”、劳动无定额、出工不出力等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多种责任制形式的存在，为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提供了一个对各种责任制形式观察、比较的机会，从而为以后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