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至1944年8月,是冀东和蓟县党领导人民对敌斗争最紧张、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敌人连续实行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妄图以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相结合的总体战,彻底摧垮盘山抗日根据地。蓟县党组织和全县人民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沟壕堡垒政策是敌人分割、封锁、蚕食我军根据地的主要手段。因此,蓟县人民反蚕食斗争的第一步就是反挖沟筑碉斗争。敌人开始修沟筑碉时,我党就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群众用逃、磨、拖的办法进行抵制。敌人来抓工,青壮年就逃跑;在施工中,有敌人监视就干活,敌人走了就停工。有时白天垒上,晚上又去拆。有时地方武装故意打枪,民工听到枪声一哄而散。就这样,敌人在蓟县的沟壕碉堡工程从194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43年5月才勉强完成。
第二步是反敌人诱降自首政策。首先在群众中加强革命气节教育。蓟宝三联合县兴特区还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其次,加强锄奸工作。当时八区下营一带汉奸横行,直接威胁到隐蔽在北部山区的党政机关的安全,工作无法开展。为此,李子光从承德将熟悉这一地区情形的刘继抗游击大队调回。刘继抗经认真调查,首先处决了黄崖关村的汉奸史广仁,后又枪毙了专门监视我方工作人员活动、监视群众修人圈(日军强迫百姓集中居住的地方)的苏七。在盘山除掉了北后子峪原民兵中队长、后投敌叛变的么宾。这样,狠狠打击了汉奸分子,给动摇分子和亲敌分子以警告。
同时,在工作方法上,注意隐蔽,将暴露的党员妥善安排,有的脱产,有的参加军队,也有的暂时转到外村。党员以群众面目参加各种斗争,在斗争中起骨干作用。在敌人蚕食较长时间的地区,还建立了平行支部。对于目标较大,有公开职务的党员单独组成支部,其余的和新发展的党员组成另一个支部,互相不发生横向联系。这样,就有效地堵塞了敌人实行诱降自首政策的途径。
此外,还灵活运用两面政策。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时,我方过分强调拼死斗争,吃了不少亏,很多党员、村干部被捕杀,抗日的一面村减少,两面村增加。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局势,党及时制定了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策略:允许担任公开职务的村干部向敌人登记,但不准暴露党员身份,不准泄露党的机密。有计划地派遣党员参加“剿共自卫团”组织,打进敌人内部进行斗争,并积极争取上层人物,教给他们应付日伪的办法。也允许群众向敌人少量的交粮交款,应付敌人。六百户村党支部几个成员经区委批准都参加了“剿共自卫团”,书记刘井海担任自卫团团长,贺纯担任自卫团主任,高川担任自卫团情报主任。他们表面上应付敌人,提供假情报,暗中接送八路军和物资,成了当时东、西部工作人员过封锁沟的唯一交通站。这个在敌人炮楼底下的党支部一直未被破坏,没有一个党员自首。我党两面政策的正确执行,争取和团结了抗日力量,保住了一部分党员和支部。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在后来恢复基本区时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蓟县人民反蚕食的斗争,除了以上几种斗争形式外,还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方民兵武装的顽强斗争方面。
盘山人民为了保卫根据地,同留在这里的党政工作人员和军队患难与共,不惜牺牲。当八路军战士和抗日人员被敌人包围,来不及隐蔽时,群众就认他们是儿子、女婿、丈夫,有的因此献出了生命。
在敌第五次“治安强化”中,盘山成了敌人所要摧毁的目标。敌人从塔院到夏各庄挖了深、宽各5米的“防共壕”,沟南是“良民区”,沟北是“匪区”,妄图把抗日人员和八路军封锁在盘山,断绝平地和盘山的联系。在斗争环境最残酷的时候,盘山仍有十几户群众坚持不下山。他们实行坚壁清野,敌人来了就利用山洞藏身。砖瓦窑的杨老太太多次机智地掩护八路军,精心照顾伤病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抗日物资,子弟兵都亲切地称她为“杨妈妈”。联合村的崔老太太冒着生命危险,骑着毛驴,穿过封锁线,给八路军办事。还有朴老太太、龙老太太,她们多次给我方送情报、照顾伤员、掩护八路军脱险。
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盘山直属区报国会主任徐进义、儿童团团长孙世昌等6人,隐蔽在盘山东麓西流水村北的“神仙洞”里。他们背了6个咸菜疙瘩上山,吃草根、树叶,挨饿受冻,坚持当好部队和上下山干部的交通员。于凤存为了让坚持山上的同志吃上熟饭,把仅有的一口小锅,用了藏,藏了用,视如生命一般。
在敌人统治最残酷的1942年,我军主力部队和工作人员已转移到外线,盘山只有十几名民兵一直在坚守阵地。这年秋,盘山民兵在水泉沟开会,专署公安科长叶田从边北过来看望民兵,见到这些民兵住无房,吃无粮,钻山洞,跑山梁,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顽强坚持,非常感动,他说:“你们就叫盘山民兵班吧!”并鼓励他们坚持到底。从此,“盘山民兵班”成为一个战斗集体,他们就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敌人的腰椎上。(www.xing528.com)
1942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敌人连续搜山,民兵们每人带了1.5公斤炒米,攀峰越沟,转移到盘山冰凉洞里。他们一直坚持到第7天夜间,下山后听说官庄的鬼子扬言盘山周围电杆倒一根要用盘山一个人头来补。民兵们就在当天夜里从盘山砍到邦均,三四公里路上的电杆全倒了。回山的路上还不断鸣枪,告诉敌人是盘山上的队伍干的。敌人以为大部队又过来了,只好龟缩在据点里。在这年冬天的一个清早,盘山民兵班下山来到瀑水村,正巧碰上鬼子山本在村边巡逻,民兵们机智果敢,一枪将山本击毙。他们就这样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坚守阵地。
敌人开始第五次“治安强化”以后,党和政府机关被迫转入长城外黄乜子、太平沟一带,地委领导干部也经常到这里来。因此,这一带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伪军经常从下营、马兰峪、马伸桥、三拨子、四拨子、麻地等据点出发,来这里扫荡。黄乜子、太平沟的民兵和群众利用附近的70多个山洞同敌人斗争。敌人来搜山,他们就和政府工作人员藏在洞里。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烧炕的办法,把洞里点上火烧热,扫去灰就睡在地上。没有粮食吃,就采各种树叶充饥。他们把八路军的伤病员安置在洞里,来了敌情背起伤员就跑,有时要爬到海拔1000多米高的人称“八仙桌子”的地方去。女民兵韩玉荣在一次“跑反”(百姓被迫离家逃命)时抱着一周岁的小女儿,背着八路军的药品、文件、鞋袜等20多公斤重的东西,实在跑不动了,就把小女儿放在大河套里。敌人走后,去抱孩子时,孩子已经冻死了。
下营、翟庄一带的30多名民兵组织了武工队,经常到下营据点打冷枪、埋地雷,袭击敌人,使敌人不得安宁。
为了配合盘山一带的地方武装坚持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主力部队也经常采用游击战术,深入盘山地区相机打击敌人。1942年8月17日,正当日伪军大举进攻盘山的时候,我十三团二营来到盘山东侧洪水庄,将日军的前卫小队40余人包围,在教导员王文的指挥下,经过半小时激战,将敌全歼,缴轻机枪2挺、掷弹筒2个、步枪20余支。
在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期,蓟县平原地区几乎全部被敌人蚕食。但是当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不畏强暴,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1942年夏季,县委在刘戴庄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二区、三区、五区、六区、八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参加了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研究部署了坚持平地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1942年10月中旬,坚持在蓟宝三联合县二区斗争的县委宣传部部长高昌,在头道洼召开紧急碰头会。县抗日报国会主任宋林、二区区委书记林皋参加了碰头会。会上传达了地分委书记李子光的工作意见,指出平原地区垮了,必须抓住可靠村,建立堡垒户、堡垒村,保护党组织,并利用敌人的组织和敌人进行斗争。对蓟县东部二区一带工作做了分工。派王克兴以看花楼村为依托,坚持在六百户大沟东开展斗争,林皋以七百户、六百户为中心坚持在大沟西,墨耕坚持在州河北。会后这些同志都到了工作岗位,白天隐藏在堡垒村、堡垒户中,夜间进行工作。敌人到处搜捕他们,捕不到就抓家属。为了对付敌人的清乡扫荡,保证抗日人员的生命安全,堡垒户、堡垒村都挖了地洞。瓦岔庄堡垒户张桂荣一家为了掩护我抗日干部,在院子里就挖了13个地洞。二区区委委员墨耕、小区干部耕田在王刁庄潘震余家整整钻了一年地洞。共产党员潘震余、潘震廷每天给墨耕等人送饭。二区平原地区的六百户党支部一直没有被敌人摧毁,在敌人清乡时,面对敌人的刺刀棍棒,党员们互相鼓励。七百户村因为有区干部于伯川坚持斗争,党组织也没有遭到破坏。同时,他们还把堡垒村、堡垒户联结起来,建成秘密交通线。党派人坚持地下交通线工作,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传送情报、转递信件、护送干部。
在异常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蓟宝三联合县党的领导机关能够坚持,边北部队能够生存,直到最后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政策的成功运用。如蓟宝三联合县三区在敌人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先后有5名区委书记和区长牺牲,斗争异常残酷。但是三区的党组织一直灵活地运用党的政策,坚持为山上的机关部队征粮征款,并有效地保住了从东公乐到栲栳山至盘山至黄乜子、太平沟这条交通线,天平庄的孟宪之、东公乐村的陈景兰还从敌人内部搞到我方所需要的情报和物资。
1942年4月至1944年4月的两年,是蓟县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蓟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采用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很多党员、干部英勇牺牲了,有3万余名群众惨遭杀害(据1943年1月26日县委扩大会议公布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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