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州区革命老区被敌人蚕食，抗日武装遭重创

冀东区党分委预计到敌人新的“治安强化运动”的到来，1942年春，发布《为粉碎敌人的春季扫荡而斗争》的指示，指出要避其精锐，保存实力，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坚持基本区的反扫荡斗争。

从4月1日开始，敌人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先是以军事围剿为主，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从5月24日到6月中旬，敌人集中兵力对黄乜子、太平沟及盘山广大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拉网式扫荡，妄图将抗日武装一举歼灭。尔后，又采用了在军事斗争中分而治之的办法，对盘山抗日根据地分割包围，严密封锁。把盘山以北划为“非治安区”（我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即杀光、抢光、烧光。同时在盘山前许家台、官庄、彩各庄一线挖一条三丈宽、两丈深的壕沟，并在这些村庄安上据点。盘山里的田家峪、狐狸峪也筑了炮楼。散居山沟的群众被集中到山下，加以控制和监视。

这次扫荡，使盘山抗日根据地遭受了严重损失。6月12日，蓟宝三联合县五区区委书记刘旭东等3人隐蔽在小朱庄村南桥洞子内，被敌人发现，英勇牺牲。7月8日，日本小队长山本到一区辛庄子扫荡，坑杀无辜群众11人。9月29日，敌人奔袭兴隆县砂峪沟，冀东西部地分委书记兼蓟宝三联合县县委书记田野和医生、警卫员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1942年9月至12月，敌人又紧接着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运动，主要是对“非治安区”以外的地区进行逐块蚕食，以实现其“非夺取冀东不可”的狂妄计划。敌人把蓟县的平地划分两块：一块是所谓“治安区”（敌占区），如县城、马伸桥、邦均等镇；一块是所谓“准治安区”（我基本区）。

为了逐块蚕食，敌人首先把我基本区割成碎块。九、十月间又从外地抓来大批民夫挖壕沟、筑碉堡，在蓟县境内挖了两道大封锁沟：一道西起段甲岭，东到太平庄，长达50余公里；另一道北起东葛岑北山，南至沽河北岸，长达45公里。还有许多道小的防共沟壕，纵横交错，共占去农田4500亩。禁止在防共壕和警备路300米内种高粱、玉米等高秆庄稼，沿壕沟和公路修建了70余座碉堡。

敌人在完成以上军事措施后，又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破坏。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厉行“清乡”。在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时期，敌人轮流出击，沿村搜索，实行村村联防，户户联保连坐，造成群众恐惧，不敢接待抗日人员。日本特务柿岛在蓟县专门成立了一个30余人的清乡突击队，到全县每个角落去“清乡”。与此同时，驻守各据点的敌人也三天一“清乡”，五天一“扫荡”，接二连三制造惨案。

二是制造“无人区”。蓟县的“无人区”，随着敌人的血腥镇压，范围不断扩大。至1942年年底，沿邦喜公路大部山地，西起盘山，东至孙各庄，北起长城外黄乜子、太平沟，南至看花楼都变成了“无人区”，总面积650平方公里，近200个村庄。敌人在冀东西部搞“无人区”，重点是盘山抗日根据地，他们想一举摧毁冀东西部这一抗日中心。在盘山周围沟壕纵横，碉堡林立。在盘山前后、左右就设立12个据点。敌人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对山区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www.xing528.com)

三是实行“诱降自首”。敌人在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中，还用诱、吓、诈的方法寻找共产党员、抗日工作人员，以便摧毁我基层组织。

敌人对党员、村干部实行诱降自首政策，对广大人民群众则进行奴化教育，在据点附近和据点内建立学校。马伸桥镇设了新民小学，8至15岁的少年儿童一律强迫入学。

紧张残酷的环境和敌人的诱降自首政策，使基本区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些投机革命和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有的被捕自首了，有的携械投敌了，有的消沉隐退了。曾在1938年参加抗日大暴动，历任蓟平密和蓟宝三联合县区长职务的王学敏，于1942年叛变，出卖了党政机关大量机密以及一些区、村组织情况，并为敌人出谋划策，取得了日寇的信任，被委任为大松特务工作队队长、宪兵队队长等职。他曾带大松工作队在上仓、下仓、马伸桥等二十几处，召开几十次党员自首大会，迫使全县2000余名党员登记自首，严重破坏了我党的地下组织。

四是成立各种反共组织。在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时期，敌人首先在一区大现渠村建立了第一个“模范大编乡”，然后推广至全县，实行保甲连坐。在城内，汉奸李午阶把叛徒、特务网罗在一起，成立了各种反动组织，如剿共自卫团、密侦班、兴亚队。在八区还成立了蓝旗、白旗、黑旗等反动组织。四区、五区的伪组织在青纱帐后就组织起来（如在龙虎寺、东葛岑、台头、伯王庄等村），村与村互相监视，利用少数坏人从中煽动，有的潜伏在村内，进行反动宣传，给敌人提供情报。

为了加强控制，李午阶亲自担任蓟县剿共自卫团总团长。各乡、各村都设立了自卫团大队、中队和小队。自卫团任务是沿各防共壕站岗放哨，监视我军行动。

在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期，由于敌人残酷的政治统治和野蛮的军事进攻，蓟县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