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利文具店：蓟县老区发展史

由于李立三“左”的错误影响，蓟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到1931年年初，全县党员由60多名减少到仅有四五名。县委负责人李子光遭国民党县政府悬赏通缉，无法容身。蓟县城内只留下在民众教育馆任职的共产党员张筱蓬和党的秘密交通员冯庆平继续坚持工作。

同年5月，京东特委在遵化马兰峪召开迁（安）、遵（化）、蓟（县）三县代表会议。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停止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等决议精神，正确分析了三县革命形势，作出了广泛慎重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决定；选举产生迁遵蓟中心县委，由李子光任书记，韩东征、钟玉铎（即孟仰周）二人任委员。会议决定由李子光负责蓟县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韩、钟分管迁安县和遵化县。

这次会议以后，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张筱蓬在民众教育馆秘密发展该馆馆长孟新周、王济川入党，县城内党的组织开始恢复。孟新周又单线发展瓦岔庄张广儒入党。在这期间，门家庄共产党员王坤载从外地回到蓟县从事党的活动。

1933年春季，在王明“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京东特委又强令迁遵蓟中心县委在迁安组织武装暴动。李子光等人认为，党组织刚刚恢复，举行武装暴动条件尚不成熟，为避免造成损失，没有执行特委指示，结果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省委刊物《火线》连续发表《右派是统治阶级进攻革命的先锋队》《再论迁安右派》等文章批判中心县委。6月，迁遵蓟中心县委被解散，李子光被切断组织关系。不久，迁安在新县委领导下，组织暴动，不到3天即告失败，党员骨干70多人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蓟县党的工作失去领导，革命活动趋于消沉。迁遵蓟中心县委被解散后，钟玉铎于10月间投靠了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李维周，使蓟县党组织遭到第二次大破坏，党员张筱蓬、孟新周遭敌人逮捕，蓟县简易师范的个别党员以及20多名反帝大同盟盟员落入李维周的魔爪。敌人为了破坏党组织，扩大反共宣传，在天津《大公报》上公布了这些党员和反帝大同盟盟员名单。因此，刚刚有所恢复的蓟县党组织又遭受了严重损失。

迁安暴动失败后，李子光奉命收拾残局。经过研究，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蓟县。面对蓟县党组织的现状，他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决定在蓟县首先开辟立脚点。当年中秋，李子光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严令通缉，秘密来到蓟县城，创办了“一分利”文具店，作为党的活动联络点。

文具店由何云台、王坤载筹资经办，并分别出任店主和经理。店员由3名共产党员和3名党外积极分子充任。文具店先设在与县乡村师范毗邻的鼓楼北大街鲁班庙内，以便于接触乡村师范的进步师生。一时来人络绎不绝，买卖兴隆。后来，文具店迁入鼓楼前城内中心区，与国民党政府内一些进步职员、巡警以及商号保持接触，借以掌握斗争动向，传播革命思想。(www.xing528.com)

“一分利”文具店（李运昌题匾）

“一分利”文具店的创办，为党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李子光在文具店多次召开党员秘密会议，并于1935年9月重新建立蓟县临时县委，书记李子光，委员王崇实、王坤载、冀扶朽、贾润芝。李子光经常借外出采购之机到天津、北平寻找党的组织，保持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一分利”文具店成了当时蓟县党组织活动的中心。

同年9月，京东特委在滦县高各庄举行会议，研究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和恢复党的外围组织等问题，决定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发动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会后，蓟县党组织逐步恢复和发展，先后开辟了龙山学校、太平庄完全小学、朱华山小学、龙湾完全小学、段家岭完全小学等活动点。王济川、陈富轩、徐智甫等许多党员以教学做掩护，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1936年春，平津两地的大学生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王少奇、卜荣久、白砥中、吕瑛、赵迪芝等大中学生党员先后来到蓟县，深入到蓟县乡村师范和十几所小学，以教学、行医做掩护，从事党的活动。

1937年春，王崇实、冀扶朽在简师又发展了一批女学生入党。共产党员孟新周和进步青年赵殿甲在城东瓦岔庄以开盐店为掩护，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这个盐店实际上成了当时联系龙山、太平庄以及蓟县县城、盘山一带的地下交通站。在农村，还恢复了西山北头、太平庄、门家庄、板桥等党的活动点。从此，蓟县党的组织有了明显恢复和发展，党员数量有所增加，党的活动开始由点到面地展开。后来，蓟县临时县委与京东特委王平陆取得联系，将临时县委改为蓟县县委，李子光任县委书记。党组织排除了“左”的影响，先后发展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入党，全县党员达130余人。这些党员有的以教书、行医为名，有的以做工、跑买卖作掩护，到处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此时，蓟县党的活动已形成了城内城外相呼应、学校与农村相配合的局面，为开展武装抗日爱国运动积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