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蓟县曾有不少贫苦农民参加义和团,他们在一些村庄设坛立团,练身习武,配合天津、北京义和团抗击过境的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对蓟县人民影响很大。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破旧文化,立新学堂,一时成为风气。1922年春,曾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卜泽民(蓟县板桥人)、王久思来到蓟县唯一高等学堂——蓟县完全小学,在学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激发了进步师生的爱国热情。在他们的影响下,该校成立了学生会,并组织学生走向街头游行示威,或三五成群地到农村集会讲演,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学生会还组织200余名学生在五名山庙会上贴标语、喊口号、砸洋货,使“五四”爱国精神在蓟县人民中得到广泛传播。
1925年6月,蓟县县政府成倍增加教育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摊派教育费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农民为了生活给地主老财扛活种地,根本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时值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城乡都处在反击帝国主义的高潮中。为反抗县政府摊派教育费,蓟县一区、六区的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带领1000余名群众到蓟县教育局请愿,要求停止征收教育费。他们把教育局局长揪到鼓楼前的大街上,要求他马上答复农民的要求。最后,县长不得不出面,当众宣布撤销教育局局长的职务,重新考虑教育费的摊派办法,才平息了这场斗争。
1926年,在马伸桥和道古峪一带,发生了贫苦农民反抗地主封山禁止砍柴的斗争。地主恶霸垄断山林资源,巧立封山育林的名目,来切断劳动人民的生活出路,直接影响了山区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农民纷纷起来和地主恶霸展开说理斗争,迫使他们取消了封山的禁令。同年,北洋军阀为了搜刮更多的军费,向人民强派捐税,引起了人民的强烈愤慨。尤古庄、侯家营等二十几个村庄的妇女,手拿做针线活的锥子、剪子,到县政府示威请愿,反对军阀战争,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吓得县长刘书田不敢同请愿群众见面,税务人员也都仓皇而逃。(www.xing528.com)
1926年冬,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军团部,下令京东各县“旗地变民”,每亩地要农民交4块银元,并限期完成,晚交一期罚款一倍,拒交者以军法论处。蓟县统税局公布政令后,马伸桥地区人民首先起来抗争,为首的是苏庄子村的杨老太太。她早年丧夫,带着两个幼子,种几亩祖辈留下的“旗地”过活,生活异常艰难。“旗地变民”的消息传到苏庄子时,人们议论纷纷,非常不满。杨老太太随即和王春华等人,在本村和张庄、陈家河等马伸桥的九村一镇做宣传鼓动工作,带领200余人到县政府请愿。县政府得悉后下令关闭城门,不准他们入城。这样一来更加激怒了请愿群众。县政府被迫允许农民派代表进城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代表慷慨陈词,据理力争,驳得政府官员无言以对,最后只好答应“缓变”。一场即将遍及全县的反“旗地变民”的群众运动,暂时停息。自此,贫苦群众抢地主粮仓、强收地主麦子的斗争在蓟县一些村庄还多次出现过。
这些发生在蓟县不同地方、规模不等的自发性农民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都或多或少地启发着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信心。不过,在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广大农村,人民要想求得彻底的翻身解放,没有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才能走上谋求解放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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