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峻，字伯达，河南郡中牟县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函谷关以东诸郡县皆受到震动。中牟县令杨原愁眉不展，欲弃官逃走。任峻劝谏杨原：“董卓在朝中作乱，天下人莫不侧目，然而还未有率先讨伐董贼者，并非无其心，是力量太弱，未敢贸然起事。明府若能首倡义举，必有响应者。”杨原问：“我该怎么办？”任峻答：“如今，河南郡有十余个县，能够当兵者不下万人，明府若能代行河南郡大尹权事，总而用之，极有可能成功。”杨原采纳任峻的建议，任命任峻为主簿。任峻为杨原上表朝廷，让杨原代行河南郡大尹职事，同时，命令各县坚守待援，随后杨原发兵。恰逢曹操在关东起兵，进入中牟县界，杨原的部众不知该如何是好，任峻独自与同郡人张奋商议，举河南郡归附曹操。任峻又另外召集族人及宾客、家兵数百人，表示愿意追随曹操。曹操大喜，上表任命任峻为骑都尉，还把堂妹嫁给任峻，对任峻很信任。曹操每次出兵征伐，任峻常留守后方，为曹操供给军饷。当时，正遇上大旱，百姓陷入饥困，军粮不足，羽林监颍川郡人枣祗建议施行屯田制，曹操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都旁边屯田，收获粮食一百万斛，在郡国同样设置屯田官，数年间，曹操占领的地域粮食大获丰收，仓廪装满粮食。官渡之战，曹操派任峻负责转运粮食及军用器械。袁军多次截断粮道，任峻安排一千辆运粮车，为一部，十路并行，又安排军队护卫，袁军不敢靠近。曹操军及地方百姓粮食充足。从枣祗谏言开始，到任峻负责屯田事务，解决了军民用粮问题。[666]曹操认为，任峻的功劳很大，上表封任峻为都亭侯，享受食邑三百户，改任长水校尉。
[666]《魏武故事》记载：曹公教令：“原陈留郡太守枣祗，秉性忠贞，能力超群。与孤共举义兵，周旋讨伐。后来，袁绍在冀州，也知道枣祗，欲得到枣祗。枣祗对孤忠诚，依附于孤，孤派枣祗兼领东阿县令。吕布作乱，兖州背叛孤，只有范县、东阿县为孤坚守不降，多赖枣祗率领士兵，据城坚守。后来，大军粮食匮乏，得到东阿县转运粮食救济，此乃枣祗之功也。及至剿灭黄巾军，定都许昌，得到贼寇的大量物资。枣祗又向孤谏言，开始建立屯田制，在当时，谋议者皆认为，应当按照耕牛数量缴纳粮食，佃农缴纳粮食的制度遂确定。施行后，枣祗向孤谏言，认为按照耕牛数量缴纳粮食，粮食丰收，缴纳的粮食不能增加，有水旱灾害，对佃农又有所伤害，大为不便。反复劝谏孤，孤也认为，应当按照既定政策，即使粮食丰收，也不宜改动。枣祗仍然坚持己见，孤不知所从，让枣祗与荀令君再商议。当时，原军祭酒侯声说：‘按照官牛数量缴纳粮食，作为官田的政策。按照枣祗的建议，对于官府收缴粮食有利，对于佃农不利。’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以此诘难荀令君。枣祗仍然自信，据理力争，还具体设计分田之术。孤这才同意，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施行分田制。这一年，大获丰收，后来，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大田，满足军粮需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枣祗的谏言，居功至伟，不幸过早去世，追赠枣祗郡守印绶，还未执行。今日想到此事，枣祗应该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也。枣祗的儿子枣处中，宜加封爵，以奉祀枣祗宗庙，作为不朽之事。”
《文士传》记载：枣祗本姓棘，先人避难，改姓氏为“枣”。孙子枣据，字道彦，在晋朝担任冀州刺史。枣据的儿子枣嵩，字台产，曾担任散骑常侍。二人都有才能，有很多著述。枣嵩的哥哥枣腆，字玄方，曾担任襄阳郡太守，也有文才。
任峻为人忠厚，待人宽恕，有度量，而且明事理，每次提出谏言，曹操多能采用。在遇上饥荒的时候，任峻收养朋友的遗孤，对于穷亲戚，任峻都能予以及时救助，对人讲信义。建安九年，任峻去世，曹操悲泣不止。嗣子任先继承爵位。任先去世，没有子嗣，撤销封爵。文帝追录功臣，追尊任峻谥号为成侯。又续封任峻的二儿子任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右扶风武功县人。苏则从小以好学闻名，品学兼优，被举荐为孝廉、茂才，受到三公府征召，苏则不肯应召。后来，苏则从家中被起用，担任酒泉郡太守，改任安定郡、武都郡太守，[667]所在任上，均有政绩。曹操征伐张鲁，经过苏则任职的郡，与苏则相见，很高兴，令苏则担任向导。张鲁投降，苏则负责安绥下辩地区的氐人，打通河西通道，又改任金城郡太守。当时，正逢丧乱之后，吏民四处流亡，饥饿穷困，户口数大量减少，苏则对内安抚流民，耐心细致。对外，苏则怀柔羌胡，购买他们的牛羊，用以供给贫弱百姓。苏则与百姓同甘共苦，与人分享不多的粮食，旬月之间，很多流民归来，户口数增加上千家。苏则颁布禁令，有敢于犯禁者，杀无赦，对遵守法纪者，予以奖赏。苏则亲自指导民众耕种，当年获得大丰收，归附的百姓日益增多。李越在陇西造反，苏则率领羌胡包围李越，李越请求投降。曹操驾崩，西平县人麹演叛乱，自称护羌校尉。苏则随即派兵镇压。麹演恐慌，很快乞降。文帝以苏则有功，令苏则兼任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668]
[667]《魏书》记载：苏则刚直，疾恶如仇，常仰慕西汉大臣汲黯的为人。
《魏略》记载：苏则家族是当地的大姓，兴平年间，三辅大乱，百姓陷于饥困，苏则在北地郡避难，后来移居安定郡，依附富室师亮。师亮不能厚待苏则，苏则慨然叹息道：“天下终会安定，不会太久，一定要返回安定郡，担任郡守，羞辱这些庸人。”后来，苏则与左冯翊人吉茂等隐居在郡南边的太白山中，以书籍自娱。及至担任安定郡太守，师亮等欲逃走。苏则听说后，预先派人向其解释，又以礼报之。
[668]《魏名臣奏》记载：文帝诏令，问雍州刺史张既：“代理金城郡太守苏则，有安绥民众、平定夷乱之功，听说又出军平定湟中，为河西造声势，吾甚嘉赏之。苏则的功劳，可增加爵邑否？封爵的事情重大，故向卿咨询，密封告诉朕，且勿泄露。”张既奏闻：“金城郡，此前，遭到韩遂屠戮、盘剥，人民大量死亡、逃散，或窜逃至戎狄，或陷入寇乱，户口不满五百。苏则到任后，对内安抚民众，以清除凋敝，对外招募离散的民众，而今，民众户口已经增加至一千余户。还有，梁烧的杂种羌，此前，与韩遂共同作恶，韩遂死后，羌人跨越边郡亭障要塞。加上苏则招募、怀柔，归附金城郡者，有三千余帐落，苏则予以抚恤，施以恩威，羌人皆愿意报效官府。西平县麹演等心怀邪谋，造反起事，苏则很快派兵，临其要害，麹演只好归命，送来人质，苏则大败贼寇，断绝其粮食。苏则有抚恤民众之功，又能安绥戎狄，尽忠守节。遭遇圣明，有功必录。若增加苏则的爵邑，诚足以劝勉忠臣，以励风俗。”
后来，麹演再次勾结相邻郡作乱，张掖郡人张进拘捕张掖郡太守杜通，酒泉郡人黄华不接受酒泉郡太守辛机的命令，张进、黄华都自称太守，响应麹演。武威郡三个胡人部落烧杀抢掠，道路一时间阻断。武威郡太守毌丘兴向苏则告急。当时，雍州、凉州的豪强威逼羌胡，以响应张进等造反，郡里人都认为，张进兵锋锐不可当。将军郝昭、魏平此前驻扎在金城郡，也受诏，不得西渡黄河。苏则召见郡府主要官员及郝昭等，与羌人首领商议：“如今，贼势强盛，然而都是刚刚聚集，有些人或因为被迫无奈，未必同心；我们可乘其离心离德，相互猜忌，突然袭击，善人、恶人必然会分开，然后，招降其部众，增加我们的力量，削弱敌方。既可以充实我们的兵力，还可以鼓舞士气。而后，再率军讨伐，破之必矣。若等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不能归降，必倒向恶人，善恶混杂在一起，势难分离。即使有朝廷诏命，作为权宜之计，也不妨试一下。”郝昭等同意苏则的建议，发兵救援武威郡，逼降三个部落的胡人，在张掖郡与毌丘兴一起，进攻张进。麹演闻报，率领步骑三千人，来迎接苏则，名义上是助战，实际上欲乘机作乱。苏则将计就计，与麹演相见，乘机斩杀麹演，将首级提出来给叛军看，麹演的党羽纷纷逃走。苏则与诸军围困张掖城，大败叛军，斩杀张进及其同党，余众投降。麹演军被打败，黄华恐惧，遂释放羁押的酒泉郡太守，乞求投降，河西平定。苏则返回金城郡。受封为都亭侯，享受食邑三百户。
朝廷征召苏则，拜为侍中，与董昭同朝为臣。董昭曾经枕着苏则的大腿睡觉，苏则推开董昭，说：“苏则的大腿，并非佞人之枕头。”当初，苏则和临菑侯曹植听说魏国将要取代汉室，二人穿上孝服，痛哭流涕，文帝听说曹植也这样做，没有听说苏则这样做。有一次，在洛阳，文帝从容问苏则：“我顺天应命，接受汉室禅让，听说有人为此而痛哭，哭什么？”苏则以为问自己，胡子都翘了起来，欲以正论回答。侍中傅巽掐了苏则一下，说：“不是问卿。”苏则这才放下心来。[669]文帝问苏则：“此前，君攻破酒泉郡、张掖郡，西域与魏国通使贡献，敦煌献上一寸直径的大珠，能再买些这样的大珠吗？”苏则回答：“如果陛下推行教化，仁德化被中原，流布沙漠，不用寻求，大珠自然会送来；靠购买得到大珠，不足道也。”文帝默然不语。后来，苏则跟随文帝打猎，围猎的围栏破损，鹿跑出去了，文帝大怒，坐在胡床上，拔出刀来，要收捕相关官吏诛杀。苏则叩头，说：“臣听说，古代圣王不以禽兽害人，而今，陛下正在倡导唐尧之教化，因为狩猎游戏，滥杀无辜官员，愚臣以为不可。臣冒死罪，请求陛下考虑！”文帝说：“卿，真乃直臣也。”于是赦免了相关官员。然而，从此以后，文帝对苏则有所忌惮。黄初四年，文帝贬苏则为东平国相。还未到任，苏则在途中病逝，谥号为刚侯。嗣子苏怡继承爵位。苏怡去世，没有子嗣，弟弟苏愉即位。苏愉，咸熙年间担任尚书。[670]
[669]《魏略》记载：按照旧礼，侍中负责皇帝起居，故俗称“执虎子”。在当时官员不能历任县令，苏则的同郡人吉茂，改为冗散。吉茂见到苏则，嘲笑道：“仕进不止，执虎子。”苏则笑道：“我诚不能像你一样，蹇蹇无为，推鹿车也。”当初，苏则在金城郡，听说汉献帝禅位，以为驾崩，于是发丧；后来又听说献帝还在，自以为不了解情况，仓促行事，意志消沉。临菑侯曹植因为没有被先帝立为继嗣，暗自伤心，也怨愤、激动，悲泣不已。后来文帝出游，仍记恨临菑侯，对身边人讲：“人心不同，我登上大位时，天下有哭泣者。”当时，侍从明白文帝的意思，有感而发，而苏则以为是说自己，欲下马谢罪，侍中傅巽以目示意，才醒悟。
孙盛曰：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处，而岂徒哉！苏则既策名新朝，委质异代，而怀二心生忿，欲奋爽言，岂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诗经》云：“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犹丧妃偶，况人臣乎？
[670]苏愉，字休豫，历任太常、光禄大夫，见《晋百官名》。山涛启事，称苏愉忠贞、笃孝，有智慧。
裴松之按：苏愉的儿子苏绍，字世嗣，曾担任吴王的老师。石崇的妻子，就是苏绍的姐姐。苏绍有诗作，收集在《金谷集》。苏绍的弟弟苏慎，担任左卫将军。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县人。[671]年少时，杜畿成为孤儿，继母虐待杜畿，杜畿依然孝顺继母。二十岁时，杜畿在郡府担任功曹，代理郑县县令。县里有数百名在押犯人，杜畿亲自到监狱，按照犯罪轻重，很快判决完毕，虽然判案并非全部妥当，郡府官吏很惊讶，杜畿这么年轻，竟然有这么大的气魄。杜畿被举荐为孝廉，担任汉中郡府丞。恰逢天下大乱，杜畿弃官，客居荆州，建安年间，才返回家乡。荀彧向曹操推荐杜畿，[672]曹操任命杜畿为司空司直，又改任护羌校尉，持符节，兼领西平郡太守。[673]
[671]《傅子》曰：杜畿是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人。杜延年的父亲杜周，从南阳郡迁至茂陵县，杜延年迁至杜陵县，子孙后代即在杜陵县安家。
[672]《傅子》记载：杜畿从荆州返回，后来，来到许都，拜谒侍中耿纪，二人谈话至深夜。尚书令荀彧与耿纪比邻而居，夜间听到杜畿讲话，感到奇怪，第二天早晨，派人问耿纪：“有国士而不进，何以居位？”荀彧见到杜畿，谈话后，犹如故旧相识，遂向朝廷举荐。
[673]《魏略》记载：年少时，杜畿胸怀大志，在荆州数年，继母去世，杜畿以三辅已经开通，带着母亲的棺柩北归。在路上，被贼寇所劫掠，众人皆惊慌逃走，杜畿不肯离去。贼寇用箭矢指向杜畿，杜畿向贼寇请求：“卿欲得到财物，而今我并无财物，用箭矢射我，何为邪？”贼寇乃止。杜畿回到乡里，京兆尹张时，河东郡人，与杜畿有旧交情，任命杜畿为郡府功曹。张时曾经嫌杜畿迂阔，并不安排杜畿具体事务，只是说此人疏阔，不可担任功曹。杜畿私下讲：“不担任功曹，一定要担任河东郡守。”
曹操平定河北，高幹又举兵在并州反叛。当时，河东郡太守王邑被征召，河东郡人卫固、范先对外声称，以奏请王邑回河东郡为名义，与高幹暗中勾结。曹操对荀彧讲：“关西诸将，倚恃险要与骑兵，如果仓促间讨伐，必定会生乱。张晟在殽山、渑池之间寇掠，南边暗通刘表，卫固等倚恃其势力，我担心日久会成为大祸害。河东郡依山带河，四邻多有变故，是当今天下要地。君为我举荐萧何、寇恂那样的人才，以安抚河东郡。”荀彧答：“杜畿可以。”[674]曹操拜杜畿为河东郡太守。卫固等派出数千名士兵，阻断黄河茅津渡口，杜畿无法过河。曹操派遣夏侯惇讨伐卫固，大军还未到。有人对杜畿讲：“应该等大军到来。”杜畿答：“河东郡有三万户民众，并非都想要作乱。大军压境，逼迫过急，欲为善者，也会无所倚靠，必然恐惧，反而听命于卫固。卫固等势力扩张，一定会以死抵抗。讨伐如果不能很快取胜，四邻响应，天下之动乱，将难以平息；讨伐如果取胜，是残害一郡之民。而且，卫固等并未公开抗拒王命，对外以请回原太守为名义，必不肯加害新府君。我单车前往，出其不意。卫固为人多谋，却不能当机立断，必然佯装接受新君。我到郡府上任一个月，以计谋控制卫固，足矣。”杜畿沿小路从郖（郖音豆）津渡过黄河。[675]范先欲杀害杜畿。威逼众人。[676]范先观察杜畿去向，在郡府门前斩杀郡府主簿以下三十余名官员，杜畿神态自若。卫固说：“杀之无损，徒有恶名，况且主动权在我手里。”遂奉迎杜畿。杜畿对卫固、范先讲：“卫固、范先，是河东郡的望族，我仰慕已久，此次来河东郡担任郡守，不过坐享其成而已。然而，君臣名分，已有定义，成败之间，大事应当共同商议。”杜畿任命卫固为郡府都督，代行府丞职事，兼领功曹；郡府属下有三千多士兵，都由范先率领。卫固等很高兴，虽然表面服从杜畿，但并未把杜畿放在心里。卫固欲起兵，杜畿担心，劝说卫固：“欲成就非常之事，不可动摇众心。今日起兵，众人必然惊扰，不如慢慢出钱，招募兵员。”卫固以为然，接受建议，遂多方筹集钱财，经过数十日，准备完毕，诸将贪图钱财，答应多招募士兵，又很少派出兵员。杜畿又对卫固等讲：“凡属于人情，都会顾念家庭，诸将府掾，可以分批回家休息，遇到紧急时，再召回不迟。”卫固等担心违逆众意，只好采纳建议。于是，善人在外，暗中支持杜畿；恶人分散，各自返回家里，卫固的势力被化解。恰逢白骑进攻东垣县，高幹攻入濩泽，上党郡属下县邑杀害县长、县吏，弘农郡人拘押郡太守，卫固等秘密调兵，还未调集完毕。杜畿知道属下县邑已经归附自己，遂出城，独自率领数十名骑兵，赶赴张辟城，据城坚守的很多吏民举城援助杜畿，数十日，杜畿获得四千余人。卫固等与高幹、张晟进攻杜畿，坚城难以攻下，在县邑抢掠，一无所获。夏侯惇大军赶到，高幹、张晟被打败，卫固等被杀，余党被赦免，杜畿让他们返回家乡，恢复本业。
[674]《傅子》记载：荀彧称杜畿英勇，有智慧，善于应变，足以肩负大任，可以试之。
[675]《魏略》曰：当初，杜畿与卫固年少时相狎侮，卫固曾经轻视杜畿。杜畿与卫固相遇争道，杜畿对卫固讲：“仲坚，我今天担任河东郡守也。”卫固褰衣斥骂。及至杜畿到任，而卫固在郡府担任功曹。张时原来担任京兆尹。杜畿迎接司隶校尉，与张时在华阴县见面，张时、杜畿相见，按照礼仪，应该各自持笏板。张时叹息道：“昨日功曹，今日郡将！”
[676]《傅子》记载：范先云：“既欲为虎，而不愿食人肉，失所以为虎矣。今日不杀，必为后患。”
当时，天下郡县已经残破不堪，河东郡最先安定下来，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杜畿在河东郡治理，以宽厚待民，施惠于民众，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常有民众来告状，曾经有诉讼者，杜畿亲自接见，向诉讼者晓之以理，让他们回家后，再细细思量，如果仍然想不通，再来告状。乡邑父老自相责备道：“有这样的府君，为何不服从教化呢？”从此以后，诉讼的人数大大减少。杜畿告诫属下县邑，举荐孝子、贞妇、顺孙，免除其徭役，按时抚恤、慰问。引导民众饲养母牛、母马，以及饲养鸡豚犬，制定一系列章程。百姓勤于农事，家家变得殷实。杜畿曾经说：“民众富裕，不可不予以教化。”于是，每年冬天，杜畿指导民众勤修戎事，讲习武艺，又开办学校，亲自执教，讲授经学，河东郡教化斐然。[677]
[677]《魏略》记载：博士乐详，被杜畿举荐。至今，河东郡有很多儒者，都说是杜畿教导的结果。
韩遂、马超叛乱，弘农郡、左冯翊多有追随者，很多县邑响应。河东郡虽然与叛军邻近，民众并无异心。曹操西征，大军进抵蒲坂，与叛军隔着渭河布设战阵，军粮全部靠河东郡供给。及至平定叛军，还剩下二十余万斛粮食。曹操下令：“河东郡太守杜畿，是孔子讲的‘禹，我不知该如何赞美’。增加杜畿俸禄为中二千石。”曹操征伐汉中，杜畿派遣五千人运粮，运粮者自我勉励：“人皆有一死，绝不能辜负我们府君。”途中没有一人逃亡，杜畿在河东郡深得人心，可见一斑。[678]魏建国初，杜畿担任尚书。汉中郡平定后，曹操再次下令：“在往昔，萧何镇守关中，寇恂平定河内，卿也有这样的功劳，此间将授予卿纳言；顾念河东郡是我的股肱之郡，战备物资供给之地，有河东郡，足以制衡天下，故暂且烦劳卿，镇守河东郡。”杜畿在河东郡十六年，政绩为天下第一。
[678]《杜氏新书》记载：平虏将军刘勋受到太祖信任，贵震朝廷。曾经向杜畿索求大枣，杜畿以其他事拒绝。后来，刘勋伏法，太祖得到杜畿的书信，叹息道：“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称杜畿品德优秀，向州郡颁布教令：“在往昔，仲尼之于颜回，每当谈起，不能不叹息，既情爱发于心中，又宜率马以骐骥。今我也希望众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曹丕即魏王位，赐杜畿爵关内侯。征召杜畿，拜为尚书。及至曹丕接受汉室禅让，继位为皇帝，晋升杜畿为丰乐亭侯。享受食邑一百户，[679]杜畿代理司隶校尉。文帝讨伐吴国，又任命杜畿为尚书仆射，留守后方，统领一应政务。其后，文帝巡幸许都，杜畿再次留守洛阳。受诏制造御楼船，在陶河试船，遇上风浪，杜畿与船一起沉没，不幸溺死。文帝为之流泪。[680]文帝下诏：“在往昔，殷商祖先冥，勤于水官职守，溺死在水中，周室祖先后稷，勤于百谷种植，死于山谷。[681]原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船，不幸与船一起沉没，杜畿忠心耿耿。朕甚为哀愍。”追赠杜畿太仆印绶，谥号为戴侯。嗣子杜恕继承爵位。[682]
[679]《魏略》曰：当初，杜畿在河东郡担任太守，得到命令，登记寡妇。在当时，其他郡的寡妇，有的已自行改嫁，按照命令，皆登记在册，剥夺婚姻，妇人啼哭，充塞道路。杜畿只是登记尚未嫁人的寡妇，故选送的寡妇很少。及至赵俨代替杜畿，担任郡太守，送出的寡妇很多。文帝问杜畿：“此前君送出的寡妇很少，今人为何送出的很多？”杜畿回答：“臣此前登记，皆死亡者的妻子，今日赵俨所送者，很多是改嫁后的妇人。”文帝及左右听了解释，大为吃惊。
[680]《魏氏春秋》记载：当初，杜畿曾见到一位童子，对杜畿讲：“司命神派我来召先生。”杜畿向童子请求，童子说：“今将为君求代替者。君慎勿言！”说罢，童子忽然不见。至此有二十年矣，杜畿又想起此事，当天，被水溺死，享年六十二岁。
[681]韦昭著《国语注》称毛氏《诗传》曰：“冥，是契的六世孙，在夏代，担任水官，勤于职守，溺死于水中。后稷，是周室的远祖，名弃，播撒百谷，死于黑水之山。”
[682]《傅子》记载：杜畿与太仆李恢、东安郡太守郭智关系很好。李恢的儿子李丰结交英俊，以才智显名于天下。郭智的儿子郭冲有内秀，而无外观，州里不看好郭冲。杜畿担任尚书仆射，二人各以子孙礼来见杜畿。既退出，杜畿叹息道：“孝懿无子，非徒无子，殆将无家。君谋为不死也，其子足以继承其家业。”当时人皆以杜畿为误。李恢死后，李丰担任中书令，父子兄弟皆被杀；郭冲担任代郡太守，子承父业；世人这才服杜畿知人。
《魏略》记载：李丰的父亲，名字叫李义，与此不同，李义是李恢的别名。
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683]杜恕待人诚恳，为人质朴，不喜欢修饰。年少时，杜恕没有什么名气，及至担任官员，不喜欢结交，一心为公。每当政事有所缺失，杜恕常引用律令，以正言谏诤，受到侍中辛毗等人器重。
[683]《杜氏新书》记载：年少时，杜恕与右冯翊李丰俱因为父亲的职务，二人关系很好。及至长大成人，李丰砥砺节操，以博取名誉，而杜恕不顾礼节，率性随意，与李丰旨趣相殊。李丰最终显名于一时，京师的士人多为之游说。而当权者有人却认为李丰名过其实，认为杜恕怀有玉石。由此，杜恕被李丰所不善。杜恕也随其自然，并不努力追逐时尚。李丰以显名，出仕朝廷，杜恕仍然闲居在家，泰然自若。明帝以杜恕是大臣的儿子，擢拜杜恕为散骑侍郎，数月后，补任黄门侍郎。
当时，公卿以下官员，大谈礼仪损益，杜恕认为：“古代的州部刺史，谨守六条律令，督查郡府及以下官员，以清静为名，然而威风著称，而今，朝廷可诏令州部刺史，不再领兵，专心于民事。”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领冀州牧，[684]杜恕上疏：
[684]《世语》记载：吕昭，字子展，东平郡人。长子吕巽，字长悌，在相国府担任府掾，有宠于司马文王。次子吕安，字仲悌，与嵇康的关系很好，与嵇康一起被杀。次子吕粹，字季悌，曾担任河南郡大尹。吕粹的儿子吕预，字景虞，曾担任御史中丞。
帝王之道，莫不重视安民；安定民众之术，在于使民众的家产丰厚，使民众的家产丰厚，重在务本而节用。而今，东吴、西蜀二贼，尚未剿灭，戎事未休，战车驰骋，此时，正是熊虎之士施展才能之时。乡间的搢绅儒士，依然羡慕戎事，扼腕抗论，以孙膑、吴起为模仿，州郡牧守，更是忽略安抚民众之术，热衷于领兵打仗。务农植桑之民，竞相舞刀弄枪，忘却务农之业。国家库藏空虚，而法令制度日广，民力衰竭，而赋税徭役倍增，不可能节用。而今，大魏已经有十州之地，继承天下丧乱之弊，统计户口人数，不如昔日一个州的民众，还有，东吴、西蜀二贼，僭越谋逆，北方胡虏，尚未宾服，幽州、并州、凉州，三边遘难，环绕边郡，尚未安静；因此，大魏统领一州之民，却要经营九州之地，甚为艰难，犹如鞭策羸马，匆忙赶路，岂能不加意爱惜民力？以武皇帝之节俭，库藏之充实，犹不能令十州拥有兵力；更何况现在有二十个郡之多。今天，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及诸沿边州，皆有军队驻扎，国家所恃州郡，用以充实库藏，外制四夷，只有兖州、豫州、司隶、冀州可用。臣此前以州郡拥有兵力，州牧郡守专心于武功，不勤于民事，多次谏言，朝廷应当另外安排将领，让州牧郡守专心于治民；而陛下又任命吕昭兼领冀州刺史。冀州的户口人数最多，农田大多得到开发，又有桑枣之富饶，是国家征缴赋税之地，诚不当令州牧再兼军事。如果认为冀州是北方，须安排将军镇守，可以专门安排大将镇守。统计将军幕府的花费，与兼任地方首长，并无差别。安排吕昭这样的将军，并不困难；朝中缺乏人才，兼有文武之才者，并不很多。以此推论，国家是在以人设官，而不是以官择人。官位得其人，治理百姓，处理讼案，可以做到公平。政平则民富，讼案公平，则囹圄空虚。陛下即位初，天下断狱结案仅有一百数十人，年年增多，至今已有五百余人。百姓没有增加，法律不应太严峻，以此推论，难道不是治理、教化失当，州牧郡守不称职吗？往年耕牛死亡，是十分之二；麦子的收获，仅有五成，秋粮还未播下。如果东吴、西蜀二贼再次挑衅，国家需要用车船转运粮食，千里运输，恐怕还来不及供应。细想国家的治理之术，难道仅为强兵？武士劲旅越多，面临的困难会越大。天下就好像人的身体，心腹充实，四肢即使有病，终无大患。而今，兖州、豫州、司隶、冀州是天下心腹，因此，愚臣焦虑不安，愿陛下在安排四州的刺史、太守时，让他们专心于治民，以负担四肢。然而，臣的谏言，孤掌难鸣，触犯某些人的利益，难以奏效，众人的怨言积累，有疑虑者，又难以逐一解释，多次谏言，不为明主省察。凡坚持这些主张者，大多位卑言轻；位卑之言，的确难以令众人信服。善言如果仅来自亲贵，亲贵更不愿犯四难，触犯陛下爱幸，这正是古今所患也。
当时，朝臣在廷议时，很多人大谈官员考核，主张考核朝廷内外官员。杜恕认为，用人不能发挥作用，即使有才能，对政事也无帮助，目前的考核，并不能解决官员使用中的问题，对官员的要求，也不符合实际。杜恕上疏：
《尚书》讲：“明试以功，三次考核，决定官员升降去留。”因此，古代帝王在盛世时，特别强调能力，授予官职，有功劳者受任，才能享受俸禄，就像乌获举起千钧之重，王良、伯乐善于相马。虽然经历唐、虞、夏、商、周、汉六代，对官员的考功，仍然不完备，古代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位圣人，如何考核官员，语焉不详，臣诚以为，考核官员，大致要有一个框架，至于细节，难以详备。《论语》讲：“世上有乱人，而无乱法。”如果制定考核的文法，可以管万世，那么，唐尧、虞舜无须有后稷、商契这样的贤臣辅佐，殷室、周室不会重视伊尹、吕尚。今天，臣上奏关于考功，举出周室、汉室的例子，附带西汉大臣京房的考功要点，阐明考功的重要，以施行考功，推动揖让之风，大兴勤勉之治理，臣以为未必尽美尽善。让州郡官员考查士人，要考查四科，才会事到功成。对官员察举，在各级试用，确实是亲民的县官、县吏，以功劳渐次补任郡守，或增加俸禄、拜授爵位，这些都是考功的急务。臣以为，应该以考功区别官员，从能力到品行，愿陛下采纳谏言，让考功成为常法，法律有可操作性，一旦制定，必信之于赏，必行之于罚。至于公卿及朝中大臣，也应该施行考功。
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朝中大臣，由纳言拾遗补阙，无善不记，无过不举。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普照。君王作为元首，大臣作为股肱，明确为一体，相辅相成。因此，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所能支撑；帝王之业，非一士所用谋略。由此看来，焉有大臣谨守职责，予以考功，而导致官员慵懒、散漫！布衣之交，还要言必信，行必果，发出誓言，甚至赴汤蹈火，因知己而感动，可以披肝沥胆，坚守节义，为声名不惜殒命，更何况戴冠束带的官员，立于朝堂，位至卿相，所务者，绝非匹夫之信义，所感者，绝非知己之恩惠，所殒命者，岂仅为名声！(www.xing528.com)
诸位大臣蒙受朝廷荣禄，担负重任，不仅要想到，举明主与唐尧、虞舜；自身也要侧身于后稷、商契。因此，古人不患于治国之心，而患自身能否尽职守责，这正是人主的要求。唐尧、虞舜作为圣君，委任后稷、商契、夔、龙，责其成功，至于犯罪的大臣，圣君也会诛杀鲧，流放四凶。而今，大臣亲奉明诏，担任要职，应有夙夜在公、恪尽职责的操守。当官不阿附权贵，执法公平，不徇私情，有危言危行，在朝廷任职，明主也应该明察。那些尸位素餐者，以为高明，事不关己，明哲保身，以为智慧，当官苟且于免责，立朝不忘于容身，只懂得洁身自好，遇事逊言，在朝廷身处高位，明主也应该察觉。如果让安身保位，没有流放、斥退的惩治，那么尽节在公，却遭无端怀疑，公义不修，私议成风，即使有仲尼划策，也不能人尽其才，更何况俗人！今天的学者，效法商鞅、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崇尚依法治国，竞相以儒家为迂腐，不达时务，这正是风俗之流弊，创业须谨慎也。
此后，对官员的考核，依然没有施行。[685]
[685]《杜氏新书》记载：当时，李丰担任常侍，黄门侍郎袁侃改任吏部侍郎，荀俣出任东郡太守，三人都是杜恕的好友。
乐安郡人廉昭以才能受到提拔，喜欢上书言事。杜恕上疏谏诤：
臣注意到，尚书侍郎廉昭弹劾左丞曹璠以罚代罪，不依诏命，认为应该审问曹璠，予以惩治，还说：“另外获罪者，再奏报。”尚书令陈矫自我弹劾，不敢逃避惩罚，也不敢以处罚过重，不再恭肃尽责，其奏文恳切。臣读了奏文，深表哀悯，为朝廷可惜！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民一定要有贤智之教诲，才能进之以道学，率之以古礼。古代帝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统御万民，莫不重视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努力。如果朝中任职大臣都是选任的天下贤士，但是不能尽力，不能叫作善用人才；如果需用的官员不是优秀士人，也不能叫授职在人。陛下日理万机，有时甚至秉烛理政，然而，政事仍有不妥，刑罚、禁令日渐废弛，这难道不是股肱大臣不能尽职的原因？究其原因，不仅臣有不尽忠者，主上也有不能使用人才之失。百里奚在虞国愚昧，在秦国变得聪明，豫让苟且于中行氏，效死于智伯，古人对此已有定论。今天，臣的奏言，一朝之臣皆不能尽忠，是污蔑一朝之臣；然而事情有类比，可以由此类推。陛下深感帑藏不充实，战事不能平息，甚至减省四季御衣，减少宫中御物，这些是圣上发自内心的，举朝官员称颂圣明，要让大臣们都知道这些政事，促使他们勤勉效力，陛下怎会为这些事情而焦虑不安呢？
骑都尉王才，私下免除乐人孟思的不法行为，本应该受到处罚，此事震动京师，而其罪状来自小吏的揭发，公卿大臣对此并无一言。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负责端正纲纪，维护法律。以督查奸宄来讲，有谨守职守，使朝廷肃然者吗？如果陛下认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又如何追溯古代后稷、商契之踪迹，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天所谓的贤者，都是当朝大官，享有丰厚的俸禄，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委任之责不负，再加上风气多有忌讳。臣以为，忠臣不必宠幸，宠幸之臣未必尽忠。何者？因为他们身居无嫌疑之位，而该做的事情，以为已经尽力。而今，如果有疏远的官员，弹劾某位大臣，不核实所弹劾内容是否属实，一定会说，这是公报私仇，被人所憎恶；赞誉某位大臣，也不核查是否属实，一定会说，这是为谋取私利。陛下身边人也会进谗言，或无妄赞誉某人。不仅弹劾、赞誉有之，政事损益，也有这样的情况。陛下应当广纳朝臣之谏言，勉励有道之士人，让坚守正道直行的大臣像古代的贤士，留清名于史。不要让廉昭这样的佞臣，祸乱其间，臣担心，如果这样，大臣将会容身保位，坐观得失，被后世人所警戒！
在往昔，周公告诫儿子鲁侯：“不要使大臣怨乎不已。”周公不言贤愚，意思是无论贤愚，皆可为当世所用。尧帝称赞虞舜的功劳，包括放逐四凶，不言罪行之大小，意思是有罪就要惩罚。而今，朝臣不自以为能力不够，而认为陛下不信任；不以为智力不行，而认为陛下不询问。陛下为何不遵照周公使用大臣的方法，虞舜惩治罪犯的手段？让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面对面诏问，陈述亲耳听到，那么，群臣的能力及品行，皆可以得知。忠诚有能力者进，昏昧无能力者退，谁还敢阳奉阴违？以陛下之圣明，亲自与群臣议论政事，让群臣人尽其才，人皆能受到信任，人皆思如何报国，无论贤愚，全在于陛下使用。治理天下，何事不能成？建立功业，何功不能立？每当有军事，诏书常说：“谁当忧虑此者邪？吾当自忧耳。”最近，诏书又说：“忧公忘私者，必不会这样，先公后私者，会自觉去做。”臣伏读明诏，乃知圣上思虑，阅尽下情，然而，臣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臣也认为，朝臣不能尽职。明主用人，让有能力者不遗余力，让无能力者不得负责。选举官员，用非其人，未必有罪；满朝官员容忍之，才是咄咄怪事。陛下知道官员不尽力，而代之以忧虑，知其没有能力，仍然让其主管某事，这不是令君主劳累，臣子安逸吗？即使圣贤再世，终不能以此作为治世。
陛下担心台阁不能保密，人事请托，屡禁不绝，像伊尹一样，制定宾客出入的制度，选任司徒，更换恶吏，谨守府衙大门。禁令迭出，其实并未抓住本质。在汉安帝时，少府窦嘉任命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子，被官员弹劾，弹劾的奏章纷纷。近世司隶校尉孔羡任命大将军的狂悖子弟，朝廷官员默然不闻，观望风向，甚于私人请托。选举不以实绩，人事之大患也。[686]窦嘉有后宫亲戚之贵，郭躬并非社稷重臣，尚且如此；以今天对比古人，陛下没有率身垂范，严肃赏罚，以杜绝阿谀之风，造成结党营私之果。伊尹制定制度，恶吏守门，并非治世之根本。臣的谏言，陛下能稍微省察，何患奸臣不能铲除，而豢养像廉昭这样的佞臣！
纠察、检举奸宄，是忠于国家的好事，世人憎恶由小人来做，因为奸人不顾道义，只懂得安身保命，苟且升职。如果陛下不考察此事之始终，会违背众意，把奸人当作奉公办事，诬陷他人当作无私尽节，学问渊博之人，为何不做这种事？因为有学问者，会顾及道理，不屑于做此类事。天下人皆愿意违背道义，追逐利益，那么，这是人主最担心之事，陛下愿意这样行事吗？为何不绝其萌芽？那些秉承旨意，以求做事漂亮者，都是天下浅薄无行之人，其真实意图，在于迎合人主，并非欲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何不试着改变做法，这样，邪人还怎么投机取巧，迎合圣意？人臣获得人主欢心，其实还是为了个人；身处尊显之位，是光耀祖宗之事；饱食千钟之俸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人臣即使再愚蠢，无不乐此不疲，喜欢忤逆圣意者，迫于道义，不得已而为之。陛下应当哀怜他们的忠心，予以宽宥，委以要职，为何反而采纳佞臣的意见，忽视忠臣的谏言？而今，国家外面有蠢蠢欲动之寇，国内有穷困饥饿之民，陛下应深思天下之安危，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懈怠也。
杜恕在朝中八年，提出谏言，不避忌讳，始终正言极谏，多类似于这些。
[686]裴松之按：大将军，指司马宣王。《晋书》记载：“司马宣王的五弟，名字叫司马通，担任司隶校尉从事。”怀疑是杜恕所言狂悖者。司马通的儿子司马顺，受封为龙阳亭侯，晋接受魏禅让，以不达天命，守节不移，被削去爵土，流放至武威郡。
后来，杜恕出任弘农郡太守，几年后，又改任赵国相，[687]因为有病，杜恕辞去官职。[688]杜恕又从家中被起用，担任河东郡太守，一年后，改任淮北督护军，因病辞去官职。杜恕在任上，能坚持原则，识大体，专注于施惠于民众，得到民众拥戴，但不如父亲杜畿。不久，杜恕入朝担任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不能获得当权者满意，多次被外放，担任几个地方的官员，又出任幽州刺史，兼领建威将军，持符节，兼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扎在蓟县，尚书袁侃等告诫杜恕：“先帝时，程申伯在青州排挤田园让。足下和程申伯一样，持符节，驻扎在一座城里，要谨慎待之。”杜恕不以为然。任职不到一年，有鲜卑首领的儿子，不经过关塞检查，率领数十名骑兵，径直来到州部，州部官员斩杀一名骑兵，杜恕没有上表、汇报。程喜借此事弹劾杜恕，杜恕被捕，交予廷尉审理，被判处死罪。曹芳以杜畿生前有功于朝廷，恪尽职守，在任上因公溺死在江里，赦免杜恕，贬为庶人。杜恕迁至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689]杜恕为人倜傥，处世率意，对人没有戒心，招致落败。
[687]《魏略》记载：杜恕在弘农郡，为政宽和，施惠于民众。及至离任，朝廷以孟康代替杜恕，继任弘农郡太守。孟康，字公休，安平郡人。黄初年间，因为是郭后的外戚，接受九亲赐拜，稍后，改任散骑侍郎。在当时，散骑以高才儒生充任，孟康因为是外戚，在职期间，故世人皆轻视，称其为“阿九”。孟康才思敏捷，因为是冗官，闲暇时博览群书，后来，有所奏言，其文辞典雅，切中要害，众人才注意。正始年间，孟康出任弘农郡太守，兼典农校尉。孟康到任，严于律己，奉职守责，为人亲善，自谦能力不行，平息狱讼，为了民众利益，尽力而为。郡府有吏员二百余人，春天休假，四人只有一人准假，政事不过夜，按时出巡，预先敕令督邮，不得令属官派人伺候，安排住宿。孟康不想烦扰吏民，常预先敕令吏卒各带镰刀，沿途自割马草，不让亭传供给，有时露宿树下，所带随从，不过十余人。郡里的道路，常有一些宾客过往，孟康认为，不是公家的宾客，不能随便招待；若是故旧造访，孟康则用自家的财物待客。孟康当初拜受官职，众人虽然知道孟康有志气，但从未担任过宰牧，也不知道他的能力如何；孟康向民众施以恩惠，治理有效，吏民称颂。嘉平末年，孟康从渤海郡太守任上受到征召，入朝担任中书令，后改任中书监。
[688]《杜氏新书》记载：杜恕离开京师，在宜阳县营建一座泉坞，壁垒、沟堑坚固，大小适宜，遂在此安家。明帝驾崩，很多人为杜恕讲话。
[689]《杜氏新书》记载：程喜欲令杜恕折节谢己，暗示司马宋权向杜恕示意。杜恕回复宋权：“足下示以委曲。天下事，当然应以善意相待，无不致快意也；以不善意相待，无不致嫌隙也。而议者谈论，人的天性皆不善，不应当待以善意，更堕其中。在下得此辈，便欲蹈沧海，乘桴耳，不能甘愿留在其间。然而，在下已经五十二岁，不见废弃，又得到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若在下不能亮本心，让人刳心著地，正与数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意，故终不肯自我解释。征北将军程喜功名卓著，超过在下甚多，在下岂敢在征北将军之上！若令在下事无大小，先向征北将军咨询，而后才能施行，则非上司约束在下之意；若在下咨询，而征北将军不听，又非上下相顾之宜。故推诚相待，任其一意孤行，在下只有直道而行。诛杀胡人之事，天下人认为在下做得对，是在下按照章程办事；将军认为在下做得不对，在下只好领受，无所怨咎。征北将军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诸君子自然会有公论，不在仆所言。”程喜于是弹劾杜恕。
当初，杜恕从赵郡返回，陈留郡人阮武也从清河郡太守任上被召回，二人都要到廷尉署，听候审理。阮武对杜恕讲：“观察君的相貌，以君的才能，可以处世公道，然而不够严厉，才能、气量足以当大官，然而，仕途不会顺利，才学可以谈论古今，志向不能始终如一，此所谓有其才，而不能任其用。而今，有一段闲暇时间，可以静思默想，著述写作，成一家之言。”在章武郡，杜恕完成著述《体论》八篇。[690]又写作《兴性论》，都是结合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嘉平四年，杜恕在彰武郡去世。
[690]《杜氏新书》记载：杜恕认为，人伦之大纲，莫重于君臣；立身之根本，莫在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胜残去杀，莫善于用兵。作为“礼”，实乃万物之体，万物皆得其体，无有不善，故谓之《体论》。
甘露二年，河东郡人乐详，年龄九十余岁，上书称颂杜畿治理河东郡有功，朝廷深受感动。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享受食邑一百户。[691]
[691]《魏略》记载：乐详，字文载。年少时，乐详好学，建安初年，乐详听说公车署司马令南郡人谢该精通《左氏传》，从南阳郡步行来到许都，向谢该咨询要点、疑难，今《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就是乐详撰写。乐详咨询罢，回归家乡，当时，杜畿担任郡太守，也喜欢《左氏传》，任命乐详为郡府文学祭酒，让乐详指导后进，于是，河东郡的儒学大兴。到了黄初年间，乐详受到征召，拜为博士。当时，太学刚建立，有博士十余人，很多学者知识褊狭，又不熟悉《左氏传》，讲授大略，还不能亲自讲授，仅为备员而已。只有乐详五经都精通，有些内容难解，质而不解，乐详毫无愠色，以杖画地，旁征博引，甚至废寝忘食，因此，乐详的学问远近闻名。乐详的学问不但好，而且善于推步三五，受皇帝特诏，与太史勘定律历。太和年间，乐详改任骑都尉。乐详学问优良，然而能力不够，故历经三世皇帝，没有出任州宰、郡守。正始年间，乐详以年老退休，回家休息，宗族归附乐详，乐详有门生数千人。
杜恕的奏书，就朝政提出的谏言，蔚为大观，仅选择其中切中时弊的几篇，编辑于传记。[692]
[692]《杜氏新书》记载：杜恕的弟弟杜理，字务仲。年少时，杜理机敏，观察细致，杜畿颇为诧异，故起名字叫“理”。二十一岁，早逝。弟弟杜宽，字务叔，清虚玄静，敏而好古。以名臣子弟，少年时，在京师长大，杜宽笃志好学，绝于世务，其意在探赜索隐，由此而显名，当时的学士，大多愿意与其交往。杜宽被举荐为孝廉，担任郎中，享年四十二岁，去世。杜宽对经传之义，有很多不同见解，皆草创未就，唯有删集《礼记》和《春秋左氏传解》，今天仍留存于世。
杜预，字元凯，是司马宣王的女婿。王隐著《晋书》称赞杜预有智谋，知识渊博，明于理乱，常称杜预“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几也”。杜预读了很多典籍，像《公羊传》《穀梁传》，杜预多有诡辩之言。杜预又非议先儒崇尚的《左氏传》，认为并未阐明左丘明的思想，而以《公羊传》《穀梁传》乱之。杜预错综微言，著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诸家，举出释例，杜预又写作《盟会图》《春秋长历》，自成一家之言，直至年老，杜预才完成。尚书郎挚虞非常看重，说：“左丘明本来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左传》所设，所阐明何以只有《左传》，故亦孤行。”杜预有大功于晋室，位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受封为当阳侯，食邑八千户。儿子杜锡，字世嘏，担任尚书左丞。
《晋诸公赞》记载：杜锡有器量。杜预的堂兄杜武，字世将，也有才干，享有名望，担任黄门侍郎，被赵王司马伦所冤杀。杜锡的儿子杜乂，字弘治，年少时，有名气，在丹杨郡府担任府丞，早逝。阮武是一位落拓士人，有大才。按《阮氏谱》记载：阮武的父亲阮谌，字士信，受征召，无所就，著述《三礼图传》，传于后世。
《杜氏新书》记载：阮武，字文业，为人阔达，博览群书，是一位儒雅士人，官至清河郡太守。阮武的弟弟阮炳，字叔文，担任河南郡大尹。精通医术，撰写药方一部。阮炳的儿子阮坦，字弘舒，担任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阮坦的弟弟阮柯，字士度。
荀绰著《兖州记》记载：阮坦过继给阮绍的伯父，去世，次兄应该继承爵位，父亲喜欢阮柯，指明要阮柯继承爵位，遂继承封爵。当时，阮柯年龄幼小，不能辞让，及至长大，有所悔恨，遂幅巾而居，后来出仕，也未尝解下幅巾。阮柯性情淳厚，喜欢闲雅，好礼无违，存心于经传，博学洽闻。被选为濮阳王文学，改任领军长史，在任上去世。王衍担任领军，当时哭得非常哀恸。
郑浑，字文公，河南郡开封县人。高祖父郑众，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当时的名儒。[693]郑浑的哥哥郑泰，与荀攸等密谋，欲诛杀董卓，没有成功，后来在扬州担任刺史，在任上去世。[694]郑浑带着郑泰的小儿子郑袤在淮南避乱，袁术以贵宾礼，厚遇郑浑。郑浑已经看出袁术必然失败。当时，华歆担任豫章郡太守，与郑泰的关系很好，郑浑渡过长江，投奔华歆。曹操听说郑浑为人笃行，征召郑浑，拜为司空府掾，又改任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天下还未安定，有许多民众为人剽悍，做事轻率，不事生产；生下的孩子无法养活，大都抛弃，不愿意抚养。郑浑在任上，收缴民众手中的渔猎器具，劝导他们从事农桑，又引导他们开垦稻田，颁布法令，严禁遗弃子女。当初，民众畏惧法律，不敢违抗，稍后，生活富裕，就不再遗弃子女；生下的孩子，多以郑为名。郑浑受到曹公征召，担任丞相府掾，又改任左冯翊。
[693]《续汉书》记载：郑兴，字少赣，曾担任谏议大夫。郑众，字子师，曾担任大司农。
[694]张璠著《汉纪》记载：郑泰，字公业，年少时，郑泰有才能，多谋略，知道天下将要大乱，暗中结交豪杰。郑泰家中富有，有良田四百顷，而粮食常不够食用，全用以结交天下豪杰，名闻山东。被举荐为孝廉，三公府征召，公车署征召，皆不肯俯就。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任命郑泰为尚书侍郎，加奉车都尉。何进将要诛杀黄门宦官，欲召董卓作为襄助，郑泰对何进讲：“董卓为人残暴，寡恩少义，欲望无穷。明公召董卓进京，干预朝政，授以实权，董卓一旦乘机逞其凶残，必将危及朝廷安危。明公以外戚，在朝中握有重权，身居阿衡之位，辅佐皇上，独断专行，可以诛杀有罪之臣。此事不宜借董卓之手作为外援。而且，将军谋事不能当机立断，事久必然生变，窦武此前遇害之鉴不远，不可不察。”又为何进陈述当前之要务，何进不能用，郑泰弃官而去。对颍川郡人荀攸讲：“何公不足以辅佐。”何进不久遇害，董卓果然专权，废黜少帝。崤山以东义兵骤起，董卓大会群臣，商议发兵征剿，群臣皆忌惮董卓，不敢忤逆董卓的旨意。郑泰担心董卓兵力过于强大，将难以制止，郑泰说：“明公秉持朝政，关键在德，不在军队人数众多。”董卓听了，很不高兴，说：“按照卿所言，要军队又有何用？”众人莫不脸色骤变，为郑泰担忧。郑泰赶忙申辩：“军队并非无用。臣以为，崤山以东，不足以出动大军征剿，如果明公不信，臣试为明公分析。如今，崤山以东，州郡联合起来，合谋对抗朝廷，军队不可谓不强盛。然而，从光武以来，中原并无大的战争警讯，百姓安逸，忘记战事已久。孔子讲：‘不经过训练，就把士兵投入战场，这是把他们送上死路。’崤山以东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不足以成为大害，此谓一。明公从西部州郡来，从年轻起，明公就在军中担任将军，熟悉战事，多次喋血沙场，名闻当世，远近敌寇慑服，此谓二。袁本初身为公卿子弟，在京师长大。张孟卓乃东平国忠厚之人，待人敦厚，处事严谨，目不斜视，耳不妄听。孔公绪其实一介儒生，善于清谈，高谈阔论而已，并无军旅之才。士人领兵打仗，冲锋陷阵，绝非明公对手，此谓三。崤山以东士人，向来缺乏勇猛善战之士。从未见过像孟贲这样的武将，像庆忌这样的将军，缺少坚守城池之良谋，缺乏张良、陈平之计策，难以独当一面，成功人士，乏善可陈，此谓四。即使有几个士人，尊卑无序，又无王爵身份，难以统领四方。军队虽多，难以协调，一旦临战，将会各自为政，以观成败，绝不可能同心协力，共进共退，此谓五。萧关以西诸郡，将士熟悉鞍马、战阵，多年来与羌寇作战，即使妇女，也能够手持戈矛，操练武艺，挟弓负箭，更何况勇猛、健硕的战士，对付不懂军事的妄战之人，其结果不言自明，此谓六。天下勇士，能征惯战者，百姓敬畏者，皆为并州、凉州的战士。此外，南匈奴、屠各族、湟中羌人义军、西羌八部落，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士，如今由明公统领，可以作为爪牙，在战场上，犹如驱赶虎豹，对付羊群，此谓七。明公手下的将帅，皆为明公的心腹，久经沙场，与明公同生共死，周旋日久，明公以恩信厚遇将帅，将帅以忠诚效忠明公，明公兼有智谋之士，可以信赖。以坚不可摧之战士，对付乌合之众，犹如狂风扫落叶，此谓八。战场上有三亡，以无谋攻坚为一亡，以邪攻正为二亡，以逆攻顺为三亡。如今，明公秉持国政，殄灭竖宦，忠义可嘉，以三德对付三亡，奉皇上诏命，讨伐不臣，谁能抵挡！此谓九。东部州郡士人郑玄，可谓学贯古今，北海郡士人邴原，为人清高、正直，为天下儒生所仰慕，实乃士人之楷模。起兵将领，如果能向郑玄、邴原问计，就会知道力量之强弱。当年，燕、赵、齐、魏、楚、韩，六国诸侯不可谓不强盛，最终还是被秦国吞并；在景帝朝，谋反的吴、楚等七国，人数不可谓不众多，最终惨败于荥阳。更何况朝廷恩惠遍施与四海，功德茂盛，股肱良臣众多，造反之人，横生事端，岂能轻易得逞？其结果不言自明，此谓十。臣的谏言，有十分之一可取，天下即可无事，如今欲向天下征兵，将会扰动天下，增加百姓赋敛、徭役，乱民聚在一起，久聚为乱，明公不施以德政，仰仗军队众多，这是自损圣德。”董卓听罢，大为赞赏，任命郑泰为将军，让郑泰统率诸军，镇压崤山以东义军。有人对董卓讲：“郑公业谋略过人，明公再资助其兵马，一旦与外寇勾结，则会内外呼应。臣为明公担心。”董卓听了，又收回郑泰的兵权，把郑泰留在京师，拜为议郎。后来，郑泰又与何颙（yóng）﹑荀攸等人共谋，欲诛杀董卓。事情败露，何颙等人被捕，郑泰逃脱，从武关东行，投奔袁术。后将军袁术任命郑泰为扬州刺史，还未到任就在路上去世，享年四十一岁。
当时，梁兴等掳掠百姓五千余家，沦为盗寇，属下县邑不能制止，对梁兴等很恐惧，把治所迁至郡府所在地。有议者认为，郡府也应该迁至安全的地方，郑浑说：“梁兴等沦为盗寇，破罐子破摔，在山野间流窜。虽然有追随者，也是被胁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今，我们应该广开招降之路，宣明朝廷恩信。仅据险自卫，这是向梁兴示弱。”郑浑聚集治下的吏民，修筑城郭，以作为守备。又征调民众驱逐盗贼，明确赏罚，与民众盟誓，凡擒获贼寇者，缴获其财产，可以得到其中十分之七的赏赐。百姓大喜，皆愿意效力，希望多擒获妇女，缴获财物。贼寇失去妻子者，皆乞求向官府投降。郑浑责令他们擒获贼寇中的其他妇女，再把他们的妻子归还给他们，于是，贼寇相互抢掠，很快分崩离析。郑浑又派遣吏民中有威信者，分布于山谷，告谕还未投降者，贼寇相继下山投降，郑浑令各县官吏返回本县治理，安抚投降的民众。梁兴等恐惧，率领余众聚集在鄜城。曹公派夏侯渊率军援助郑浑，剿灭贼寇，郑浑带领治下吏民担任先锋，斩杀梁兴及其余党。还有贼寇首领靳富等，胁迫夏阳县长、邵陵县令，逼迫两个县的吏民退入硙山，郑浑进入山中进剿，大败靳富等，救了两个县的官吏、百姓，夺回他们被抢去的财物。还有贼首赵青龙，杀了左内史程休，郑浑闻报，派遣勇士斩杀赵青龙，枭其首级。前后救回四千余家，从此以后，山贼全部剿灭，民众安居乐业。郑浑改任上党郡太守。
曹操征伐汉中，任命郑浑为京兆尹。郑浑考虑到百姓刚刚安定，为百姓制定迁居法，令族中人数多的大族，与族中人数少的混居，敦厚诚信者，与孤寡老弱者比邻，劝勉百姓勤事农桑，明确禁令，揭发奸邪。从此以后，民众安于务农，盗贼息业。及至曹公率领大军进入汉中，郑浑为大军转运粮草，数量最多。郑浑又派遣民众前往汉中，垦殖农田，无一人逃亡。曹公对郑浑的工作很满意，又征调郑浑任命为丞相府掾。文帝即位，郑浑担任侍御史，兼领驸马都尉，改任阳平郡、沛郡太守。郡界地势卑下，常苦于涝灾，百姓粮食不足，陷于饥困。郑浑在萧县、相县，组织百姓修筑塘堰，减轻水患，开垦稻田。郡里人认为这样做不妥，郑浑讲：“地势卑下，更容易灌溉，最终会有鱼稻收获之利，这是丰衣足食之本。”郑浑亲自率领吏民，大兴水利，一个冬天完成工程。此后，连年丰收，田亩数量，每年都有所增加，租税也相应增加，民众从中获利不浅，为郑浑刻石立碑，歌颂功绩，号称郑陂。郑浑改任山阳郡、魏郡太守，在任上，仍按照在沛郡的治理。郑浑看到郡里的百姓缺少林木，劝勉百姓大量种植榆树，作为藩篱，又种植五果；榆树长成材，五果丰收。进入魏郡地界，可以看到村庄整齐划一，民众财用充足，家家富饶。明帝听说后，下诏予以表彰，布告天下，改任郑浑为将作大匠。郑浑为官清廉，奉公守职，妻子、儿女不免受些饥寒。及至郑浑去世，儿子郑崇受拜为郎中。[695]
[695]《晋阳秋》记载：郑泰的儿子郑袤，字林叔。郑泰与华歆、荀攸的关系很好。华、荀二人看见郑袤，说：“郑公业可以不亡矣。”当初，郑袤担任临菑侯曹植的文学，稍后，担任光禄大夫。泰始七年，朝廷任命郑袤为司空，郑袤固辞，不肯接受，在家中去世。儿子郑默，字思元。
《晋诸公赞》记载：郑默谨守家业，以笃孝著称，位至太常。郑默的弟弟郑质、郑舒、郑诩，皆担任卿士。郑默的儿子郑球，为人清廉、正直，通晓事理，担任尚书右仆射，负责选举。郑球的弟弟郑豫，担任尚书。
仓慈，字孝仁，淮南郡人。当初，仓慈担任郡府小吏，建安年间，曹操在淮南招募民众屯田，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年，仓慈改任长安令，在任上，仓慈治理简易，有方法，吏民畏惧县令，又敬重县令。太和年间，仓慈升任敦煌郡太守。敦煌郡在西部边陲，天下大乱时，与内地隔绝，二十余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势力很大，化为例俗。前太守尹奉等，只能因循治理，无所革新。仓慈到任，抑制豪强势力，抚恤贫弱百姓，甚得民心。旧的豪强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百姓无立锥之地；仓慈按照人口数量，将豪强的田地分给贫弱百姓，让百姓根据自身能力，慢慢偿还田价。此前，属下县邑的诉讼案很多，而且杂乱，县衙不能及时结案，多集中在郡府。仓慈亲自调阅案卷，按照罪行轻重，只要不是死刑犯，皆以鞭杖惩治，而后遣送回家，一年后，判决的刑事案件，不到十人。在以往，西域的胡人欲到敦煌郡贡献，做买卖，当地豪强先拦住商队，既而与之贸易，欺行霸市，以欺诈手段，强买强卖，官府不能明断是非，胡人为此常抱怨不已。仓慈安慰胡人，胡人欲前往洛阳贸易者，为他们开出通关凭证，欲从敦煌郡返回者，以官价公平买卖，或以郡府库藏的物资，与他们等价交换，又派吏民护送他们回家。因此，胡、汉民众都称颂太守仁厚，施恩惠与百姓。多年后，仓慈在任上去世，吏民悲泣，犹如亲人去世，为仓慈画出图像，以寄托哀思。及至西域胡人听说仓慈去世，大家聚集在戊己校尉及官府门前，为仓慈致哀，还有人用刀划破面孔，以鲜血表示至诚之意，又为仓慈建立祠庙，遥相祭祀。[696]
[696]《魏略》记载：天水郡人王迁，在仓慈之后担任敦煌郡太守，虽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郡人赵基在王迁之后，又不如王迁。嘉平年间，安定郡人皇甫隆代替赵基，担任敦煌郡太守。当初，敦煌郡不知道怎么种田，灌溉农田时，常在田里积水，使田地湿透，才开始耕田，又不知道如何使用耧犁、用水及播种，既费人牛劳力，收获也很少。皇甫隆到任，教会民众使用耧犁，又教会民众灌溉，岁末统计，省下的劳力过半，得到的谷物增加五成。敦煌郡的民俗，妇人制作裙子，挛缩好似羊肠，用布一匹；皇甫隆改进制作裙子的方法，省去的费用不菲。敦煌郡人认为，皇甫隆刚毅果断，不如仓慈，至于勤政，恪尽职守，施惠于民众，为民兴利，可以为第二。
从曹操到元帝曹奂咸熙年间，魏郡太守陈国人吴瓘、清河郡太守乐安郡人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郡人颜斐、弘农郡太守太原郡人令狐邵、济南国相鲁国人孔乂，这些良吏或哀怜百姓，平反冤狱，或推诚相待，施惠于民众，或廉洁自律，为官清廉，或惩治奸邪，为民除害，都是二千石郡府优秀官员。[697]
[697]吴瓘、任燠的事迹没有记录。《魏略》记载：颜斐，字文林。有学问。丞相府征召颜斐，任命为太子洗马，黄初初年，颜斐改任黄门侍郎，后来，担任京兆太守。当初，马超败逃后，京兆民众大多不肯专心于农业，又经历四任二千石郡府官员，只顾眼前，不为民众长远考虑。颜斐到任，令属下县邑整治阡陌，栽植桑树、果树。在当时，民众大多没有牛车。颜斐又让民众每隔一个月砍伐木材，使转相教工匠制造牛车。又让没有耕牛的民众蓄养猪狗，卖了用以买牛。当初，民众认为烦琐，一二年间，家家有车、有犍牛。颜斐又开办学校，让那些愿读书的吏民，免除其部分徭役。又在郡府下面，整理菜园，让郡府吏役在闲暇时种菜。又在民众应当缴纳赋税时，用牛车乘便带来两束薪柴，在冬天寒冷时烤火取暖，融化笔砚。于是，京兆教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京兆与左冯翊、右扶风临界，两个郡的道路既污秽，田畴又荒芜，人民冻饿，而京兆却管理得有条不紊，民众开明，物资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优。颜斐为官清廉，生活仅依靠俸禄而已，于是，吏民都担心其改任其他地方。青龙年间，司马宣王在长安建立军市，军中吏士有人侵犯民众的利益，颜斐禀报司马宣王。司马宣王发怒，召来军市候，当着颜斐的面，杖打一百。当时，长安典农与颜斐共同坐在庭堂上，以为颜斐会向司马宣王致谢，暗中推推颜斐。颜斐不肯谢，良久才说：“颜斐观察明公，受分陕之任，欲严肃政令，整齐众庶，绝不会有所左右。而典农窃见推臣，欲令颜斐谢恩；假若颜斐谢恩，是为不得明公旨意也。”司马宣王遂严厉约束吏士。从此以后，军营、郡县各得其所。又过了几年，颜斐改任平原郡太守，吏民啼泣，拦在道上，车不能前进，步步稽留，十余日，才走出郡界，东行至崤关，颜斐因病，被困在当地。颜斐仍然心恋京兆，其家人随从看见颜斐病得很厉害，劝颜斐：“平原郡应当自我勉励，等待府君痊愈。”颜斐答：“我心里实在不愿到平原郡，你们等呼唤我，为何不言京兆邪？”颜斐在崤关病逝，运回平原郡。京兆人听说后，皆为之流涕，为颜斐立碑，至今仍称颂不已。
令狐邵，字孔叔。父亲在汉朝出仕为官，曾担任护乌丸校尉。建安初年，袁氏在冀州，令狐邵离开本郡，移居邺城。建安九年，令狐邵暂时离开邺城，到武安郡毛城。恰遇太祖攻破邺城，随后围困毛城。城破，擒获令狐邵等辈，有十余人，皆当斩。太祖阅见这些待斩之人，怀疑其中有衣冠士人，问其祖考，认识令狐邵的父亲，释放令狐邵，令狐邵在丞相府署理军务，担任军谋掾。之后，令狐邵又历任宰守，后来，担任丞相府主簿，出任弘农郡太守。所在任上，令狐邵为官清廉，清如冰雪，妻子很少到郡府探视。令狐邵举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喜欢民众诉讼，与属下毫无猜忌。当时，郡中无人懂得经书，令狐邵询问郡府的吏员，有的欲远行，向老师学习，令狐邵辄准假，让这些愿学习者到河东郡，向乐详学习经书，粗懂经书返回，令狐邵又设置文学官。由是，弘农郡的学校变得兴隆。至黄初初年，令狐邵接受朝廷征召，拜为羽林郎，改任虎贲中郎将，黄初三年，令狐邵病逝。当初，令狐邵族中子弟令狐愚，还是布衣百姓，常有高志，众人认为令狐愚必然为令狐氏增容，而令狐邵却认为：“令狐愚性情倜傥，不修德，虽志向远大，必定毁我家族。”令狐愚听说令狐邵这样评价自己，内心不平。及至令狐邵担任虎贲中郎将，令狐愚出仕，已历经几个职务，所在任上，皆有名称。令狐愚来见令狐邵，因从容言次，有些激动：“此前听说大人说令狐愚不能为宗族增容，令狐愚今天怎么样？”令狐邵熟视，并不回答。然而，私下里令狐邵对其妻子讲：“公治性情没有改变，还是老样子。以我看来，最终当祸败。但不知我是否会受到连累？将祸及你们耳！”令狐邵去世后，十余年间，令狐愚担任兖州刺史，果然与王凌密谋废立，家属被夷灭。令狐邵的儿子令狐华，当时担任弘农郡府丞，以亲属疏远，才得以不连坐。
按《孔氏家谱》记载：孔乂，字元俊，是孔子的后人。曾祖父孔畴，字元矩，曾担任陈国相。汉桓帝在苦县的赖乡建立老子庙，在墙壁上画上孔子像。孔畴担任陈国相，在像前立孔子碑，今日仍然见在。孔乂的父亲、祖父皆担任二千石官员，孔乂担任散骑常侍，上疏谏言。详情记载在《三少帝纪》，官至大鸿胪。儿子孔恂，字士信，担任晋朝平东将军、卫尉。
陈寿评论如下：任峻举义兵，归附曹操，劝导百姓开垦农田，种植粮食，仓廪充实，政绩卓著。苏则平定叛乱，在任上政绩优秀，为人刚直，有烈士之风。杜畿宽猛相济，施惠于百姓。郑浑、仓慈，安抚百姓，治理地方有政绩。这些名臣，都是魏国的贤良太守！杜恕屡次上书，力陈时弊，用儒家学说，谈论治国理政，都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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