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要硬软实力不可忽视

作为一个盛世，硬实力固然重要，但软实力同样不容忽视。在开皇初年，大臣牛弘上表说：“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当年陆贾对汉高祖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必须要充分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而那些正反例子都在书里。

隋文帝觉得很有道理，但由于几百年的战乱，大量的文化典籍都在战火中被焚毁，出现了“书荒”。没有书怎么办呢？牛弘出主意说：“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虽然官方藏书被烧了不少，但民间私人手里的藏书还有不少，可以进行征集，但不能强取豪夺，国家需要给些好处，钱花到位了，藏书人觉得划得来，自然就会献出来。

提出这个建议的牛弘，本身就是关陇贵族中难得的读书人，尤其喜爱研究古籍、礼仪。虽然公务繁杂，但却手不释卷，有点“书呆子”的意思，为此还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隋文帝曾让他宣布口谕，牛弘走到台阶下面对大臣们时，突然忘了皇上说了什么，又退回拜见隋文帝说：“陛下刚才说的，我都忘了。”隋文帝哭笑不得说：“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传几句话，这只是点小事，你都不行，看来你不是当宰相的料子。话虽这样说，但是很赞赏他的质朴正直，对牛弘的宠信日益增加。

隋文帝全盘采纳了牛弘的建议，下诏求书说“献书一卷，赉 缣一匹”，献书一卷赏绢一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隋朝实行的是租庸调制，“租”是指田租，“庸”是指劳役，“调”是百姓向官府缴纳的丝织品。当时的农民，一年的调是一匹缣，也就是说，给国家献一卷图书，一年的调就免了，这样的激励措施相当有吸引力。

更何况献书给朝廷只是暂时的，官府不会据为己有，而是会组织人力物力去抄书，抄完后原书完璧归赵。这对于民间的藏书人，简直就像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民间异书，往往间出”，献书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藏书的规模比原来整整扩充了一倍，原本闹“书荒”的隋朝的藏书量到后来居然成为中国历代藏书最多的王朝，藏书最多时有三十七万卷，七万七千多类。(www.xing528.com)

隋文帝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由上到下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在中央层面，特设国子寺，作为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据记载，当时国子寺的学生多达上千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地方上，设置了州县学校。

《隋书》中说：“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京师，人们为了追求学问不远万里四处求学，隋朝的每一条道路上都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这是汉魏以来从未有过的盛景。

除了大力修建学校，隋文帝还广泛宣传教化，他认为“治国之本，非礼不可”，要求各地官员号召百姓学习礼数，“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目的是让天下人都“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从而构建一个祥和安顺的社会。

隋文帝在尊崇儒学的同时，没有忘记当年抚育自己的智仙的嘱托，推出了包括度僧、建寺、造像、写经等一系列大规模复兴佛教的措施。他这样做，有个人信仰的原因，也有赢得民心的考虑。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经发动灭佛运动，招致了广大信徒的不满，同时引发信教者更为强烈的宗教感情。隋文帝复兴佛教，得到广大佛教徒的衷心拥护，对于巩固统治无疑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