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律：隋朝建立后的刑法改革及其深远影响

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是隋文帝“内政”建设上做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是修订律例，改革司法制度。北周时期的法律既混乱又残酷，“用法深重、诛杀无度”，搞得人人自危，众叛亲离。隋文帝未登基以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担任南兖州总管时，他就对心腹说：“人主之所为也，感天地，动鬼神，而《象经》多纠法，将何以致治？”这里的“人主”说的是宇文邕，《象经》是宇文邕颁布实施的《刑书要制》，隋文帝的意思是宇文邕英明神武，做了许多感天动地的事情，但他所推行的《刑书要制》非常严苛，这又如何能让天下太平呢？在隋文帝看来，国家和社会治理必须要依靠法制，只有良法才能善治。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隋文帝创建隋朝后，立即着手建立崭新的国家制度和法律，让整个王朝在正确的轨道上有序运行。他下诏令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人组成专门班子，负责修订刑律，裴政为具体负责人。《隋书·裴政传》记载∶“（裴）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新的律法被称为《开皇律》。

《开皇律》当年就编撰完成，在汲取先朝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杨坚下诏在全国颁行，不过，在如此短时间内就编制完成一部庞大的律法，纰漏之处在所难免。虽然废除了车裂、枭首等残酷的死刑，但依旧保留了不少前代苛刻的规定，所以新律实行不久，就出现了不少问题。

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批阅刑部的奏报，看到断狱数目在数万件之上，这一数字深深震撼了他。隋文帝认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罪犯太多不是因为犯罪增多所致，而是由于前代的苛刻律法尚未完全除尽所致，而新律又过于严密，让人不经意间就会触碰刑律。于是又下令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并明确了修订原则，即“权衡轻重，务求平允，废除酷刑，疏而不失”。

修订后的《开皇律》拥有较高的立法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的优点在于：一是简明。北周律法原本有罪名一千八百多条，非常繁杂，百姓根本搞不清楚，经常无意间就触犯了刑罚。新律一下子将罪名减少到五百余条，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罪一千余条，共计删除了三分之二的条文。

二是轻刑。废除了宫刑、鞭刑等酷刑。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等都做了减轻的规定，其中流刑自一千里至两千里分为三等，每五百里为一等。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每等以半年为差。杖刑自六十下到一百下，笞刑自十下到五十下，每十下为一等。刑罚确实减轻不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三是完备。首次确定了轻重有序、规范完备的封建五刑体系，刑名分为五种，即死、流、徒、杖、笞。共计死刑、流刑、徒刑、身体刑四大类，封建五刑制自此确立直至明清。(www.xing528.com)

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好不容易从北周夺来的皇位，隋文帝不想再让别人惦记着。《开皇律》还创设了“十恶”制度，“十恶”脱胎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义是危害国家和皇帝的行为，其他是违反封建礼教和家族伦理的行为，对于前者处罚很重，“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十恶”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即使皇帝大赦天下时也绝不赦免，因此也称为“十恶不赦”，一个新的成语就此诞生了。

此外，《开皇律》为了维护上层贵族利益，给予官僚贵族相当的法律特权，也就是所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和议宾的“八议”规定，对于贵族官僚必须按这样的特别审判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据《隋书·刑法》记载∶“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听赎……贵砺带之书，不当徒罚，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这表明对于有身份的贵族和受教育的士人，其法律适用不同于一般庶民。

《开皇律》的颁行是隋朝建立后刑法的一次大改革，隋文帝想借助这部律法治理好天下。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部律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历代王朝所承袭，唐、宋、明、清四个朝代的律法，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没有突破整个法律框架，一直到清末制定《大清新刑律》时才予以废止，存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开皇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很重要的是它在制定过程中充分汲取了前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换句话说，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集大成者。

《开皇律》的影响不仅限于后世，还影响到了周边国家。日本、朝鲜等看到有如此完备的法律体系，采取“拿来主义”，派遣人员前来学习，稍作修改后抄了过去，变成自己国家的律法，于是整个东亚逐渐形成了以《开皇律》的律法精神和原则为主体的东方法律体系。

拿破仑曾经说：“我的光荣不是打过四千次胜仗，因为滑铁卢一败便可使这一切完全被人忘记，但不会被忘记的，而且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典》。”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文帝完全可以因这部《开皇律》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