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医学院独立设置初期，敌机仍常轰炸南郑县城（今汉中市），因此学院只好搬到郊外破庙、农舍上课或居住。王兆麟回忆：“一九三九年夏，南郑亦连遭日机空袭，教学、医疗无法进行，医学院又奉命迁至南郑城东的黄家坡、三皇寺和马家坝一带的农村，以庙宇和祠堂作为院址。”“校舍条件很差，全院仅有四座年久失修、布满泥像的庙宇和两家祠堂，而且彼此相距二三华里，沟壑田埂纵横其问，交通极不方便。师生食宿之艰辛可想而知。记得小儿科教授颜守民住在离附属医院（文家庙）里许的一间农舍，室内摆置桌、床之后所剩无几，屋顶透亮，可见天空。颜教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每晚点着油灯备课，清晨按时赶到医院上班，再走二三里田埂小路到黄家坡上课，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其他教师的情况亦大致如此。”[72]颜教授学问精深，带教也相当严格。据其学生隋式棠教授回忆：1935 年至1937 年留校在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随颜教授工作期间，有次接诊一个呼吸带吼声的小儿，隋式棠急请颜教授诊视。颜教授看过后返室拿出德文《儿科学》，向隋式棠指出相关章节，不言而去。隋式棠翻看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儿的表现是先天性喉喘鸣，是因喉部早期发育不良所致，一般会自动痊愈，无需处理。[73]
西师袁敦礼教授（图4—22）于1944 年举家迁至西北师院兰州校区，一家十口人挤在一套房子内。他的住房与大家一样，都是泥土房子、草泥顶、土墙、纸糊的窗户。王明昭回忆说：“有一天晚上，袁先生的爱人赵玉琨邀请我们到她家作客。袁先生见面第一句话就对我们说，别看这房子土，比上海的高楼大厦来说，确实有它自己的特点，冬暖夏凉！他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74]学校看他人口多，就分给他两套房子，但他坚持拿出一套给本系一位教师和一位职员共住。即便他后来作了兰州体育学院院长，他和夫人也仅住在一间15 平方米的房子里，既当办公室，又当宿舍、厨房。有一次，路经郑州了解招生情况，他坚持和青年教师同住一间大教室。[75][76]家里人口多，都靠他一个人的薪水过活。他自己的孩子们就连布鞋都穿不起，只能穿草鞋。即便如此，他还关心难民收容所送来上学的孩子生活，时常接济他们。对学生也是关怀有加，早上在寒风中与学生一起锻炼，晚上与学生一起上自习，节假日带学生远足、登山、或到农村作社会调查。[77]
图4—22 1962 年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邀请袁敦礼（右一）一家在中南海作客
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他一心扑在体育教育上，即便1945 年旅美讲学期间，他看到美国先进的电化教育，便从美国聘回电化教育专家葛泽教授，并购买了电化教育器材及影片，组织由14 名教授和各附属学校校长组成的电化教育委员会，设立电化教育馆，开设电化教育课。他赴美讲学期间得知国民政府教育部不拟恢复北平师大，便即刻回国周旋，还将在美讲学收入购买了40 余箱图书，捐赠给了北师大图书馆。学校迁兰期间，图书缺乏，他也曾多次倾囊购书，捐赠学校，即便到了弥留之际，还嘱托家人“将所有书籍赠给西北师院图书馆”。这些都生动反映了他对西北体育教育、对祖国体育事业的深厚情感。大陆解放前夕，曾有人动员他赴台，他也接到了周恩来的捎信劝导，最终仍返北平任教。(www.xing528.com)
西师胡国钰（1894—1984）教授把抗战后期物价一日三涨所致的艰难生活比喻为“活蒸螃蟹”，“老牛破车刮风下雨载重爬高坡”，真可谓活灵活现。其意思是说：把活螃蟹放在蒸笼里，在下面加水蒸煮，使螃蟹挤在一起，口吐白沫。欲活不能，欲死也不能很快地死去，只能饱受煎熬，最终成为餐桌上的“活蒸螃蟹”——这就是战时大学教授的生活写照。
那时，论穿的，他一年四季仅有一件蓝色大褂，冬天充入棉絮成了棉大褂，春天扒出棉絮再当单衣；吃的更简单，有时午餐就是几块锅饼，一盘辣椒糊；住的，胡先生与夫人、儿女一家人都挤住在学校的寓舍里。那时，长子上西北大学，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看到特务横行校园，他成天为此担心；妻子更是念子心切，以致患上精神分裂症，一天去黄河边散步，竟失足掉进黄河，不幸丧生；胡先生人到中年，遭此打击，又要抚育未成年的孩子，既做父亲，又当母亲，日子可真够煎熬的，不免也饮酒浇愁，遂有“饮酒辩”。
那是一次课间休息，学生们见饮过酒的先生，竟然讲课还有条有理，便询问胡先生饮酒之道。他说：“星期一是一周之始，要喝上一杯；星期六是一周之末，也要喝上一杯；星期日是休息日，更要喝上一杯；星期三是一周之中，当然要喝上一杯；刮风下雨天气不好不能外出，坐在斗室里自然要喝喝酒了；晴天里阳光明媚，心情畅快，更要喝酒遣兴；写文章时要以酒助笔；百无聊赖时以酒消烦”。[78]这就是他的“饮酒辩”。其实，胡先生不过是乘兴说说而已，多年后提及此事，他说“我并不嗜酒，再说那年月我哪有钱买酒喝啊？！”现在看来，胡先生不嗜酒是真，但其所“辩”也的确难掩战时生活的艰辛和心中的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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