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抗战大后方“三坝”（以西北联大五校为代表的陕南古路坝、以齐鲁大学等四所教会大学为代表的成都华西坝、以国立中央大学等20 余所大专院校为代表的重庆沙坪坝），是一个泛指性名称。当年的学生傅恒志院士回忆说，抗战时，“说大学有‘三坝’，成都的华西坝，有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几所高校，条件相对好一点，但也是经常断电缺粮，就把这叫做‘天堂’；重庆沙坪坝，有中央大学、交大等校，生活环境相对清苦，把它叫‘人间’；而古路坝呢，在汉中城固，是交通、生活、学习条件最差的，在大山沟里面，就叫做‘地狱’。大家想想，沦陷区的学生家破人亡，一个人逃出来举目无亲，没吃没穿。逃到了后方而且上了大学，他是什么心情？国恨家仇凝聚在一块，所以，不管是在天上、人间、地狱，没有不刻苦学习的。同样，在日寇铁蹄下、在地狱火烧中锻炼出来的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学生学习非常刻苦，简直可以说是到了忘我学习的地步。老师也是呕心沥血，生怕给学生教少了”。[55]
古路坝和七星寺是西北工学院的院本部和分院所在地，中间隔着几十里路的岗峦与阡陌，而且南北分处于汉江两岸。
宋如海编著的《抗战中的学生》对古路坝有很诗意的描写：
古路坝隶属于陕西省城固县的一个小村庄，位置在万山丛中，风景绝美，距汉中约70 里，从汉中出发向东南走，渐渐到了山脚下，沿着蜿蜒的小道，越爬越高，翻过一个个的小山丘，沿途经过些狭长的山谷，耳听些潺潺的水声，有时还可以见到小的竹林，偶然也有人家，但不过是三两间茅舍，人烟稀少的令人几乎疑惑是探索桃花源去了。约行20 余里，豁然开朗，有一个大的建筑矗立在前面，附近有一个小的村镇——这便是古路坝了。从古路坝向周围看，只见些高山，向南望去，气象巍峨的，那便是有名的巴山，到天阴时，巴山便被云遮住，或者只看到云下的山腰。山上的树，虽然近来被人伐掉的已经不少，但距古路坝稍远一点的山，仍可看到一片片的葱郁。山上的树，大都是松柏杉之类，冬日也不落叶的。若站在山坡边，向山谷中望去，则是一块块的方形稻田，一级级的，好像天然的梯子。[56]
古路坝距城固40 华里，地旷人稀，远离城镇，偏于一隅，又不易被敌机轰炸，因此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古路坝有座教堂，是意大利传教士设计的，周围的田产又差不多都是教产，连居民也大都是天主教徒，那巍峨的西式建筑，点缀在这四周的青翠林木中，阵阵的钟声，荡漾在山重水复的空间，倒像是世外桃源。天主教堂建于古路坝北山坡上，拨给学校使用的房屋对于教学很为合适。有20 个可供上课的大教室，内有课桌、条凳。有砖瓦楼房，可供办公和学生住宿。有平房数十间，可供职工住宿、实验室和教职工食堂使用。有老人院两层楼房20 间，供教授住宿。有小教堂一所，供开会及图书阅览使用。学院筹备期间，又在天主教堂院内山坡空地上新建了以松木为屋架、以竹笆为墙顶的学生宿舍和食堂（图4—16）。
图4—16 古路坝天主教堂院内景与1945 届西工毕业生合影
在深山中的古路坝，寂寞的环境，正是读书的胜地，山野中，林荫下，以及葡萄架旁，聚集着手不释卷的人们，图书馆和自修室，是同学们专心致志的所在，正因为这儿静，所以读书不仅是为了学问，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所以图书馆的办公桌上，常年是堆满着借书证。学生们专心苦读，因为图书阅览室地方狭小，从早到晚皆座无虚席。晚间自习时，一个大教室，顶多两盏汽灯，晚饭后就有同学抢先进入教室，占灯下座位，晚来的同学只能依次后坐，有些则自己举着蜡烛以补光线之不足。每晚自习都是在煤气灯将要熄灭时，同学们还迟迟不肯离去。黎明，即有同学散布于山坡或树林中开始晨读。
古路坝是高年级学生所在，一切都能自发自治，教授们指教出一条捷径，同学们可有较多的时间，按个人的兴趣而发展，但是必修的课程照样不准含糊，而且凭着嘴巴讲得出来不算完事，将来应用的是技术，所以各科都要实是求是，在实验室中，工厂实习和测量实习时，都配合了理论上的不足。工厂中，金工、木工，以及车床的运动，人人亲自下手。化工室内，酒精灯常喷着蓝色的火苗。野外，山坡上，小树旁，同学们抬着仪器，支起标尺，拉着皮尺，测量完了回来制图，虽然辛苦，可是别具味道。有的同学，口袋里装满了顽石、土块，满手常是泥巴，说他是小孩子，可真不像，谁知道那顽石中藏了不少奥妙，土块里竟有不少门道，什么地层、矿石，名堂可真不少。(www.xing528.com)
工学院的功课，并不只是那些老长老繁的数学公式，这些枯燥的功课里都包藏着一个满有兴味包罗万象的实际，书本中间，虽没有黄金，却真是隐藏着耸立的建筑、机器的运转，以及冒着黑烟的烟筒。
在古路坝，除了同学，没有别的伴侣，除了同学没有别的亲近，而教授们又是唯一的长者，所以生活在这个山国里这一起人们，就如同一大家子人，同学之间，又熟识又热闹，九系的同学如同是大家庭里的九房弟兄，各系主任是各房的家长，教授们也都是同学们的保姆，而院长正是年高德长的族长。而七星寺倒成了远方的亲戚了！
当年，曾在古路坝就学的傅恒志院士回忆：
我是西北工学院1950 年的毕业生，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只在汉中待了半年，1946 年底就由古路坝迁到咸阳。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没有操场，教室是土坯泥房，晚自习只能点蜡烛和小的煤油灯，教授上课经常没有粉笔，吃饭的粮食由学生轮流到几十里以外去背。
古路坝位于城固县城南的董家营古路坝村。此地有一座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由荷兰人设计，中国工匠施工修建。原存主教公馆，修女院已成断壁残垣。此地南处大巴山麓，北临汉江，气候温和，林木茂密，春季藤萝盛开，秋季兰蕙飘香，风光宜人。1938 年4 月，西北联大南迁汉中时，将联大工学院土木系三、四年级（一、二年级在城固县城上课），联大文理教工分院（体育系、地理系），附属高级部置于此，1938 年5 月联大教育系亦在高中部实习。1938 年7 月27 日，教育部令联大工学院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工学院，遂将此地全部作为其校址，后又设七星寺分院。同时，在城固县城考院设立“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
国立西北工学院在古路坝前两三年，逐渐感到建筑设施不敷使用，遂于1942 年7 月向教育部提出：“复查本院房屋原系错用天主教堂之一部，所有大间房屋计260 间，除教室用去75 间，各部办公室用去24 间，各系实验室用去36 间，学生宿舍用去120 间外，仅有教职员宿舍不足10 间，连同二十七年建筑之宿舍30 余间，计共有宿舍约40 间，而本院教职员200 余人，势难容纳，且二十七年所建房屋以当时为节省经费起见，一切因陋就简，暂应临时之需，未作久远之计，每间房屋只用费数十元，工料均差，现在时历四载，该房多已破坏不堪应用，帮教职员大部均于院外租房居住，兼以本院僻处山中，人烟稀疏，附近房屋权少，致教职员住所每有远至五六华里以外者，往返办公深感不便，影响工作效率殊非浅鲜，且山中土匪出没无定，散居院外治安亦甚堪虞，依此情形教同宿舍实有急切建筑之必要”。[57]之后，增建了教室宿舍等。
西工在古路坝办学日久，师生们远道40 华里外的城固县城购物不便，而且，“自迁移古路坝以来，古路坝商业逐渐繁荣，各项建筑亦日有增加，唯多各自为政，缺乏整个计划，以致商业区域，变为污秽场所，不独与环境卫生有关，且对交通亦诸多障碍”[58]。于是，便与地方协调，于1939 年1 月开始筹备，9 月7 日成立了分别由西工9 人、地方12 人组成的古路坝市政管委会，并豁免天主教堂税捐，兴办了一个“百日集市”。此事，得到城固县政府的积极配合，责成地方指导员及联保主任协助实施，终在天主教堂空场，建成了“古路坝集市”，大大方便了西工师生购买大米和日常用品。1941 年8 月20 日，复与城固县博望乡乡公所协商，为避免人声鼎沸影响教学秩序，禁止商人在本分院南首空场设立市场，而一律设在桥西。
西工的一年级学生住在七星寺，与古路坝校区形成西工校区的一个整体。其校区建设一度与城固县七星乡立小学理事会发生矛盾，陈立夫出面，方解决纠纷。1941 年7 月4 日，西工与城固县协商，装设了七星寺电话。1941 年10 月14 日，七星寺学生宿舍36 间、七星工厂18 间、礼堂1所、教室3 间等，均先后建造完竣，并呈教育部，派第三方国立西北大学会计主任鲍宁生进行了验收。[59]1942 年1 月20 日，又与地方商议，修筑了城固县城至七星寺的一段公路。
抗战胜利后，西工回迁咸阳、西安，经请示教育部，在古路坝、七星寺的所有建筑、设施、用具，几乎全部赠予地方。赠予陕南天主教堂古路坝总堂的有：讲演台1 座，教职员宿舍53 间，学生宿舍58 间，电工实验室6 间，矿冶实验室6 间，漂染实验室3 间，化工实验室3 间，航空实验室2 间，课余研究社2 间，茶炉3 间，学生厨房5 间，学生膳所11 间，教授厨房1 间，教授膳所1 间，水工实验室5 间，机械实习工厂7 间，农场5 间，工友宿舍3 间，厕所3 间，教室3 间，教职员宿舍22 间。合计203间，价值2 541 000 元。另将七星寺分院院址、校具全部赠予七星寺小学，以资充实设备，其余拨赠陕西省教育厅接收支配应用。另外，还将所余家具移交给城固县地方各教育机关，以及赠给博望中心小学校具，价值230 073.50 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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