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国共在联大势不两立，互相渗透，故刻意迫其远迁陕南，并致其解体的说法依据不足。
这一说法目前仅见于国民党方面于鸣冬的说法和共产党方面李可风的说法。
常委徐诵明为“左”倾分子所包围，竟于二十七年七月向常会提议聘请“左”倾教授许寿裳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就职后，要求常委会停发吴西屏等的聘书，并新聘……邓和民、吴清友、彭迪先为教授，因他获得常委徐诵明的支持，常委会予以同意。因此，西北联合大学顿时充满了陕北抗日大学的气氛[48]。
李可风校友回忆：
西安临大迁校……害怕延安影响西安，西安临大越变越红。终于三月上旬强行下令临大南迁……临大党组织和民先队部考虑各方面的需要，并照顾部分同学的意愿，动员大多数进步分子随校南迁，一面学习，一面开展抗日运动。同时，介绍了一部分骨干力量分赴河南、山西前线参加战地工作。另外，还挑选了一部分民先队员，分批送往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我们民先队员几十人分两批步行北上，背负行装，在黄土高原高歌快步，来到革命圣地延安。[49]
西安临大南迁时，虽有300 余名学生选择奔赴延安，如杨守正[50]、郑代巩[51]、柳青[52]、黄树则[53]等即选择去了延安，但中共西安市学委，仍鼓励绝大部分学生随校南迁完成学业，再从事革命工作，西安临大法商学院申健（申振民）[54]即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随校迁陕南完成了全部学业。回忆者李可风校友，1938 年9 月与在延安抗大毕业的学员百余人分派至武汉工作。武汉沦陷后的1940 年春，几经曲折，又回到城固国立西北大学复学。
西安临大文理学院外国语文系二年级学生崔润珊和同班同学方澄敏也是这批选择去延安抗大的学生，被分配至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三队第十班学习。为以休学名义保留西北联大的学籍，崔润珊于1938 年2月16 日在延安特地致函西北联大常委（图3—26）。
图3—26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十班崔润珊呈请休学来函局部与信封
这封信是一份反映全面抗战初期西安与延安间、国共间、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间的关系，以及反映进步学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和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物。当西安临大常委收到这封信时，学校已迁至陕南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常委们的最后处理结果是：李蒸常委指示注册组查明崔润珊学籍无误，并复函崔润珊告知处理结果：“所请休学，碍难照准”。然而，“请发给修业证明书一节，或可通融。来函请求时可照发”。[55]
李可风与崔润珊等少数学生自愿奔赴延安，后又回到学校复学或要求保留学籍并获准发给修业证明，这说明无论延安方面，还是西安方面，均认可西北联大的客观存在。虽然，校内也曾发生数次学运，也曾有进步学生被捕，以及孙科、邹韬奋、周恩来、徐诵明常委等出面营救学生，但均未成为联大解体的主因。无论是冯友兰的“三个人穿两条裤子”[56]致内部分裂说也好，还是于鸣冬、李可风国共互防说也好，抑或当下“内部矛盾和防共控制在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也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57]等说法其实都有某种偏颇，最多影响个人情绪，而不会影响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www.xing528.com)
西北联大“一分为五”展布西北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西北联大在1939 年8 月8 日最终“一分为五”，化身为皆冠以“西北”的国立五校。
从大学西迁酝酿时期的社会舆论来看，1932 年即有“上海一地即有国立大学六所，而西北六七省地方除前已所云兰州公立之甘肃大学外，国家并未丝毫顾及西北之教育……亦国家当局之失职与损失”[58]和“国家教育经费，动以千百万计，然用于西北者几何？沿江沿海，大学如毛，而从未在西北省区创一规模宏阔之国立大学”[59]的批评；有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从速设置国立西北大学，培植服务西北之人才，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60]的决议；有陕、甘、青政府及民间争办西北大学的高涨热情；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与行政院、与北平大学、与北洋工学院在全面抗战之前即积极接触，欢迎平津高校迁陕和“拟将北平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西移，为西北大学之基本”的预案。当西北师范学院迁兰、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面临归并，以及1949 年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农学院拟迁四川时，陕西省政府、陕西省参议会均极尽挽留，阻挡迁移。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合作成立陕西考古会，以及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国立西北农学院合作成立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等，则为大学西迁的先声。
在1937 年8 月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61]《教育部长王世杰致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电》中，已有“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集中原有力量，于内地创造一、二学术中心，以求效力国家”[62]“于学术文化上根基较为稳固，文化着眼似宜注意于西北，即在政治上所关亦甚大”的战略考量。1937 年9 月28 日，行政院与教育部对平津高校的西迁专门作了部署：
关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之处置：平津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为数极众，势非借读办法所可完全救济。本部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使学生得完成学业，且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起见，业经呈奉蒋院长核准，先在长沙、西安等处设立临时大学各一所，近已分别成立筹备委员会，派员分赴长沙、西安积极筹备，期能早日开学，并定就平津各校院原有经费划拨一部分充各该临时大学经常费。所有开办费亦经商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意协助五十万元。关于校舍业经觅定暂时需用之房屋。至于图书仪器，则除利用平津各校院业经迁出之设备外，并正一面另行设法补充。战区教职员及学生之登记与救济：自平津失陷以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多数南下，本部为接洽通讯起见，在部内设立平津国立校院通讯处，办理登记事宜。[63]
教育部长王世杰致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电亦有“为使平津各校师生迁地研习，并发展西北高等教育起见，决定在西安设一临时大学”[64]的说法。在西安临大筹备期间，常委们也认可了这些说法，并自觉作为办学目标，明确表示是为了“培植人才，奠复兴国家民族之基”，[65]“以在抗战时期战区内教授、学生不应失教失学，并当训练各种专门人材，以应国家非常之需要，特设临时大学以资救济，意远旨宏，洵为国家百年教育计”。[66]在此前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也有相同表述。
1939 年1 月，教育部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教育报告中，已有“现设陕西各国立大学及学院，如因战事关系有迁移之必要，拟令迁甘肃及青海以树发展西北高等教育及社会文化之基础，以后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如呈请迁移，亦拟令其迁移于现有学校较少者省区如西康、青海等省以求分布之合理化”；“为谋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起见，教育部经将原有平津各校合并组织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分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三校，使成为永久之西北高等教育机关”的明确表述。
教育部在战后教育复员计划中，有“战后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置宜先谋全国各地合理之分配”，还有具体的迁移计划：
内迁学校迁移计划：内迁专科以上学校为求合理分布起见，拟定迁移办法如次。第一，分全国为东、南、西、北、中及东北、西北、西南八个区域。第二，各区之中心点及拟迁移或设置之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数拟订如左。西部：重庆，国立大学及专科学校各一校；成都，国立大学一校；西昌，国立专科学校一校；雅安，国立专科学校一校；自贡，国立专科学校一校。西北部：西安，国立大学一校；兰州，国立大学一校；迪化，国立学院一校；武功，国立学院一校。[67]
其中，西北地区有在西安、兰州、迪化、武功设校的计划。在教育复员计划中也有在“西安，国立西北大学；宝鸡，国立西北工学院；武功，国立西北农学院；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畜牧专科学校，交通大学甘肃分校”等计划。1946 年2 月1 日教育部的《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调整地点一览表》中，已有“西北大学，迁西安，西北工学院迁西安，西北农学院仍武功；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西北医学院（南郑），该三校拟合并扩充改为国立兰州大学”。
这些均充分说明，西北联大一分为五展布西北，绝非一时权宜之计，而在战前、战后的国家层面均有缜密的战略规划，而其他原因均难以获得档案史料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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