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教授抗争引解聘潮

1938 年11 月30 日上午11 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51 次会议，在李蒸、徐诵明^[40]两位常委缺席，仅余胡庶华一名常委的情况下，仍在城固校本部会议室举行。会议通过了：法商学院政经系教授沈会春（沈志远）先生函请辞职案^[41]；拟请政经系教授章友江先生担任研究抗战政治问题案，决议章教授准予给假一年（自1938 年8 月1 日起至1939 年7 月底止）研究抗战政治问题；拟改聘曹联亚（曹靖华）先生为文理学院国文系讲师案；法商学院张院长北海函请解聘教授刘及辰先生、副教授韩幽桐先生、讲师张云青先生案；等等。这是西北联大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新增校务委员张北海列席的唯一一次常委会议，并且牵涉几位被“放假”、降职、解聘的主要教师。

1938 年夏，国民党反动势力对西北联大以中共党组织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活动严加防范，进步教授的授课内容和进步学生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为了加强对西北联大的控制，1938 年7 月，教育部下令改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后增聘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务委员，胡并任常务委员。胡到校后，还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一身二任，实际上从此掌握了全校的实权。张北海在任校务委员之前，以教育部督学名义常驻学校。他曾从事新闻检查，曾任上海影检所所长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专员。他的来校，负有特殊使命，并随带一名“秘书”，实为精于拳术的保镖，曾任大汉奸褚民谊练拳的助手，这一仆一主在联大的现身，在宁静的校园颇为扎眼。

1938 年9 月2 日，新学期开学时，校常务委员、法商学院兼院长徐诵明，请辞代院长职务，并经联大第38 次常务委员会议追认，聘请鲁迅挚友、历史系主任许寿裳继任法商学院院长（图3—24）。此任命被进步势力拍手称快，反动势力却大为不满。在欢迎许寿裳教授履新大会上，一些三青团成员首先发难，对许先生进行无理攻击，而进步同学则起而驳斥，据理力争，双方各不相让，差一点在会上发生肢体冲突。

图3—24　许寿裳至迟在1938 年8 月8 月28 日已经开始履行法商学院院长职责（此用笺上有1938 年8 月29 日“现值集中军训时期碍难准其返里，裳代”和1938 年9 月2 日“院长许转呈常务委员”字样）

教育部对徐诵明聘许寿裳先生为法商学院院长一事，罕见地以重新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来表达立场。然而，按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为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应由校长聘任，哪里有教育部直接任命院长的道理！教育部施加压力，加聘张北海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复于11 月12 日以联大常委第48 次会议的名义，准许寿裳教授辞去法商学院院长兼代政治经济系主任职务，正式聘请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得知此讯后，立即向校常委徐诵明提出辞职，徐诵明常委为表示抗议，立即批准许的辞职，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未准），随即赴渝、蓉等地向教育部报告校务和为医学院等聘请教师，两个半月后的1939 年1月始回校（出席了1939 年1 月13 日的第58 次常委会）。11 月21 日，张北海走马上任。胡庶华常委则在法商学院该学期第一次纪念周大会上支持张北海说：“聘请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兼本校校务委员张北海先生担任院长，现在张院长已到校视事，……张院长过去曾在国内文化界颇为努力，此次担任本院院长，我想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表现。”^[42]

张北海的上任，激起全校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法商学院曹联亚、沈志远、章友江、彭迪先、黄觉非、韩幽桐、刘及辰、李绍鹏等10 余名教师开会，挽留许寿裳，反对张北海履新，并立即发出油印传单“快邮代电”送全国各报社、各大专院校和各机关团体，公开反对教育部的决定，指责张北海不学无术，品质低劣，不仅不足为人师表，更不配当大学的院长。校内外对此反应强烈，学生中立即提出了“反对张北海接任法商学院院长”“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的口号。为平息事态，教育部加聘许寿裳为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校亦聘为建筑设备委员会主席，在1938 年12 月9 日举行的西北联大第53 次常委会上和1938 年12 月14 日举行的第54 次常委会上予以公布，教育部并就加聘一事致函许寿裳教授。^[43]

同时，张北海与复兴社杨立奎、军事教官李在冰等人联合对抗师生，并出动特务学生对为首的进步师生进行跟踪监视，并威胁、刁难、围攻。对进步教授采取不安排授课或者削减授课时数，实施排挤打击。在彭迪先教授的课堂上竟然有特务学生坐在第一排拿出手枪擦弄，蓄意威胁，还有一名特务学生，蓄意向彭教授提问：有一个教授每月领“国难薪”二三百元，但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试问：从“边际效用学说”看来，这有无“边际效用”？当即遭到彭教授义正词严地驳斥。1938 年底，教育部亦下令禁止商学系学生学俄文，同时要求解聘法商学院俄文课教授曹联亚等12 人。1939 年春天，曹联亚、章友江、沈志远、韩幽桐、彭迪先、黄觉非、寸树声、刘及辰、李绍鹏、方铭竹、吴英荃、夏慧文、张云青等一批进步教师先后被解聘、低聘或给假架空（图3—25）。与此同时，教育部又通令全国各院校：解聘教授，他校一律不准再予聘任。

图3—25　西北联大常委会有关解聘12 教员的文档（左为解聘刘及辰、韩幽桐、张云青的文件；右为一张会议草稿，自右至左书有李绍鹏、彭迪先、寸树声、沈志远、曹联亚、章友江、韩幽桐、刘及辰、张云青、方铭竹、夏慧文、吴英荃、季陶达〔幸免〕 的姓名）

这激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法商学院推举曹联亚、彭迪先二人作为被迫害教授的代表，前往校本部抗议，当面质问为什么要撤换院长？为什么要解聘进步教授？两位代表拍案怒斥道：“不遵守聘约，不讲信义，不讲民主，迫害教师，就是摧残教育！”彭迪先教授年方31 岁，更是怒不可遏，与校常委胡庶华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立即向教育部和校方开展了一场请愿斗争。法商学院学生李昌伦出面组织群众200 余人签名请愿；桂奕仙执笔起草了谴责反动派摧残高等教育、倒行逆施的石印传单，被迫害教授们还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全国大专院校散发请求声援。法商学院学生余士铭、马介云、刘养桐、伍诗绥、陈志立等积极发动同学进行声援。文学院院长黎锦熙也拍案而起，公开支持进步师生的斗争。张北海后以法商学院的名义宣布对李昌伦、王仲雄两位参与请愿的学生“记大过”处分一次，以示惩罚。(www.xing528.com)

1939 年1 月9 日，教育部长陈立夫指派学者型的教育次长顾毓琇到西北联大平息事态。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在章友江等进步教授的帮助下，围绕反对解聘教授这一主题，向顾请愿，并取得了顾对进步师生的同情和支持。但是，积极反共的政策日趋明朗，反动派在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后，于1939 年3 月5 日的深夜，将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刘长菘、党员郑登材和李昌伦三人分别逮捕，并于次日清晨押解到汉中国民党陕南党务督导专员办事处肃反组关押审问。事发后，中共联大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立即改组了支部，由袁敏继刘长菘任书记，并积极领导营救和组织进步师生探监慰问。同学们向三位战友献诗：“爱国竟何罪？无端系尔身，永怀苏氏节，不愧岳家魂。此地朔风急，北天春意深。勿为多寂寞，四海结同心。”彭迪先、章友江、沈志远等教授亦多次奔波于城固、汉中间，尽力营救学生。寸树声教授为营救一事专程从城固赶到汉中找校常委徐诵明商议办法。随后，徐诵明常委与黄觉非教授同去汉中找在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担任主任的同乡林某进行疏通。在重庆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先生，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要求立法院院长孙科主持公道，电令陕南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历时三月有余的营救，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学生，但又于暑假之前借故将进步学生王佐才、江效楚、杨文杰三人开除了学籍。

张北海自1938 年11 月12 日开始到法商学院履新，唯一一次列席了1938 年11 月30 日召开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51 次会议，并通过聘李浦先生为法商学院法律系教授，荆磐石先生为法律系讲师；请聘江之泳、汪奠基、凌乃锐、王希和、罗仲言五先生为法商学院政经系教授，翟桓、刘世超两先生为政经系副教授，吴我怡先生为政经系专任讲师；聘刘泽荣、张永奎两先生为法商学院商学系教授；改聘政经系讲师孙宗钰先生为商学系教授；聘许兴凯先生为法商学院政经系兼文理学院论理学教授。同时，提请常委会解聘政经系教授沈志远、改聘曹靖华为文理学院国文系讲师；准章友江教授学术休假（自国民二十七年八月一日起至二十八年七月底止，研究抗战政治问题）；解聘教授刘及辰先生、副教授韩幽桐先生、讲师张云青（常委会记录写明是“法商学院张院长北海函请解聘”）。在1939 年2 月14 日提交常委会的函中提到李绍鹏教授时，与其他常委的一再挽留形成强烈对比，有“所任俄文课程缺授瞬逾一月，既未请假，形同罢教”“现该项课程旷废遏久，不使罢教之风未宜坐视，北海辱承委托主持院务，未敢再行容忍，有负职守，拟恳即日准其辞职，俾便另聘替人以免虚耗国家公帑”；对于学生也很粗暴，在1939 年1 月27日的法商学院布告中就有“如仍有怙恶不悛，应即查照，为首者予以开除学籍处分”的激烈言辞；在列席联大常委会时，事涉一些法商学院的任免时，也多少有些霸道和与身份不符，如1938 年11 月30 日列席第51次常委会时，一共讨论了10 项问题，有8 项为“张院长北海”的聘任、解聘提案，1938 年12 月9 日又向第53 次常委会提出解聘黄觉非教授法律系主任由自己取代的议案；1939 年3 月10 日的第65 次常委会，他又提出“签称商一学生李金明侮慢师长，应予开除学籍”。直到1939 年7 月5 日，张北海向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90 次会议提出辞职，决议“照准，聘请戴修瓒先生为法商学院院长，并电部报告，在戴院长未到校前，推徐委员诵明暂行兼代”。1938 年11 月12 日，张北海被教育部加聘为国立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到1939 年7 月5 日辞职，总共任职237 天。从此，西北联大再不见其身影。

许寿裳致函昔日同事谢似颜教授回忆此次风波时，说：“秋，弟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密电常委，谓院长宜择超然者，弟闻之，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与陈（立夫）见面，以弟之孤介，实难与此公周旋”。^[44]这次解聘与反解聘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潮。许寿裳先生辞去行政职务，专任国文系教授。此时，西北联大原体育教授、时任汤恩伯三十八军机要室主任的谢似颜，代转汤恩伯邀许任汤所创办的中正学院院长一职。许寿裳之子许世瑮也收到国立西北农学院邀任讲师的聘书，但忧于西农院长周伯敏由陈立夫任命，又是于右任的外甥，考虑儿子去后会使自己与陈立夫的纠葛再添变数，也“不满于党内有党”，厌于政治，故父子均婉拒谢似颜和西农聘请。之后，许并未离校，曾于1938 年12 月游汉王城，于1939 年4 月6 日出席西北联大师生祭扫张骞墓，于5 月7 日出席钱玄同先生追悼会，1939 年8 月8 日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时仍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教授。1939 年9 月16 日，自汉中乘汽车入川，19 日抵四川成都，10 月5 日抵重庆，后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徐诵明常委未就任教育部令任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而辞职到重庆，后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驻会常务委员虚职，曾与冯玉祥、邵力子等会面时，谈及对西北联大的愤愤不平。其实，对联大进步教授的解聘由来已久，可追溯至抗战前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进步教授解聘。徐诵明回忆：

国民党政府图谋解聘平大教员，由来已久。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前，平大特别是法商学院的员生中就有不少进步分子，因而早为国民党中央所注意。我自代理校长职务后，每次到南京见到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时，他们总说法商教员分子很复杂，希望我好好地整顿。1936 年平大新聘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为法商学院教授之后，国民党中央更加仇视。约在1937 年三四月间，教育部忽来电，称奉中央命要解聘陈启修、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五教授，嘱我依照办理。当时我和法商白鹏飞院长均认为此令不能执行。我随即赴南京面见教育部长王世杰，说明五教授均学有专长，很受学生欢迎，一旦解聘，势必引起学潮，而且我深信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不过言论上有时与政府不甚一致，但丝毫没有非法行动。王说：“中央命令不能不照办，人数方面可以略减，否则恐影响平大前途。”不久王世杰又派教育部司长雷震邀白鹏飞到济南续商（雷、白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学），仍无结果。僵持数月以后，一日沈志远忽来见我说：“我知道为解聘事您处境很难，现在邹韬奋先生邀我到上海生活书店去，我也愿意专心写作，暑假中拟即离校。”我当场即表示同意，并函王世杰告以暑假后不再续聘沈志远为教授，并希望解聘问题就这样结束。王函复同意。接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我未到陕前曾向王世杰谈到沈是否还可续聘，王说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续聘已无问题。因此，沈志远也就随校到陕西去了。

西北联大成立以后，情况更为复杂了。校常委陈剑翛不久辞职，教育部派胡庶华接替，而胡是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区党部的（此时教育部长已改由CC 头目陈立夫继任）。以原师大教授杨立奎为首的极端反动分子，勾结一批国民党学生利用学生自治会名义，动辄干涉校政，猖狂已极。上述法商五教授在抗战一开始就星散了，陈启修做了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李达到广西大学任教，许德珩、程希孟失去联系，仅沈志远一人到了城固。但法商员生中仍不乏先进人物，因此更成了陈立夫集中注意的目标。约在1938 年下半年，陈立夫派特务张北海以督学名义到校视察，后竟常驻在城固，与常委胡庶华内外勾结，一面监视，一面搞颠覆活动。所幸平大大多数员生团结一致，常委李蒸和原师大教授黎锦熙等主持正义，使张北海等无隙可乘，因而学校尚能勉强维持下去。至1939 年上半年，经沈志远介绍，邓初民等二人到校为法商教授后，张北海等即指使法商教授李宜琛、王治焘等公开反对，并致电教育部控告我和许寿裳（原平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当时任法商院长）有袒共嫌疑，张北海等也致电教育部攻击，形势极为紧张。嗣经校委会将邓等聘书暂行搁置不发，始稍缓和。约在同年四五月，教育部来电称奉蒋介石命，要解聘教员沈志远、章友江、韩幽桐、曹联亚等十余人（大多数是法商教员），并嘱从速执行。我到重庆两次向部力争无效，许寿裳因此辞职，但解聘一事并未执行。不久，教育部又电派张北海为校委会委员兼法商学院院长。我忍无可忍，李蒸也鉴于张北海等专横难以共事，我二人乃联名电部辞常委职务。^[45]

徐诵明常委从与国民党高层接触的视角对“解聘与反解聘”事件的回忆，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被解聘者章友江教授也从与中共高层接触的视角有所记载，他在后来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写道：

1938 年我在西北联大任教时，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抗日反蒋活动，为此被国民党解聘教职，并被通令全国各大学不得再聘请我任教。在这次斗争中，我曾专程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您请示，您和其他领导同志曾用请客吃饭的掩护方式，给了我很多重要指示。遵照这些指示进行斗争，在学校里保存了一部分“左”派教授的力量，充分利用了国民党派系间的矛盾^[46]。

解聘与反解聘虽然以当局的高压了结，但联大按照周恩来等人的指示，仍然保存了一部分进步教授的力量，保存了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抗日的、进步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