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与进步社团活动的西北联大简史

在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通过进步社团开展了大量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和争取民主的各种活动。

西安临大的中共党组织在西安时，与中共西安市学委委员、东北大学党支部书记孔宪春（孔飞）有密切联系，^[28]受西安市学委领导。西安临大迁陕南改为西北联大后，以原北平大学地下党力量为主的西安临大党组织，除部分党员诸如郑代巩、杨守正、柳青等因工作需要去延安或抗日前线外，数百名要求往延安的进步学生或党员，诸如申健（申振民）等，均按中共西安市学委的劝导随校南迁完成学业。在陕南，党的组织改称西北联大支部。

在西北联大时期（1938—4—1939—08），先后任联大支部书记和陕南学委负责人的有刘长菘、陶稷农、袁敏、刘骏达、余士铭等同志。这一时期，联大党支部先由中共汉中工委，后由汉中地委直接领导。当时工委、地委的同志先后是：余洪远（王德）、董学源、李铁轮、赵希愚、江侠（何生产）等。当时，虽处国共合作时期，联大党的活动基本上处于半公开或隐蔽状态，大多数工作仍只能通过诸如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励社、文艺学习社、北平大学在校同学会等合法组织或进步社团等形式来开展。

1.社会科学研究会

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于1938 年12 月12 日，常在一座竹木结构、宽敞而具有四川风味的“果尔佳茶社”活动，它是在进步教授沈志远、章友江、韩幽桐的指导帮助下，由法商学院的一些民先队员学生发起，并由西北联大地下党支部领导的第一个大型读书会组织。其主要学生成员有李昌伦、唐义慧、田泽芝、张人俊、余士铭、万迁、桂奕仙、张富林、陈恕人、伍诗绥、姚健吾、孟子奇、张治平、刘养桐、肖富国、马培英、傅道义、胡笑微、郭锦惠、傅静君等，成立大会由法商学院学生李昌伦主持。文理、工、师范各院也有不少进步学生参加，各学院成立有分会或研究小组。研究会组织会员学习有关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知识，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苏联《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大量进步书刊。除此以外，还相继请章友江、沈志远、彭迪先等教授作过学术讲演。

社会科学研究会曾两次申请立案，表明校方对此组织的反对态度。1938 年12 月2 日，桂奕仙等13 人第一次申请立案时，校方于12 月6 日批文：“查该会于本年5 月30 日呈请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备案，业经指示‘不准’。现在所请导师究系何人未经声叙，且干事名单中薛毅因事尚被拘禁。所请备案之处，应予缓办”。1938 年12 月9 日提起第二次立案申请，删去了名单中的薛毅，发起人为桂奕仙、胡笑微、马培英、刘养桐、孟子奇、姚健吾、李昌伦、伍诗绥、袁敏、张文清、魏敏、马汝庄、满开泉。1938 年12 月13 日指示：俟本校训导大纲颁布后如认为应行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时，再由导师会发起组织，令全体学生自由参加。该生等所请应毋庸议”^[29]。

1938 年7 月28 日，有人举报章友江教授在课堂上有倡导国共合作等言论后，社会科学研究会干事桂亦仙等13 人呈报学校常委会，为章教授辩护。其呈文指出：

呈为属会导师章友江先生遭受诬蔑恳请勿听谣传而辨是非事，窃属会员为求读书效率之增进，研究方法之正确起见，曾聘请本校教授13 人为导师，迄今五旬获益良深，乃迩者风传有人诬蔑属会导师章友江先生在属会所召开之讲演会及座谈会上发表乱坏国民党与批评抗战建国纲领之言论，闻之不胜惊诧。按章先生曾为属会讲演一次，题为《精诚团结与中国抗战前途》，其内容对国民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伟大之抗战极为拥护，而对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推崇与拥护尤溢于言表，至于在座谈会上讨论抗战建国纲领时亦曾发言二次，对于抗战建国纲领非未予批评并力赞其完善而主张坚决实践，更表示唯有实行三民主义始能完成抗战建国之伟业，言论内容属会皆有记录可考，兹谨缮就随文附呈。际此民族存亡绝续之秋，凡我国人皆当为民族生存而奋斗，覆巢之下绝无完卵，乃横加诬蔑，实为痛心，章先生既为属会所聘请之导师，而又因指导属会所究学问以致遭受无稽之中伤，属会仝人本诸良心难安。^[30]

章友江教授被解聘后到了重庆，复返学校在城固居住，指导学生运动，1939 年夏离城固，按周恩来的指示，打消去延安念头，相继在成都、重庆后方工作。桂奕仙后来也到了重庆，在沈志远教授主持的生活书店任秘书。

2.展望社

展望社（或称展望读书会）1938 年秋成立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附近的仁义村。最初由中共党员陈志立、余士铭、马介云、伍诗绥等发起组织，开始只有八九人，以后逐步扩大到30 人左右，主要有段文燕、王清润、陶建昌（女）、桂奕仙、邓文惠（女）、高之企、沈能汝、彭恩谱、赵玉珉、王建、宋永年、周纪元（图3—19）、姜国杰、秦西铭、王家珍、李玉琤、张振锋、章泰谦、何其珍、傅道义、张新顺、陈莱、江树森、王绍祖、仇维智、王震瀛、吴旭升、王中常、萧锡璋、郭汝墉等。由马介云、陈志立、段文燕等人负责领导社务活动。

图3—19　展望社成员之一、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周纪元申请公费生的“学生家境清贫证明书”

展望社成立后相继建立图书室，集资订阅进步报刊、购买进步书籍，供社员阅览和借阅；成立《资本论》学习小组，研究马列经典著作；出版“展望”壁报，发表学习心得体会，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力量；定期召开专题学习讨论会，在壁报上发表论文，有两篇论文在全校论文比赛中获奖，有一篇关于物价问题的论文获全国大学生论文奖。另外，还组织宣传队下乡开展抗日宣传。同时。该社还进行农村调查，开展文体、娱乐、歌咏、节日联欢、会餐等活动，团结进步青年，参加联大党支部组织的活动，营救被捕的进步同学等。

黄流回忆：

展望社成立后，读书空气甚浓，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很活跃。我们租了老百姓一间房子作为阅览室和读书、开会讨论的地方。我们阅读了李达的《社会科学大纲》，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经济学说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田原的《政治学》，延安《解放》杂志，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

图3—20　1985 年4 月29 日至5 月6 日西北大学邀请原西北联大老校友召开校史座谈会与会者有陈志立（一排右三）、邓文惠（一排右四）、里林（二排左八）、张容林（一排左四）、兰干亭、万迁（后排右三）、高陵（二排左七）、黄流（后排左五）、年丰、马力可、彭恩普、余士铭（二排左九）、靳鲁雨、祁鹿鸣、李昌伦、孟子奇、刘养桐、傅道义、王志宏、王仲雄、李可风、杨克（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张岂之（西北大学校长）

跨越几个读书会的“《资本论》学习研究小组”成立了，时间大约在1939 年，参加学习的有马介云、余士铭、陈志立、伍诗绥、陆玉菊、段文艳、王清润、江沛南等20 多人。大家推选我当组长。组长的任务主要是根据大家的意见确定学习内容、进度、学习讨论的题目、时间和地点。大家阅读《资本论》十分认真，特别是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问题反复研讨。对于弄不清楚的问题，则找教授解释。学习讨论都是在深夜点着煤油灯聚集在老百姓的房子里秘密进行的，书籍也是秘密收藏的^[31]。

3.自励社

自励社酝酿于1938 年冬，成立于1939 年春，是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成立的第二个读书会组织，也是联大后期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一个外围团体。该社由法商学院党员伍诗绥与同院的民先队同学刘养桐、张治平、杨子斌、王绍祖（中共党员）等发起成立。社址设在法商学院一年级学生刘养桐、张治平两位同学在城固西门外仁义村的住处。这是一位淳朴、善良的老农的小农舍。自自励社正式成立后，这所远离县城，沐浴着春天阳光的农舍，就成了联大法商学院一批热血革命青年的自由天地。其第一批成员约20 多人，后来逐步发展到30 多人，除伍诗绥、刘养桐、张治平、王绍祖、杨子斌外，还有陆玉菊、马培英、康少封、祁东海、张文昺、靳爱鸾、孙希贤、刘治亭、马汝庄、胡宗瑜、姚文焕、王志宏、姜沛南、庞文瑞、罗吉照、杨延寓、侯健、孙希贤、胡治珩、孟培华、史凌云、马遵德、鲍毅、王雨农、王佐才、李德三等。凡参加自励社的同学，他们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是：思想要求进步，主张抗战到底。(www.xing528.com)

自励社没有成文的正式章程，社员江树森自己写了社歌的词谱，头两句写道：“我们是西北拓荒者，把革命种子撒遍西北原野……”。伍诗绥、刘养桐、张治平、陆玉菊、张文曾先后担任过该社的负责人和助手。

图3—21　西北联大进步社团自励社部分成员合影

其活动：一是开展阅读进步书报活动，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有近千册社会科学、新文艺方面书籍以及几份报纸杂志，还有新华日报和《解放》杂志，都是由大家捐献或集资购买，供大家自由借阅。有时个人得到有价值的新书，也临时交给图书室传看。二是定期召开座谈会，分几个学习小组，如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等，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小组学习，事先共读一些书或文章，而后命题讨论，或召开全社讨论会，主要就国内外政治形势或重大事变，开展讨论，提高认识。三是出版墙报，内容主要宣传抗日救亡，反对投降妥协，通过对国内外政局发表评论，对校内重大事件发表言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讲述见解，进行对外宣传。四是在读书会中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一部分同学提高了觉悟，提高了对党的认识，有了入党的要求，党决定在读书会中发展组织。五是利用国民党的合法组织形式，作了一些群众工作。如参加国民党当局发动的慰问伤兵活动，读书会一些成员在党组织安排下组织了慰问队下乡慰问、宣传。此外，还不定期地举行聚餐、郊游、唱歌等活动，用以联络感情，畅谈理想、抱负，增进友谊，还办夜校，教农民识字。通过读书会的一系列活动，促进了同学们政治上的成长，加深了同学友谊。

张容林校友回忆：

那还是1940 年夏日的一天，自励社组织我们到离校20 里路神仙村的柑橘园郊游。我们聚餐、唱歌，畅谈理想、抱负，在那里留下珍贵的照片。当时我23 岁，里林20 岁，其他同学年龄也相若，真是当年的翩翩男子和妙龄少女。……我记得周锡贤、马茹庄、姜沛南、庞文瑞、里林和我都是第一批成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间小屋。城固县仁义村紧西头的那间农舍，那位淳朴、善良的老房东，每次活动为我们提供方便，还有那4条伴随我们风雨两年的长木凳上，总挤坐四五人。我们读进步书报，座谈国内外政治形势，争论重大事变，我们高唱革命歌曲和自编的《自励社》歌。……是这间小屋“教育”了我们，把我们送上了革命道路。很多人都是在“自励社”时入的党。^[32]

自励社社员周锡贤和介绍人张容林还记得当年入党的情景：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相约到离村较远的树林里，你郑重地对我说：“党组织批准了你入党的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了，预备期3 个月。”说完，你从口袋里拿出一面笔记本大小鲜红的纸质党旗，挂在树上，对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你领着我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然后，我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眼眶湿润了。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感到激动，感到温暖、感到踏实的事啊。此后，我们一直单线联系，直到分别^[33]。

在读书和讨论的间歇，为了活跃生活，历史系女社员陆玉菊总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这个机会教唱抗日流行歌曲，如《红樱桃》《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自励社主办有壁报，曾经是西北联大一个综合性的、颇有声誉和影响的壁报，以敢于抨击时弊、文章短小精悍、编排得体和字体清秀，而引起大家的注意。主办壁报的同学都很有经验，像刘养桐，曾经于1938 年在法商学院独自出壁报《剪集》，将进步书刊中的抗战内容，经过编排，加上后记，张贴出去，甚至出过诗歌专号、希特勒专号、“三八节专号”等。出了七八期以后，校务委员会委员张北海就此找刘养桐训斥，才没有再出。^[34]有这些有经验的同学主办，自然越办越好，影响很大。其内容，都是一般爱国求知青年关心的大事，如抗战救国、反对汪精卫投敌，呼吁团结对敌等。在反对国民党反苏反共及宣传革命理论方面，也很注意策略。即使这样，个别稿件仍引起了国民党、三青团及校方的注意。如地下党员罗光永于1939 年9 月写的《纪念“九·一八”八周年》一文，和王绍祖的《学习·革命·人生观》（认为将居中圆点去掉就是“学习革命人生观”）一文，均在法商学院全体大会上遭到校方的点名训斥。可是一经点名，一些过去没有看过这一壁报的同学，都带着分辨是非和好奇的心情拥向《自励》壁报，反而提高了《自励》的声誉。

4.文艺学习社

文艺学习社成立于1939 年暑假前后。7 月初，进步作家蒋牧良（中共党员）从老河口前线来到城固，在联大地下党支部的安排下，由中文系岳邦珣等人联合法商学院爱好文艺的同学，在城南一家茶馆里欢迎他，并请他介绍了抗战前线的新闻、文艺、文艺创作及党关于文艺的政策等，大家听了都受到很大的鼓舞。会上，有人提议成立一个文艺社，出席的人一致同意，并定名为“文艺学习社”（图3—22），决定出刊壁报《学习》。

文艺学习社由岳邦珣、孙绳武、邓文惠等人发起，主要成员有白诗甫、祁东海、伍诗绥（张容林）、王清润、于淼、王建、卞重芸、刘衡（胡宗瑜）、王雨农、陆玉菊（里林）等。其主要活动：一是阅读讨论进步文艺作品，如讨论过《纺车复活的时候》《华威先生》等作品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探讨（如现实主义问题）；二是进行创作实践，相互研讨习作，并向进步报刊投稿；三是出刊大幅墙报，团结、吸引爱好文艺的同学。

图3—22　1939 年成立的西北联大文艺学习社部分社友合影（邓文惠校友珍藏，摄于1940 年），前排右一为邓文惠^[35]

文艺学习社出刊的大型文艺壁报《学习》，推文学院于满川、法商学院王建为编辑，每半月1 期，张贴在校部门首，非常具有吸引力。每期内容都有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理论文章等。壁报第1 期于1939 年7月16 日出刊，发刊词是这样写的：

这是一个纯文艺的刊物。

这个刊物的产生，并不是仅仅由于对文艺的爱好的缘故，而是我们感到也认识到文艺的力量和作用。我们认识文学和战士们认识他手中的枪一样……

历史在剧变的时候，是最灿烂的，我们的时代是悲壮而残酷的；同时，也是最美丽的。许多金色的故事，是从血泊里长出来的，是带血腥气味的——这气味可以使人更崇高、奋发向前。文学不仅应该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以作为人类的夸耀，更应该发挥出教育、启发和推助时代的作用。^[36]

《学习》的头几期连载了蒋牧良的小说《出山》，文章是用毛笔工整地抄在白纸上，再用蓝色厚纸衬底，刊头是彩色的，每期篇幅都有两三丈长。因为抗战初期发行的文艺刊物不多，这份壁报就自然成为颇受文艺爱好者欢迎的刊物。壁报中的一些稿件还被投往一些公开出版物，比如《一个工人的死》，就被重庆《新华日报》发表。

总之，从1938 至1939 年暑假，西北联大的读书会非常活跃，除最初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后来的展望社、自励社、文艺学习社外，还有不少小型的社团和读书会组织。如自修社、自学社、《资本论》学习组、英语学习组、剪编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