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医学院：悼念腹部受伤致死的医学院院长

医学院（不分系），最初由吴祥凤教授任院长。1939 年改由蹇先器、徐佐夏相继任院长。

独立建院之初，教授有颜守民、林几、王景槐、陈礼节、杨其昌、李赋京、陈作纪、徐苏恩、张效宗。副教授有王同观、毛鸿志、陈东震、刘士琇、董克恩、冯固、吴英荃。专任讲师有翟之英、黄万杰、李宝田、厉矞华、徐幼慧、杨若愚、贾淑荣、杨尚鸿。讲师有王云明。

其中，吴祥凤教授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为迁陕前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在内科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有较高造诣，曾参与孙中山先生病重期间的治疗工作。蹇先器教授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一说为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皮肤花柳科博士），是中国西医皮肤性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徐佐夏教授曾留德，任柏林大学药理研究员，在西安临时大学期间，组成30 余人的抗日宣传队，赴陕南褒城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和医疗教学活动，在西北联合大学期间，积极协助医学院院长蹇先器教授聘请教师、联系实习基地，并借南郑卫生院开设门诊，使教学、医疗等工作逐步就绪，其译著《药理学》为药理学界较早的重要参考书籍。林几教授获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创始人，并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法医学人才。颜守民教授早年留德习医，创建我国第一个现代儿科学教研室，将儿科由内科分出，开设儿科门诊，建立儿科病房，成为我国现代西医儿科学创建的标志。李赋京于1939 年3 月30 日经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67 次会议聘为医学院病理兼生物学教授，早年留德专攻病理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研究钉螺最早的专家之一。杨其昌教授，留德专攻耳鼻喉科学，1938 年应徐诵明常委之邀到南郑，任西北联大医学院耳鼻喉科学教授兼附属诊所耳鼻喉科主任，后兼任医学院教务主任。1940 年5 月20 日，医学院遭日机轰炸，致腹部重伤而亡，年仅38 岁。

1938 年4 月2 日，西安临大医学院亦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院址相继设于南郑县（今汉中市汉台区），暂在南郑联立中学（今汉中中学西侧汉南书院，见图3—15）商借校舍一部分为校址，半载收还，颇感不便，乃于不久租妥陕西省银行南郑中学巷九号房屋为院址，重新改造门楼添设饭堂与厕所，并将房顶、墙壁、走道加以翻修砌补完竣。在此上课至1939 年3 月，因日机经常轰炸，院址又迁南郑城东之孙家庙、马家庙（二、三年级），黄家坡、黄家祠（四、五年级）等处为临时课堂，一年级在城固校本部上课。医学院附属诊所在1939 年夏天也因敌机轰炸移至南郑东关外黄家坡文家庙内，但停止门诊，只办理重伤病号入所，平时也是四五年级学生实习的基地。1939 年4 月7 日，学校与城固县政府协商，成立西北联大城固诊所，大大方便了学校师生和民众医疗。

图3—15　1938 年医学院南郑联立中学办学旧址之一（今汉中中学）

1939 年5 月14 日，又办理重伤医院，特致函城固县政府：“查本所前因南郑军政当局一再商请办理南郑县防护团重伤医院事宜，乃以情不可却，当即应允，于本月六、七两日，南郑迭遭敌机轰炸，计此二日经本所治疗者70 余人，其中重任住院者21 人。自经此两次轰炸后，此间人心大起惶恐，每日晨起均纷纷逃至郊外，以致医学院方面亦不能安心上课，并之近日卫生院迭向本所交涉，解除借房契约，而地方当局又以被炸重伤住院病人在市区中心，终非长计，乃经开会商请本所迁移城外，以谋安全。本所以敌机既已在城内滥肆轰炸，将来虽免继续侵扰，与其居住城内终日惶恐，莫若迁移城外，既应市方之要求，亦可供四、五年级学生安心实习，庶无荒废，故决定暂行迁往城外，办理重伤医院，现地址已经南郑县府觅于南郑东关外黄家坡文家庙内，距县城约10 华里之遥，定于本月14日全部迁移该处，所有门诊，因感于事实之不能，故暂停止”^[18]

西北联大医学院这时还主办了救护训练班、公共卫生训练班，并组织乡村巡回诊疗队进行巡回医疗。1938 年5 月18 日，学校对医学院批复附属诊所开办费及附设练习生开办费预算。1938 年6 月29 日，学校借汉中卫生院房屋32 间并拨付2 000 元作为开办费，并对购置药品器械、修理费等做出安排。西北联大医学院附属诊所首任所长为王景槐教授，另有教授陈礼节、颜守民、杨其昌等23 人。

1938 年4 月间，借南郑县卫生院30 余间房成立联大医学院附属诊所，又与迁南郑的洛阳军分区医院联系作为实习基地。附属诊所初在城内汉台旁（图3—16），复迁至南郑东关黄家坡文庙内，改称西北联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颜守民教授相继任附设诊所主任、附设医院院长。当时住房、教学、生活等条件极为简陋，王兆麟回忆：“1939 年夏，南郑亦连遭日机空袭，教学、医疗无法进行，医学院又奉命迂至南郑城东的黄家坡、三皇寺和马家坝一带的农村，以庙宇和祠堂作为院址。”“校舍条件很差，全院仅有四座年久失修、布满泥像的庙宇和两家祠堂，而且彼此相距二三华里，沟壑田埂纵横其问，交通极不方便。师生食宿之艰辛可想而知。记得小儿科教授颜守民住在离附设医院（文家庙）里许的一间农舍，室内仅摆置桌、床；屋顶透亮，可见天空。颜教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每晚点着油灯备课，清晨按时赶到医院上班，再走二三里田埂小路到黄家坡上课，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其他教师的情况亦大致如此。”^[19]

在此期间，学校附属医院得以发展，医院内、外、妇、儿、皮肤、眼、耳鼻喉等学科人员齐备，教师可为学生进行课堂教学和实习教学，施行了扁桃体摘除术、接生手术、眼外伤手术等。这时的医疗活动也不断扩大，1939 年4 月，西北联大为便利城固平民医疗而成立城固施诊所。1939年3 月，附属诊所改为附属医院，分设医务、事务、看护等三部；检查、手术、调剂、图书四室；医务又分门诊、病房二部；门诊部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眼科、皮花科、耳鼻喉科等7 科；门诊诊病时间为每日上午10 时至12 时，星期、例假停诊。诊券分普通、急诊，及特别诊4 种。普通券每位收2 角，急诊券5 元，特别诊券30 元。每日售诊券70至80 张，或110 至120 张。(www.xing528.com)

图3—16　在汉台旁设西北联大医学院附属诊所

在医疗条件方面，初创时期的诊所，因设备简陋，检查器械缺如，初期尚不能做化学检验。1938 年10 月，西北联大医学院附属诊所，从西安购得少量试药及器皿、显微镜（最大倍数1 400 倍），开始作简单之检查，如小便之各项定性检查、血球计算、大便、痰的普通检查。之后，又购置康氏（Kaha）梅毒反应检查器具，遂开始作康氏梅毒反应检查。1939 年3 月，附属医院病房分头等、二等、普通、产妇及施诊等5 种。病房状况：有各种病房，共设150 床位，住院费每位每日8 元；二等病房20 床位，每人每日4 元；普通病房男女各30 床位，每人每日3 元；产妇病房10 床位，住院费与普通病房相同；施诊病房男女各25 床位，每人每日1.6 元（餐费）。各种病房尚能敷用，唯施诊病房稍拥挤。截至1939 年11月，内科门诊初诊人数为3 908 人，住院104 人。

图3—17　1939 年，附属诊所迁至文家庙，建重伤医院，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关于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以全校共同科目和必修科目为例予以说明。据教育部对西北联大《廿七年度各学院一年级共同必修科目实施情形》的批复，认为“查该校各学院一年级共同必修科目大致尚合，唯下列各点应予注意或改正：医学院英文日文每周各授四小时，德文每周八小时较部颁科目表规定时数超出甚多，且不应规定修习两种第二外国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三科教授时间又较部颁科目表规定时数过少，未免太重视外国语，应即照章分别予以增删。”^[20]。

这一时期，学生人数有所增加。1937 年开学之初，医学院有86 名学生。1939 年1 月3 日，据西北联大注册组统计，1938 年上学期医学院学生129 人。1939 年，西北医学院毕业学生3 名，仍发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证。其中，有两位学生始终未到校，也未申领毕业证：一个是1943 年时毛泽东同志的保健医生黄树则（1914—2000），1932 年考入北平大学医学院，1938 年应该毕业于西北联大医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文凭），但他于同年在延安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错过了申领毕业证的机会，相继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主任、儿科主任、院长，1943年任毛泽东同志的保健医生；一个是1974 年毛泽东同志临终前的保健医生姜泗长（1913—2001），1932 年考人北平大学医学院，应于1937 年10月随校迁西安，1938 年在陕南改为西北联大医学院后首届毕业，但因已任成都华西、齐鲁、中央三所大学联合医院（存仁医院）眼耳鼻喉科住院医师，而未返校毕业领证。但是，他们二人^[21]的学历仍写为1938 年（有的误为1939 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按西北联大规定毕业证仍为北平大学医学院）。

当时，医学院学生的生活极为清贫，仅靠公费维持生计。史志超回忆：公费也只能顾到伙食，其他墨、纸、灯油费，均需自备。学生的服装，中西装皆有，有什么穿什么，校方也无法统一。夏天，学生大多身穿短裤，足蹬草鞋。“学生多会自己缝制，取布一块，上边挖洞便是夏季背心，长裤膝部臀部磨破了，从膝部剪去下腿，补之于臀部，便是短裤。风尚如此，皆不以为陋”。然而，大家“在精神上确很愉快，读书风气之盛，超过任何时期，虽说身穿短裤，足蹬草鞋，但手不释卷，乐趣盎然。”至于照明，常常使用一种“桐油烛”，汉中山区盛产一种桐树，学校以此制成蜡烛，开始发给学生，后来自备，用于夜间自习，燃烧时发出一种轧轧声，其外壳不易溶化，故需要时时剥皮。“此物虽非上品，但多年相守，久伴情生也”^[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