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西北联合大学改组概况

1938 年4 月2 日，西安临大南迁队伍已经翻越秦岭，暂驻张良庙、褒城等处，等候确定校址。有一种说法：徐诵明常委曾请示教育部长陈立夫，拟迁四川重庆等地，但被拒绝，称川地已人满为患，迁入太多机关，故仍命留在西北。当时，西安临大开始南迁时，也有一种说法，学校有继续向南到四川的意愿，教育部得知后，发电报给留坝县政府，让县长在临大校领导抵达留坝县时转达训令：“停止前进，留在汉中”^[1]。因此，才有三个中队在即将进入秦巴盆地上的汉中平原时，停留在褒城集结待命。但是，这些说法并无任何根据，据学校早在1938 年3 月2 日即派勘察及布置校址委员会徐世度前往汉中勘察校址，以及学校曾派十几位体育系教师徒步往返一次，考察食宿和沿途交通状况是否适宜于徒步翻越等前情相悖。

就在此时，1938 年4 月2 日，南郑专员公署转来教育部电令：

教育部电

（汉教字一六五四号）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日）

事由：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西北联合大学由

昆明、陕西南郑专员公署转：国立长沙、西安临时大学：

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合电令遵照。关防另行颁发。

教育部　汉冬印

图3—1，图3—2 为改名过渡期的电报和公函。

图3—1　改名过渡期间西北联大于1938 年5 月9 日使用的“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电报纸；1938 年7 月4 日才见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电报纸”

图3—2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通知各方，仍用旧印

在此，是“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亦即不过是改名而已，绝不应将其视为两所学校，换言之，西北联大的创建时间只能从西安临大创建之日算起。1938 年4 月3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行政院第350 次会议通过）亦有：“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起见，拟令该院校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经费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份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经费。”^[2]因此，认为“西北联大”名称仅存一年半的说法，显然与史实不符。

由此，各种说法烟消云散，于3 月16 日自西安出发南迁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时在陕西褒城途中）和于2 月15 日自长沙出发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在贵州贵阳途中），即日起分别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在汉中，一在昆明。

这则报道（图3—3）表明，尚不知两个临大改名，但从对两个临大大迁徙的报道来看，西安临大的迁徙距离较近，长沙临大的迁徙距离显然要远得多，战线也拉得较长，虽比西安临大早出发一个月，但仍在迁徙途中。

与此同时，西北联大发出新闻通稿，全国各个报章杂志报道了西北联大迁移的消息（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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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教育通讯》1938 年第4 期对西安、长沙两临时大学迁徙状况的报道

图3—4《青年抗敌特刊》1938 年25 期的报道《沦陷区域各大学西迁内地后现状》；《文献》1938 年2 卷的报道《沦陷区各大学西迁后之现状》（1938—11—10 出版）

这些报道中高校的排序表明，西北联大已经成为我国战时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和10 所主要的战时大学之一，并在全国高等学府中，以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厦门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的顺序，名列战时著名大学前茅。

4 月19 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舍终于尘埃落定，被安置在汉中的三县六地。

城固县城：联大本部在考院（今为城固师范所在地），法商学院在城固县城小西关职业学校（今城固一中），文理学院在贡院及文庙（今城固师范所在地），教育学院在文庙（今城固县二中）。

距城固县城20 公里的古路坝教堂：工学院、体育系、高中部。

沔县武侯祠：农学院。

南郑县城（即今汉中市区）城东10 公里的马家庙：医学院。

随着校名的变更，联大校本部仍设在城固县考院，考院的大影壁上，黑字白底大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图3—5）。在考院入门的门楼里高悬着“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的校牌。

图3—5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影壁

西北联大的迁徙终于告一段落，然而一直到1939 年3 月，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自北平寄出的北平大学文卷等，还在绕道越南海防的“迁徙”途中。为此，学校请教育部咨复中国外交部驻越南海防办事处，请总领事在有关北平大学文卷等件到海防后予以协助［图3—6（1）］。^[3]

图3—6（2）的《通报》，同样表明战时迁徙不易或往来交通的艰难。在1939 年七八月间，西北联大派人到距离重庆150 公里的贵州省桐梓县松坎一带办事，结果所乘汽车行至东溪一带，由于道路颠簸，将一只文件包颠出车外。其中有印信、账目票据等重要物件和文件。无奈，除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悬赏寻找以外，当事人又找到当地驻军请求协助查找，并分别向知情送信者和拾获送还者悬赏。因此，就有了这张驻军营部开出的这张便条，通报沿途驻军第五连邱连长、第六连吴连长、机运连熊连长、迫炮三排廖排长等协助查找。结果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毫无结果。

图3—6　（1）教育部1939 年3 月电报告知西北联大已饬中国驻海防领事处协助邮寄途中的北平大学文卷；（2）西北联大途中丢失文件的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