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简史：到校分布与教育概况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下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6 个学院，以及国文、历史、外国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法律、政治经济、商学、教育、体育、家政、农学、林学、农业化学、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等23 个系（医学院不分系）。

其中，文理学院主要由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的文理系科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史学等学科组成；法商学院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为主组成；教育学院由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体育学系科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家政系组成；农学院由北平大学农学院为主组成；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合组而成；医学院由北平大学医学院为主组成。由此可见，北平大学对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科架构的形成贡献最大。这个临时大学虽然年轻，但其中的北洋工学院可远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北洋西学堂；北平师大的可远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可远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可远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北京顺天府学堂和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因此，就此来看这所临时大学又是古老的，也因此承载着延续我国最早大学、我国最早师范大学、我国最早法政高等教育、我国最早女子师范教育血脉的使命。

学校创建之初，由于自平津仓促迁来西安，原三校教学设备和图书仪器都没有运来，到西安后校舍也是颇费周折。学校被临时安置在三个地方，分为三院：

第一院在靠近西安西门的城隍庙后街四号（图2—7；图2—8），置校本部、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于此。

图2—7　西安临大第一院所在地城隍庙后街（今西安城隍庙）

第二院在小南门外东北大学（今西北大学所在地，图2—9），置文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教育学院体育系及工学院于此。其校门左边既有东北大学的校牌，校门右边又悬挂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的校牌。1937 年11 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第二院所属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系和工学院迁驻此处。这时的大礼堂，除作为大课教室外，曾组织过多次大型讲演和报告会。如：水利大师、西安临大工学院兼职教授李仪祉曾在此作《抗战力量》的讲演，西安临大张伯声教授也在此作过《西北地质》的讲演。丁玲、田汉、贺绿汀、梁漱溟等也曾到校演讲。

图2—8　西安临大第一院公用笺以及1938 年2 月20 日李蒸常委、陈剑翛常委的阅示记录

图2—9　西安临时大学第二院所在地（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

1937 年3 月1 日，西安临大请行营主任蒋鼎文在第二院东北大学礼堂（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礼堂）训示，3 月2 日请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训示。

第三院在靠近西安城北门的北大街通济坊（图2—10），置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等。

图2—10　西安通济坊（1936 年以驻有通济信托公司而得名，位于今西安市新城区北大街中段东侧，有通济中坊、南坊、北坊三条东西巷）

因属临时大学，故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均保留原称。在开学之初，既发给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的校徽，也发给原有各校的校徽。

1937 年11 月6 日，西安临时大学常委向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呈文汇报了9 月至11 月两月来的筹备工作，反映了办学的艰困。其全文如下：(www.xing528.com)

呈报两月来筹备经过各情形请鉴核由^[24]

案奉

钧部以在抗战时期战区内教授学生不应失教失学，并当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非常之需要，特设临时大学以资救济，意远旨宏，洵为国家百年教育至计。委员等承命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并被指定为常委，体念斯旨遂尔驰驱莅陕以来，不觉将届两月。此两月中考察地方环境之情形，与夫古代文化成规及现时科术设备之利用通盘计划积极进行，并得西安党政军当局及地方人士之协助共同努力筹备，暂局偏安，差幸告成。关于临时校舍之择定（城隍庙后街四号为第一院，通济坊洋房为第三院，东北大学新建屋舍为第二院），院系之紧缩裁并，三校院原有各种设备之转运及新设备之设置业经呈报在案。至于师资之延聘亦曾附带略为陈述。唯其时平津交通梗阻，敌人于南来教育界人士检查甚严，而此间筹备情形，往往不为困处平津者所尽悉，不免观望迟迟其行。故前此除各院长、系主任外，教授之人选及人数无法详细计及，兹幸旧教员冒险而来者绎络于途，迄至今日为止，教授（包括院长、系主任、讲师、助教在内）已到七十人，职员亦到五十人。虽各系处组偶有多寡不一之现象，然以有余补不足，自不至有过分超越预定数目之虞。三院校内部之调整应尽力弥纶，以求其薪资总额于部定经常费分配标准不甚差池，其概算预计书现正在赶速编送中。学生方面日来报到注册者亦极踊跃，尤以工学院法商学院为最，统计至今日全校共有男女学生七百人，均令分住本校各宿舍。新生试验已举行完竣，投考者竟达六百余人，其成绩刻正由各教授分别评阅，择优录取，借读生申请人数亦在五百以上，南北各省各大学学生所在皆有。但已设临时大学之原校学生，只准其经过转学试验及格后方可入学，系一例外。拟即组织借读生审查委员会严格甄别，庶不使学生分子因数量之增加致素质之降落，影响学风殊失教育意义。总之，战时教育不应邃失平时教育模型。至于应付抗战与国防之特殊知识与技术，自应随时因势利导、集收标本，兼顾相得益彰之效。现本校教授、学生达到西安已近预计之数，而一切教学上、管理上初步之设备布置亦将逐渐完成。委员等感到筹备工作虽繁，此可告一小段落，即于本月一日宣告正式开学，并定十五日实行上课，以树三校院临时联合设立大学之规模。但自审两月来筚路蓝缕，苦心经营，殆足以上答政府维护战时教育之微意，而自慰同人服务教育之初衷。教育为国家命脉所系，应保持一成不变之经费，临时大学为战时教育所寄，尤宜有创立建筑之基金（或专款），两者之权责皆属于教育当局。今本校仅以原三校院三成五之款项，办理从前具体而微之事业，加以西安生活及物价之昂贵，远过往日之平津，以彼移此虑有不敷，而来日方长，欲挖肉以补疮，恐力劳而事败。瞻念前途不无忧虑，此对于教育经费应保持原款，不便分割折扣，为苟且目前之图其理甚明。况本校僻处西安，一切物质建设均赖自力创造。原有高大房屋洵不多观，即偶有洋式新房，亦与学校实验装置仪器不太适宜，辟作教室授课，则嘈杂之声相闻，空气光线不足，均不宜勉强利用。以较长沙临时大学之能借用圣经学校房屋与设备，事半功倍，不啻霄壤之别。本校为比较永久计划，不得不于城垣附近地方觅地建筑新校舍以敷实用。西安为汉唐旧都，郊外禾黍故宫，荒烟祠宇，皆成广无垠之区，购用民地需价固不低廉，然分期购置由小而大扩充并非难事。且集全校六院二十三系于一处，行政管理既较周密，教学研究亦无困难，其便利莫过于此。本校因有拟用英庚拨助之法币二十五万元之一部分，在城外杜公祠或未央宫附近建筑第一期文理农工各院校舍之计划，详细预算早已编制呈送。比年以来，国内大学动辄建筑瑰伟堂皇之校舍，宫墙美富以示来学。本校非敢驰骛建筑之名，洵有需用校舍之实。此举确有益于本校发展前途至重至大。委员等近察实状远虑未然，实觉有此必要，他日校舍设计构筑只求坚实，毋取奢靡。俾西北偌大地方有此一所简单朴素切合实用之黉舍，足容千百学生弦诵学习于其中也。以上情形确系事实，除由本会童常委冠贤面陈外，合将两月筹备经过备文呈请。

鉴核令遵

谨呈

教育部

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童冠贤　李蒸　徐诵明　陈剑翛　李书田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

这份报告反映了三大问题：一是办学目的为“教育为国家命脉所系”，“为国家百年教育至计”，“以在抗战时期战区内教授学生不应失教失学，并当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非常之需要，特设临时大学以资救济”；二是在教育上“不使学生分子因数量之增加致素质之降落，影响学风殊失教育意义”，要达到“战时教育不应邃失平时教育模型，至于应付抗战与国防之特殊知识与技术，自应随时因势利导、集收标本，兼顾相得益彰之效”；三是学校目前的经费“仅以原三校院三成五之款项”，“加以西安生活及物价之昂贵，远过往日之平津，以彼移此虑有不敷，而来日方长，欲挖肉以补疮，恐力劳而事败，瞻念前途不无忧虑”；四是为学校之永久计划，提出“拟用英庚拨助之法币二十五万元之一部分，在城外杜公祠或未央宫附近建筑第一期文理农工各院校舍之计划，详细预算早已编制呈送”，“俾西北偌大地方有此一所简单朴素切合实用之黉舍，足容千百学生弦诵学习于其中”；五是学校已经在西安城内三地暂时安置，截止11 月6 日，已到校教职员120 人，学生700 人，尚有投考者600 余人和借读者500 余人等等。

当时，临大的确很困难，学生借住的宿舍均系大通间、上下铺架子床，晚间，每8 人仅有一烛。沦陷区的流亡学生，有的孤身来校，衣服、被褥皆无，为解困，每人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伙食每月发给战区学生“贷金”法币6 元（每月分三次发放，每10 天发2 元）。教师则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有的教师暂时住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和北京饭店。因此，不少教师上课得步行一二十里路。学校校舍分散、狭小，教学设备和经费极端困难，没有图书馆，更没有体育场，处于一种战时流亡教育的状态。

鉴于沦陷区教师、学生因路途遥远，又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导致教师学生到校时间不一，故临大将教师和学生的最后到校报到时间定为1938年1 月10 日，逾期令其休学。同时，鉴于本学期开学较迟，经常委会决定，将本学期延至1938 年2 月底。除元旦休假一天外，所有年假、寒假，均予取消，照常上课。

其教学工作按战时状态要求。教学指导思想“凡所教学训遵之方，悉宜针对国难时艰，积极设施，以厉行非常时期之救亡教育”^[25]。因此，开学以后各院系克服了不少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开始授课。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教学设备，又由于战事不利，人心动荡，故难有安定的教学秩序。除课堂专业学习外，为适应战时的特殊需要，特别制定了以抗战为中心的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课外训练。全校设军事训练队（由军事教官李在冰主持），政治训练队（由尹文敬教授主持），救护训练队（由医学院院长吴祥凤教授主持），技术训练队（由校常委、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主持），并由教授指导学生组队下乡宣传，“以尽匹夫匹妇救亡之责”，“愿吾人勠力同心，艰危共济，尽瘁此临时教育事业，以挽救当前民族之大危机。否则，吾人将成为亡国士夫”^[26]。

师生在教与学的同时，全力支持抗战。教职员积极认购救国公债，按校常委会决定，“本校教职员一律以一个月薪金认购救国公债”，自1937年10 月至1938 年2 月止，分5 个月扣缴，全校教职员缴第一期救国公债计国币共7 655.44 元。与此同时，响应陕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一日一分运动”，设置钱箱，每日每人于生活费中节省出一分钱来，投入钱箱，每三天由负责人当众点清，汇存银行，以接济抗战需用。

为救济来陕的大批难民，校常务委员会又决定：“全校教职员各捐实领薪百分之二，由会计组扣垫，薪金在五十元以下者，自由捐助”^[27]。另外，为慰劳前线来陕的伤兵，教师和学生也为伤兵募集捐款数百元大洋。

据1938 年2 月10 日统计，全校学生人数总计1 472 人（内借读生151 人），其中文理学院439 人（内借读生50 人），法商学院279 人（内借读生35 人），教育学院149 人（内借读生13 人），农学院133 人（内借读生10 人），医学院86 人（内借读生25 人），工学院386 人（内借读生18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