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37 年9 月2 日，教育部聘李书华、臧启芳、李书田、童冠贤、周伯敏、徐诵明、李蒸、辛树帜、陈剑翛为委员，王世杰为主席委员。[9]教育部在首次筹备会议两天后，即确立“开会时互推一人为主席”的常委商决制。[10]
1937 年9 月13 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告知于右任院长，在李书华常委未到任的情况下，聘监察使出身的“童冠贤为筹备委员会常委”，“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1937 年10 月11 日，教育部正式聘任童冠贤为常务委员。这就与“长沙临大组织不相同”，遂致三位校院长出身的徐诵明（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李蒸（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三常委向教育部王世杰部长请辞（见下文）。
教育部王部长钧鉴：
顷奉大部训令，颁发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并指定童冠贤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均谨奉悉。校院长等奉命来陕合组临时大学，原为收容三校院学生，培植人才，奠复兴国家民族之基。到陕以来，竭力筹划，愧少贡献，今幸大部指派专人担负全责，既视前令组织加密且与长沙临大组织亦不相同，校院长三人至今以后无能为役校院长等，应即日电请辞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及原三校院长职务，敬祈鉴察并即派员接替，以重职守。
徐诵明李蒸 李书田 同叩巧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1937 年10 月22 日，教育部王世杰致电西安临时大学三常委：
徐轼游、李云亭、李耕砚：
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西安临大原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等教育良好基础，政府属望殷切。校事照章应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正赖诸兄及其他委员协同主持，何可言辞！大难当前，务希继续积极任事，不胜企感。
世 杰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三常委似乎并未理会王世杰的解释和挽留，复向行政院蒋介石院长提起辞职。(www.xing528.com)
南京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暴日入寇，平津沦陷，校院长等问道南来，奉教育部令将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迁移西安合组临时大学。部聘校院长等为筹委会委员兼常委，另派童冠贤为秘书主任，遵即来陕，积极筹划，粗具端倪。原冀集合平津各校院学生加紧训练，奠复兴国家民族之基，巧日忽奉教部令函，取消李书华筹委会常委职务，改派童冠贤为常委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更特订规程多方牵制，与长沙临大组织迥不相同，此间校舍、校具百端草创，原有学生及请求借读学生数近千人，定于十一月一日开学。今既蒙教部改派专员担负全责，主持校务，校院长三人自今以后，深愧素餐，无能为役，不得已电陈教育部，恳请辞去平大、师大及北洋工学院校院长原职，并西安临大筹委会委员兼常委职务，谨电呈明，敬祈鉴察。
代理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 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 同叩效印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自10 月26 日向行政院发出电报起，“常委均不到校”。[11]陈剑翛、臧启芳、周伯敏委员亦于1937 年10 月22 日联合致电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组织规程增定之第五条，似不适宜，日来校务几乎陷于停顿，可否速饬修正，以利事功”。就在三常委再次向行政院请辞的当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电西安临时大学童冠贤：“第五条已另电筹委会准缓实施，请并告臧、周、陈诸委员，至因监院促返，请辞秘书主任一节，应照准，并盼来京一洽。”[12]次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又电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部颁该校组织规程第五条暂缓实施”。[13]1937 年11 月3 日，教育部高教司收到童冠贤电报：“常委均已到校办公，贤旬日内返京”。[14]一场历时半个月的三常委请辞风波遂风平浪静。
王世杰既是“临大常委商决制”的缔造者，也是导致其短暂与长沙临大常委商决制分道扬镳的主要责任人。然而，王世杰还是及时予以纠正，从而使西安临大常委商决制得以正常运行（图2—4）。他虽然担任主席委员，可能仅出席过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其余均以函电往来掌控运行，因此在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第一线常委的轮值和集体“商决”就显得特别重要。
图2—4 1937 年9 月29 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知和1938 年2 月25 日值周常委李蒸和常委陈剑翛在呈文上的阅示记录
这一“常委商决”的主要任务为校址之勘定、经费之支配、院系之设置、师资之遴聘、学生之收纳、建筑设备之筹置、其他应行筹备事项等。其特点：一是在常委商决的机制下，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臧启芳（东北大学）、辛树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三委员在辅助常委、拥护常委商决制、校址勘定、协助建设校舍、教学实习材料借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常委商决制符合三校院合组的实际情况，颁发各校院毕业证书，设立原各校院办事处、尊重各校差异，平衡制约，有效合作，并未出现领导层间的校际矛盾；三是坚持常务委员会议制度，从1937 年9 月30 日至1938 年7 月19 日召开了82 次常委会议，运行至1939 年10 月26日行政院孔祥熙院长训令“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即行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废除委员制，采用校长制”[15]为止，大致每周例会一次，必要时值周常委可召集临时会议，形成秘书主任、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列席或替代请假常委参会的惯例，实职常委和替代常委一视同仁，保障任何时候常委商决制的正常运行；四是实行每周轮值担任主席，民主协商解决校内一切重大事项，尽职尽责，有事请假，回校销假，集体出席教育部会议，并未发生任何徇私舞弊的失职事件；五是会议议程大致分为报告事项、议决事项、讨论事项和临时动议四大类型；六是议决事项包括教育部训令落实、机构设置、人事任免、校舍建筑、图书仪器设备购置等。今见其收发文薄、布告、呈文、来往文档、建档存档、常委会82 次会议记录和重大事项的议决、处理，井然有序。
1937 年9 月2 日至1938 年4 月2 日，西安临大筹备委员会和常委会与地方政府接洽校址、与铁路部门接洽教学用品装运、与兄弟院校接洽合作、收纳战区学生、考试招生、学生救济、招聘师资、确定各院系主任、教授支援云南等边远省区、落实导师制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使其于11月1 日如期正式开学。1938 年3 月16 日至4 月26 日，又以军事拉练、强身健体、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为目标，成功地组织实施了从西安往汉中的千里大迁徙，徐诵明常委、李蒸常委身先士卒，与第一中队学生同行，徒步翻越秦岭，安置于三县六地，奠定了八年办学的基础。应该说，常委商决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在筹组国立西北工学院时，鉴于西工的四院合组与西安临大的三校院合组很相似，故有不少人建议仍然实行常委商决制，只是与教育部在西北展布高等教育的战略相左，还是恢复实施了校院长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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