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 年9 月大学西迁之前,整个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极为薄弱:陕西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建陕西大学堂,1912 年由陕西高等学堂等五学堂改组为省立西北大学,1915 年改为陕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3 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1927 年改为西安中山学院,次年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31 年改为西安高中,次年原西北大学校长李仪祉报请陕西省政府在西安高中附设陕西省水利工程专科,1934 年并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5 年迁往武功西北农专,为其水利组,至此,陕源西北大学中断;1932 年4 月,戴季陶在西安对各界人士作《中央关于开发西北之计划书》的演讲。1932 年5 月,戴季陶在长安作《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步计划》的演讲。其中提出:“第一,先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第二,农林专科学校满三年后,即开办西北理学院”,“第三,理学院开办满二年或三年,再开办工学院,或同时开办工、医两学院,而农林专科学校亦可扩充为农学院”;再办天文气象台(在西安、兰州两地设两台尤佳)、国营黄河造林局、西北地质调查所、西北生物研究所;“制定规程时,宜根据本计划之精神,制定一理科中心之西北大学规程”;“西北之开发,关于中国之存亡,国家固不宜置之不顾,而掌理庚款者亦不宜置之不顾”。[33]于右任、张继、杨虎城、辛树帜等也提出“要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提出建设西北理、工、农、综合性大学的计划,1934 年成立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6 年教育部令西北农专筹设国立西北大学理学院,同时陕甘恢复西北大学或在西安、兰州创设新的西北大学的社会舆论日渐高涨;甘肃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甘肃大学堂,旋改甘肃文高等学堂,1912 年级改为中学。在清宣统元年(1909)开办法政学堂,1913 年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 年改为兰州中山大学,1930 年改为甘肃大学,次年改为省立甘肃学院;新疆在1924 年创建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 年改建为新疆学院。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西北仅有国立西北农专,客居西安之东北大学、甘肃学院和新疆学院4 所高等学校,且大多气息奄奄,如新疆学院一度仅余土木工程系一年级5 名学生。这就是大学西迁之前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状况。
于是,改变西北地区落后的教育状况和开发西北的社会舆论逐渐高涨。马鹤天早在1924 年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西北协会,并创办《西北半月刊》。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一致有开发西北之议。仅南京即有西北周刊社、开发西北协会、西北问题研究会、西北文化社、西北刍议社、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等,上海有西北公论月刊社、西北问题研究会等,北平有西北研究社、西北杂志社、西北公学社、西北论衡社、西北春秋社、西北协社等,开展开发西北研究。
1932 年8 月10 日,国立同济大学训育长郭维屏在《新西北研究》1932 年1 卷3—4 期上发表的《开发西北谭》一文中指出,可集中现有人才、延聘外国人才和为西北派出实科留学生解决西北建设人才缺乏之弊,他建议:将“农林、气象、畜牧、病菌、土壤、害虫、兽医、制革、制毛、洗染、采矿、冶金、园艺、垦殖、水利、工程诸专家”,“集中一处”,“随时介绍西北,从事各项工作”,并“将西北各省及国内大学理科毕业有志开发西北之青年,派赴外国,指定专科,俾获有精深之研究”,“同时,在西北各地,多设殖边学校、矿务学校、牧畜改良学校”。[34]1932年11 月29 日,天津《大公报》发表题为《西北教育》的社评:“首望政府在此各省中至少须各办一完备之专科学校。国家教育经费,动以千百万计,然用于西北者几何?沿江沿海,大学如毛,而从未在西北省区创一规模宏阔之国立大学,此政府教育行政上之大缺憾也。”[35]国立暨南大学学生商洪若在1932 年1 卷3—4 期《新西北研究》上发表的《建设西北之路》一文中指出:“设立诸种专科学校及国立大学。西北教育破产,不可言状,尤其是高等教育,直等于零,故西北缺乏建设人才,亦毋庸讳言,兹为提高西北人民智识,养成各种专门技能和训练建设人才计,政府急宜设立农科、工科、纺织科,以及其他专门学校,以适应西北的特殊环境,且为百年树人之计,此诚刻不容缓之伟举”。[36]
1932 年12 月,刘昭晓的《条陈开发西北之意见书》,提出“广兴学校,以资造就,并宜注重军事教育与生产教育”[37]的建议,刘守中、张继[38]、马步芳[39]、王超凡[40]等人有关开发西北的提案亦涉及教育。关于设国立西北大学的意见,最早见于康天国1932 年发表于《新西北》的《西北应设立一国立大学》,建议在西北“由中央经费来创办一法学、理学、教育、文学、工学、农学、医学、体育八学院完备之一国立西北大学”[41]。1935 年11 月29 日,杨一峰等的《请设国立西北大学 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交国民政府核办”。[42]1936 年8 月20 日,安汉等也在开发西北协会第三届年会上,提出《请中央筹设国立西北大学案》和《从速筹设国立西北大学一案》等。此后,《中国学生》《图书展望》等报刊相继发表《西北大学大学将设于西安》的报道。(www.xing528.com)
1935 年12 月,陕西省政府邵力子主席函陈行政院,建议北平大学迁陕,并建议将北平大学迁陕后易名为西北大学。[43]
行政院在致教育部函中指示“西北教育依然落后,北平一隅,国立大学居四所之多,请酌迁一所入陕,即以旧有图书、仪器教材做新校基础一案,应交教育部统筹办理”[44]。
1936 年1 月3 日,邵力子再次致函行政院,提议将国立北洋工学院西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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