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者乘东北军调兵入关造成的后方空虚，加紧兵力部署，极力推进其“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并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9 月18 日晚10 时，日方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铁路，反诬我方破坏，并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城和附近的东北军兵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发地北大营距离东北大学只有几公里，故成为直接受害者，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破坏的我国第一所大学。
这所被称为“东北之光”的大学，初创时是以柏林大学为蓝本的，主要建筑均系中西合璧的欧式建筑（图1—9）。其每年教育经费为160 万大洋，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绝大部分为进口，工学院院长赵厚达（1888—1924）甚至在采购设备时积劳成疾病逝于德国，年仅36 岁。仅1928 年底至1929 年初的一份进口设备免税单上所列的从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进口的仪器设备，就有368 箱。在1929 年12 月，孙国封（1890—1936）兼任理、工学院院长期间，甚至成套地进口大型工业设备，附设大学工厂，使工学院成为当时国内设备最为先进的工程教育基地之一。有人惊呼，这哪里是在建设一个工学院，简直像是东北现代工业的一个缩影。到1931 年九一八前夕，东北大学已经有理、工、文、法、农和教育6 个学院，还有8 个专修科，在校学生达到3 000 人，教授300 余人。数学泰斗冯祖荀，国学大师章世钊，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国学家罗文干，机械学家刘仙洲，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漱溟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东北大学。1931 年5 月，已确定并入苏格兰人创办的一所医科大学，成立东北大学医学院，但终因九一八事变而终止了这所极具实力的综合性大学建设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给东北大学造成极大损失：
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教具方面，图书馆藏书6.5 万册，包括各专业原版书籍、珍本，各种杂志600 余种；39 个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中，物理系有仪器设备3 395 件、天文学系有14 件、工学院有10 151 件、未开箱的仪器设备368 箱，纺织和建筑等系的仪器设备，动植物标本，大量的教具等。
在附设工厂方面，占地338 亩，投资170 万大洋进口设备，工厂所属10 个分厂，包括机车修理厂、客货车修理厂、翻砂厂、铁工厂、铆工厂、汽锤厂、锅炉厂、发电厂、锅炉维修厂和印刷厂等。仅在1930 年的铁工厂就已经修理铁路机车69 辆、客车288 辆、货车805 辆、行李车4 辆。1927—1928 年度获纯利润343.96 万大洋。九一八事变后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工厂被日人占有。
图1—9 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东北大学理科大楼
在校园建筑方面，占地1 500 亩的校园尽遭破坏，被日寇强占14 年。1946 年东北大学回迁沈阳时，校园破败不堪，仅维修理工科大白楼、图书馆、汉卿南北楼、教育学院教室和宿舍、文法学院宿舍等16 项工程即耗费近百万大洋。
2.数千里西迁大流亡
时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宁恩承（1901—2002）回忆：“九一八夜10时就寝，方入朦胧，忽然一个极大爆炸之声，声震屋宇，窗门动摇。那是10 时20 分。我以为东北大学工厂锅炉爆炸了……，我披衣出门……忽然一个大炮弹经头上飞过，一道火光，嗖嗖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击我方驻军北大营……东北大学临近北大营。我必须采取一切紧急行动应付局面。我令会计主任解御风把学生们的伙食费先发还给大家……发还以后，铁柜空无所有，我令会计主任把铁柜永久开着以示存款已完，让强徒放弃抢劫的意图。我放心不下、也是最困扰的难题仍是200 女生，我传谕女生部金主任，凡家在沈阳市或沈阳市内有亲友可投奔者任其自由回家或投靠亲友，没有投奔的人送入小河沿医学院躲避一时。到20 日，经过一天两夜的惊慌，学生、教授走了许多人，校园中渐渐沉寂了。25 日以后，大学中的教授学生都已星散，人去楼空，9 平方公里的校园之中，只有两个事务处职员、两三个工友和我一人了，25 日下午我一个人，离开了我的家。”[21]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次日，沈阳城内我各军机关已俱陷敌手。日人假惺惺地到校表示“慰问”，“劝告”照常上课，还表示要提供经费，极力阻止东北大学外迁。然而，东北大学师生悲愤填膺，严词拒绝，有的直接潜赴各地义勇军奋勇杀敌，大部分则于9 月22 日起分批撤退到北平。
宁恩承校长指派东北大学德国籍的体育教授布希，以其洋人特征做“通行证”，骑自行车探明了一条从北陵可去小河沿医学院的安全通路，在清晨将学生分组化装，由布希在远处监护，这批学生安全到达了小河沿的医学院里。之后，又分别将学生夹杂于难民群中，陆续离开沈阳。
宁恩承校长也满怀悲愤地离开东北大学校园，于9 月底秘密乘坐火车转移到大连，再从大连乘轮船到天津，10 月初到达北平，向张学良汇报了东大的撤离。
东北大学师生流亡北平之初，无处上课，只得到别的学校借读；无处住宿，只得流浪街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失去家乡和学校的耻辱，四处流浪的痛苦，给东北大学师生的精神造成严重的摧残，还有很多东北大学生由于九一八事变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被迫离开了学校，荒废了学业，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成为他们终生的遗憾。[22]
一个月后的10 月18 日，东北大学终于在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勉强复课。此时，东北大学师生由在沈阳时的3 000 余人，仅余300 余人；300 余名教授也仅余几十人。
12 月9 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的东北大学师生义无反顾地走在前列。
1936 年2 月，工学院部分由北平迁往西安。
1937 年2 月，部分师生由北平迁往开封，6 月再迁西安，与工学院合处。1937 年9 月复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等合处一院（即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
1938 年3 月，部分师生从西安迁四川三台，在此度过了8 年时间，这是所有落脚地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一处。
1938 年8 月，在陕南城固，东北大学工学院并入西北工学院。
抗战胜利后，1946 年3 月东北大学迁回沈阳，1948 年6 月再迁北平，1949 年2 月再迁回沈阳。
就这样，九一八事变迫使东北大学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东北大学成为当时第一所因日寇侵华而被迫内迁的高校。从暂栖北平，到流离于西安、开封，再到川北小城三台复校，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 年陆续返回沈阳，师生们离开家乡整整15 年之久。(www.xing528.com)
3.与西安临大共处一院
如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园里留有一座原东北大学礼堂，门前有张学良校长勒石为证（图1—10）。它既见证了战时东北大学漂泊西安的历史，也见证了陕源西北大学和京源西北大学的在此合流，还见证了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诞生，是唯一保存完整的有关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大迁徙的遗址。
图1—10 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礼堂
在此，东北大学与西安临大共处一院，共用礼堂。西安临大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有些课程甚至一起上课，或者互聘教师任课。著名水利学家和土木工程专家李仪祉教授就同时被聘为东大和临大两校名誉教授，为两校上课（图1—11）。
图1—11 张学良函谢李仪祉在东北大学工学院讲学（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早在明清之际，陕源西北大学这块地盘，向称“风水宝地”，一位在此踏青的举人曾预言：“此地日后会出一斗芝麻的官”。果然以后这里成为大学城，成为培养数百万国家干部的大学云集之地。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六载，在光绪三十年（1904），此地已是陕西中等农林学堂的所在地，光绪三十年（1908）复为陕西农业学堂所在地。1912 年并入西北大学，成为西北大学农科分校（包括今西安习武园、儿童公园北部和西关外）。同时，三秦公学亦借西门外农业学堂一部建校（后又将附属农事试验场划人，从城西北角到西南角几乎均有其舍），1914 年大部分并人西北大学。1915 年西北大学停办后，于1916 年改为陕西甲种农业学校，后复于1923 年成为西北大学农艺科、畜牧科所在地。1934 年改为陕西省立西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后改为陕西省农林职业学校），包括200 亩农场（将毕业之学生可各领半亩至一亩地实习栽培作物）、运动场、礼堂等。
张学良自1935 年9 月到西安任职后，即拟将东北大学自北平迁至西安，当年他听取于右任的建议，拟以三原县宏道书院为校址，并曾与杨虎城等前往实地考察，因房屋年久失修，条件太差而搁置。1936 年初，东北大学学生会派宋黎等人为代表到西安晋谒张学良，并提出东北大学西迁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欣然接受建议。
1936 年2 月，寄居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及其补习班41 名教职员和263 名学生迁人西安。《东北大学史稿》称：“东大西安分校址是前陕西农林职业专科学校（‘专科’为误称），位于城南约里许，南屏终南山，西枕渭水，大小雁塔耸立于前，阿房、镐京遥接于后。校外是20 亩农场，栽满了各种树木、蔬菜和花卉，加上一片麦田，风景亦殊清秀。由于原校舍不敷应用，张学良校长又于附近购得数百亩土地，并拨旧东三省官银号结余款15 万元以建筑教室、宿舍和大礼堂”。[23]
学校建筑工程是东北大学工学院几位毕业生义务设计并监督施工的。这些建筑不到一年时间，即全部竣工，兴建大礼堂时在墙基内砌了一块纪念碑，刻有张学良校长的题词：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
自九一八，惨遭摧残，
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抗日战争时期，此地被胡宗南所部占据，称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此时，蒋介石、宋美龄曾在这所大礼堂内给军官训话。大礼堂的这块纪念碑原嵌于墙上，被士官挖下来当饭桌用。后来，胡宗南听说还有人背诵这个朗朗上口的题词，一怒之下，将其砸碎。1992 年，西北大学觅得拓片，遂重新立石纪念，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北大学工学院师生初从北平迁到这里时，农校只让出一半房舍，计学生宿舍50 余间，教授宿舍数间，教室8 间，办公室3 间，饭厅1 所，1座礼堂（非现在礼堂）供两校共用。学生宿舍5 人1 间，教授则二三人1间，照明为油灯和蜡烛。实验室、图书室简陋不堪，由北平运来的机械、仪器、什物均堆放在院内墙角。师生们复土还乡的愿望时时烧灼其心，真是“望家山而陨泪，问恢复以何年”。
东北大学工学院在西安抗战中，号称先锋，发起组织了西安学联，并派出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组织民先队，不少同学去了延安，孔宪春同学还担任中共西安市委学委委员，负责领导西北联合大学党支部的工作。其最为重要的学运，是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时学生、市民游行示威和步行前往临撞的请愿。在城外十里铺，机关枪对准学生，面临一场血腥屠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学良亲自驾车赶到，允诺学生“在一个星期内，或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三天之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大学的同学们在1936 年12 月12日晨获悉事变，甚至喜极而泣，随后，以东北大学为主体的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 个救亡团体发表联合通电，支持张杨，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挽救危亡。
1937 年春，东北军东调，臧启芳（稍后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委之一）执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并于1937 年5 月17 日将东北大学改称为国立东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1937 年6 月30 日，东大西安新校舍竣工，原在河南开封的师生全部迁人西安，并于当年8 月在南京和陕西分别招考新生。之后，北平东大的不少学生也到了西安分校。校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亦然，学生组织的歌咏团、话剧团，常在大礼堂演出或教唱救亡歌曲，人夜时，大礼堂常常是灯火辉煌。
1938 年3 月，东北大学在蒋介石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一再督促下，决定南迁至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工学院则于1938 年暑假与西北联大工学院等合组为西北工学院（时在陕南）。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反对迁校失利之后，曾拟从东北大学和西北联大拉出几百名同学去前线抗日，但经请示中共西安市委学委，大多数同学还是再次随校南迁，而一部分同学则以东北大学学生留陕工作团名义，辗转去了延安或赴前线。
历经磨难的东北大学只在西安呆了两年零一个月，便再次南迁，虽然在西安待的时间不长，却在西北大学农科旧址上留下不少建筑，还扩大了几百亩地盘。
东北大学与西安临大迁陕南后，此礼堂和校园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所占[24]。这是四个战干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团，1938 年9 月成立，1948 年10 月结束，曾培养了4 万余名干部。战干四团的中将教育长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4 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兼任，中将副教育长为葛武棨。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曾在此任政治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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