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与中国抗战时期大学联合体：西序弦歌

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

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

文理导愚蒙；

政法倡忠勇；

师资树人表；

实业拯民穷；

健体明医弱者雄。

勤朴公诚校训崇。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

原从西北，化被南东。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这首由黎锦熙教授和许寿裳教授所作的《西北联大校歌》与罗庸作词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形成了战时大学抗战的两支共鸣协奏曲，共同唱出了“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和“驱除仇寇”“壮怀难折”的战时教育高歌。其中，尤其是“开秦陇”“导愚蒙”“倡忠勇”“树人表”“拯民穷”，“弱者雄”，唱出了平津四校一院“并序连黉”“联辉合耀”的高度文化自觉；“勤朴公诚”，唱出了天下为公、勤奋敬业、质朴务实、不诚无物，有深刻内涵的校训；“文理”“政法”“实业”“医”，唱出了以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为学科架构，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和奠基西北高等教育的雄心壮志；“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则唱出了以学抗战，化被一方，立足西北，融汇世界，复兴“华夏声威”，创建西北新文化的重大历史使命。

这就是我们要述说的话题——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相继爆发之后在古都西安诞生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前世今生。

一、永留青史的西北联大

1931 年9 月18 日晚10 时，时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的宁恩承刚刚就寝，忽然一个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将临近北大营的东大校舍震得窗门动摇，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宁校长立即组织师生连夜躲避和撤离，东北大学遂成我国第一所流亡大学，并在张学良校长的鼎力支持下在西安城西南隅（今西北联大后继者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建起了校舍、礼堂，弦歌复起。

1937 年7 月7 日，七七事变爆发三周后的7 月28 日早晨，我国第一个国际篮球冠军队功勋队员、北平大学体育教师王耀东起得很早，照常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指导田径队练习。他走在半路上，发现街上行人稀少，一个个面露惊恐，一打听才知道守城的二十九军已经撤走，日军正在进城。王耀东急忙回家，稍后即告别妻女，化装逃出北平，复在徐州火车站遭遇日机扫射，再转乘陇海路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西安，应聘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临大）教育学院体育系专任讲师，并常到与东北大学共处的西安临大（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文理学院、工学院上课，复作为三个中队副之一带队南迁汉中，战后又作为复校交涉专员将西北大学迁回原东北大学西安校址。不成想，因为体育或救助黑龙江籍流亡学生而三见张学良的王耀东，在少帅一手建起的这所校园里，终身教授体育，一直活到107 岁，在此见证了我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北大学和我国战时最大的大学联合体之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的分分合合。

如今，在西北联大后继者西北大学太白校区里，有一座“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礼堂”，已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办学遗址，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大门前张学良将军勒石题刻的奠基碑，仍然矗立堂前，向人们诉说着战时在此发生的一幕又一幕……

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相继爆发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国族最根本的文脉所系——高等教育，也面临国破校亡、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尤其是大学数量接近全国半数、在校大学生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东北与平、津、沪三地，面临的危险最为严峻，遂先有东北大学自东北向北平、向西北的颠沛流离，再有平、津高校的空前浩劫。1937 年9 月1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 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 年9 月复并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部分）。由此，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即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

西南联大以合而有分的形式在西南大后方、西北联大以分而有合的形式在西北大后方各自从1937 年至1946 年发展9 年，分别为西南地域文化或西北地域文化，以及保存国族文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在1946 年5 月4 日宣布结束，几乎全部北返平、津复校，仅为西南地区留下一个昆明师范学院。西北联大，虽在1939 年8 月8 日奉教育部令改为国立西北大学（以下简称西大），但相继分出国立西北工学院（以下简称西工）、国立西北农学院（以下简称西农）、国立西北医学院（以下简称西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为西北地区留下综合、师范、人文、理工、农、医等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后来复归平津，但北平大学却整建制地永远留在西北。抗战时期西北联大母体诞生的子体——国立西北五校——表现出明显的分而有合。比如：五校在西北联大校训“公诚勤朴”的基础上或直接继承（西大），或演为“公诚勇毅”（西工）、“诚朴勇毅”（西农）。在1945、1946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令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分批为西北联大二十七年度、二十八年度两届除原平津三校学生外的毕业生（借读生、转学生）换发毕业证，截止1947 年5 月1 日，已收到教育部验印的毕业证160 份。这些毕业证书同时加盖西北联大四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的签章、所在院院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章和教育部核验章，表明西北联大确有血脉上的延续，而且最先分出的西工与西大在近两年的时间共有一位校长。西师在1939 年8月虽然名义上分出，但直到1944 年11 月迁兰州前一直在城固与西大隔壁共处、合班上课、90%以上的教授合聘，共用图书馆、操场等教育资源，还合作编辑出版《城固青年》《西北学报》等期刊。西医1939 年8 月分出，1946年8 月复与西大合并回迁西安。另外，还建立三校联席会议制度、联合招生，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西北学会、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分会、中国化学学会西北分会等学术社团。西北联大仅仅分开几年，即再有恢复西北联大的呼声。

在共同办学宗旨和共同历史使命之下，国立西北五校的分而有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遂有联合招生与办学、对外争取权益等共同举措。民国三十七年度（1938）、民国三十八年度（1939）尚为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在城固时期，西大、西工、西农即开始合办大学先修班。迁至西安后，陕西省教育厅专拨早慈巷官产房舍两院，由三校继续联合办学，分为文法、理工、医农三组，于1946 年12 月恢复招生。1947 年11 月，招收录取大学先修班学生120名，备取65 名，连同与西工上次招收的新生，共计220 名，分为4 班。直至1948 年秋季，西大才开始单独招生办班。1942 年夏秋之际，汉中、西安物价飞涨，每袋面粉从年初的145 元，到8 月下旬涨至550 元，教授薪金以每月300 元计，仅合战前83 元，教职工生活大受威胁。为此，于1941 年12 月、1942 年10 月、1943 年3 月，西北五校数次联合电呈国防委员会秘书厅、行政院秘书处、监察院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呼吁解决生活困难，并联合采取措施自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最初亦联合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同设一个西北大学支部，但大家仍习惯地称“西北联大支部”，归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1940 年，陕西省委为便于秘密活动，才将原支部划小，分为西大、西工、西师三个支部。

西北联大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期；二是国立五校分而有合时期。

西安临时大学之构思始于1937 年8 月教育部的《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以及王世杰、朱家骅、孙蔚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最初动议，初拟在长沙、西安等地至少设三个临时大学。1937 年9 月10 日正式颁布教育部第16696 号命令。1937 年10 月11 日王世杰发布《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以教育部、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陕西省教育厅等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王世杰兼任主席，聘任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翛、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等9 人为委员，随后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4 人为常委，不设校长，由常委商决校务。

1938 年1 月10 日为学生到校最后期限。据1938 年2 月10 日的统计，全校学生总计为1 472 人（含借读生151 人）。全校分为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再分为：文理（国文、历史、外国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八系）；法商（法律、政治、商学三系）；教育（教育、体育、家政三系）；农（农学、林学、农业化学三系）；工（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六系）；医（不分系）六大学院，24 个系。学生以文理学院（439 人）、工学院（386 人）、法商学院（279 人）居多。全校三院分布在西安的三个地方：校本部、第一院的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西门里贡院旧址，前陕西省立一中旧址）；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共处一院（借用东北大学部分校舍和自建部分校舍，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第三院的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北大街通济坊（今西安北大街中段东侧，时称通济坊洋房）。1937 年9 月30 日在第二院举行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37 年11 月1 日开学，15 日在第二院大礼堂（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大礼堂）补行开学典礼，并正式开课。

太原失守后，日寇沿同蒲铁路南下，窜抵晋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一带，与西安东部135 公里处的潼关仅一河之隔，西安东大门告急。1937 年11 月13 日，就在西安临大开学不到两周，日军两架轻型轰炸机即开始第一次轰炸西安，西安临大本部所在城隍庙附近的西段城墙一带修筑了600 多个防空洞藏身。之后，西安城被日机轰炸达145 次，出动日机1 106 架次，投掷各种炸弹累计3 440 枚。西安已无法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为此，西安临大师生徒步翻越秦岭，南迁汉中。迁徙途中于1938 年4 月2 日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迁陕南后，全校分布在三县六地：大学本部、文理学院设于城固县考院（黉学巷贡院旧址）；教育学院（稍后改为师范学院）全部、工学院一部设于城固县城文庙；法商学院设于城固县城小西关外原县简易师范旧址；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和附设高中部设于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医学院设于南郑县（今汉中市汉台区）居民聚居区，便于民众诊病；农学院在沔县（今勉县）武侯祠，利用汉水开凿沟渠，从事农业和灌溉研究。其中，工学院矿、机、电、化、纺、土六系一年级、医学院一年级均在城固城内上课。学校在西安、南郑均设有留守处或办事处。即便已迁离西安，日机复追踪武功、汉中等办学地，西农、西工、西医连续遭日机轰炸，西农师生3 人和西医师生3 人被炸身亡。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 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提出：“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合并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学院向陕甘一带移布。1938 年5 月2 日，西北联大在陕南城固校本部补行开学典礼，并开始上课。同年，联大第45 次常委会通过决议，以“公诚勤朴”为校训，并聘请黎锦熙教授和许寿裳教授撰成校歌歌词。

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大旧制，学校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1938 年7 月22 日，教育部长陈立夫令，撤销原筹备委员会，改组为校务委员会，原西安临大筹备委员均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因陈剑翛请辞，教育部复派胡庶华接任常委。同年10月，又任命张北海、许寿裳为校务委员。1938 年7 月27 日，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含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同时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8 月8 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分拆为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三学院，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将其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医学院（一度并入西北医学专科学校，设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一分为五”，化身为“国立西北五校”，即国立西北大学（今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从而为大西北留下了文、理、法、商、工、农、医、师范、综合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

1944 年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往兰州。抗战胜利后，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回迁平津复校，北平大学则整建制地永留西北，主体为西北大学所继承。1946 年8 月，国立西北医学院并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西北大学回迁西安，并相继并入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南郑分校。如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等全国30 余所大学都与西北联大有历史渊源。从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的成立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各自回迁复校或永留西北办学，是一个扎根西北、分而有合、子母血脉相连的高等教育共同体。

二、史无前例的西迁南渡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后，沦陷区的机关、厂矿、文化机构和学校开始向后方大规模转移。平津两市的高等学校开始有组织地向西南和向西北迁徙。1937 年9 月10 日，西安临大开始在西安面向全国战区和后方聘任教授，招收学生，处于沦陷区的原四校一院的教师、研究人员、未毕业的四校学生，穿越层层封锁线，向西安集中，从而演绎了令人终生难忘的大迁徙。

最早开始这种大迁徙的是东北大学，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相继开始流离迁徙。其路径：沈阳→北平、开封和西安→陕西城固和四川三台，返回时再从三台→北平→沈阳，直到1949 年2 月在沈阳复校，历时15 年、近3 000 公里的大迁徙。其工学院在西安时即与西安临大共处一院，到陕南城固复与西北联大的工学院等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

其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是日寇逼近山陕间的风陵渡时，西安临大于1938 年3 月16 日至4 月20 日的千里大迁徙。西安临大全校1 400 余名学生历时一个多月，先从西安乘火车沿陇海路行300 公里至宝鸡，再徒步318公里，翻越秦岭到陕南城固、南郑一带办学，全程近1 300 余华里。出发前在西安采购的锅饼就有317 袋、8 676 市斤，还有3 000 余市斤咸菜。1938年3 月19 日还在秦岭马道一带遭遇土匪劫车。途中有一位教授、一位青年教师、一位学生不幸身亡。李书田常委称为“徒步千里的破天荒大举动”；刘德润教授记为“百年不遇的大事”。这次南迁，学校以常委徐诵明为大队长，将1 400 余名学生，编为1 个大队，下分3 个中队14 个区队106 个分队，教职员及其眷属、高中区队、女生2 个区队皆无分队，为独立区队，每个中队500—600 人，开始南迁汉中。从西安乘火车到宝鸡下车，住宿一宿。次日从宝鸡南行徒步翻越秦岭，三个中队又前后分为四批行军。由宝鸡至汉中分10 站行进。按照次序，第一中队先行，依次为第二、第三中队。全校千余学生行程近千里，历时月余，并以沿途社会调查、抗战宣传、军事拉练、强身健体为目标。其每日需步行10 余公里，多者30 余公里。规定学生们自备背包1 个，草鞋2 双，两人合组轻便行李一件。每个中队一般由军训教官任队长、年轻教授任副队长，下设运输组、设营组、纠察组、交通组、医务组、警卫组等。每个中队配有民夫、驮运骡马等。迁徙途中发生了“买尽全城锅饼和咸菜”“刘艺民英雄救美”“谢似颜行不由径”“女生入观开先例”等很多流传至今的故事。

教师的应聘之路最为漫长的要数汪堃仁教授了。他就是后来我国组织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开拓者汪堃仁院士。汪堃仁接到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聘任时尚在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实习教学。他多方筹借路费，与妻子杨淑清，携带2 岁的长女、尚在襁褓中的次女，开始西北之行。从塘沽登船，经香港抵越南海防，换乘火车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卡车穿过云贵高原，到达山城重庆，已是盛夏酷暑的7 月。在重庆停留期间，敌机不时狂轰滥炸，尸陈遍地。即便如此，他考虑到内地教学一定很需要生理仪器，他便找到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蔡翘办的教学仪器厂，自己筹款买了几套生理实验仪器，以备教学之用。复由重庆带着仪器、行李和妻女，乘江轮溯江而上，到了泸州，经成都、剑阁、广元，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有时还得步行，终于在1939 年9 月到达陕南城固。前后历时4 个月，行程万余里，受尽长途跋涉之劳，饱尝蜀道难行之苦，而此时向他发出聘书的西安临大已经改为国立西北联大，复改为各冠以“西北”二字的五所国立院校。他在陕南九年受聘为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生物系副教授、教授期间，开出了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所开过的全部现代生理学实验课程，解剖实验没有尸体，就用动物来代替，没有骨骼就捡取无主尸体加工成骨骼，用于解剖教学，并未由于身处大山深处而降低一丁点的教学标准。(www.xing528.com)

与汪堃仁从东向南，在由南向北的迁徙路程相反的是，在他抵达陕南城固的同年，另一支队伍在结束了由东往西和由北往南翻越秦岭的迁徙之后，在李书田常委的带领下却开始了由陕南城固向西南方向西昌的另一次迁徙，在那里筹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其代表人物也是后来的一位院士，叫魏寿昆。他也是携妻带女，与大家由陕南乘汽车出发，经四川广元至剑阁，到梓潼，进入成都平原，找到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成都接待处，再由成都乘汽车颠簸至雅安。然而，从雅安到西昌的450 公里，就只能徒步跋涉或骑马、坐滑竿。这时，魏寿昆发现妻子已经怀孕，还有9 岁的女儿，他只好将行李物品放在一滑竿上，妻子和女儿乘另一滑竿，自己则气喘吁吁地随图书设备驼队登山。一路上一会儿阴云密布，一会儿细雨蒙蒙，一会儿又万里晴空，一会儿穿过土匪出没之地，经过了传说中唐僧西行取经的晒经关，也颤颤悠悠地经过了大渡河铁索桥，途经荥经、大相岭北麓、大相岭顶峰（海拔2 830 米）、汉源、富林镇、越西、小相岭顶峰（海拔3 030 米）、冕山、泸沽、安宁河平原、礼州，最终抵达西昌。从城固到西昌全程1 079 公里，历时12 天。就这样，刚一到驻地，他就和李书田在暗淡的灯光下谈起了开学的事。

在数次大迁徙中，迁徙距离最长的要数北洋工学院，从天津—西安—宝鸡—城固—广元—成都—雅安—西昌—贵阳—泰顺，全程5 400 余公里。李书田院长与部分师生从陕南城固到西昌，创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又在贵州、泰顺、西安等地办学，历经艰辛，将联大火种播撒到了康藏、云贵高原东部，浙南等地。1946 年4 月，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38 名学生，在李书田院长率领下，经韩城、临汾断续乘车或步行返回天津复校。

最后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奉令迁徙。稍过数年的1942 年，由西北联大分出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又奉令西迁甘肃兰州，遂有又一次西迁。记得那是1942 年秋，前西北联大常委、西北师院院长李蒸携全家和其他几位老师开始踏上了由城固迁往兰州700 余公里的艰辛历程。他们从陕南城固出发，经汉中、褒城，抵石门后，进入山区，又经庙台子、凤凰岭、双石铺、徽县，再经过甘肃的江洛镇、兴隆镇、天水、通渭、华家岭山脉、定西，历时8 天终于抵达兰州。途中乘坐卡车穿越山路，行程七八天，时时都会遇到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当卡车行驶过天水后不久，便在一个山坡的拐弯处，突然翻倒在一侧，车上的人和行李全被甩了出去，待大家稍有一点清醒时，才挣脱出车外。卡车司机闯了大祸，便溜出驾驶室逃跑了。后来跑了一段路，见未出人命，便又回到车旁。李蒸院长当时并未严厉训斥，只是对他进行了教育，责任问题以后再说，安心等待救援车。

抗战胜利后的回迁同样曲折艰难。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从兰州返北平复校，全程近1 800 公里，只有两途：一是陆路，每人路费约需时币法币20万元，由西安经临汾、太原、石家庄到北平；二是绕道上海，由西安经郑州、汉口、上海乘船到平津，每人路费需法币百万元以上。学生的费用则全部自理，教师也大多拿不到还乡费。徐英超教授卧病多年的妻子刚刚离世，一家五口人在西北过着勉强吃饭的生活，教育部给了50 万元还乡费，同事们又凑了30 万元。1946 年8 月21 日，徐英超教授由兰州动身返平，24 日抵西安，并带上一群穷苦学生，9 月3 日抵郑州，成立“师大复员返平团”。他们乘火车15 小时到新乡，15 日再由新乡出发抵安阳，次日复有西安来的一大队学生加入，达200 余人。在中共解放区代表的陪同下，步行通过了火线地雷区，又逢前线交火，枪声大作，大队匆匆穿过两个村庄，才离开火线。19日抵达晋冀鲁豫边区政治中心所在地邯郸，受到边区主席、北师大校友杨秀峰等的热情接待。复步行经邢台、高邑，到元氏县火车站，再乘火车经石家庄，于26 日回到北平。全程近2 000 公里（其中新乡到元氏县的步行历程约300 公里），历时一个半月多。在这困难重重的路途中，徐英超一行途经解放区邯郸，受到了热烈欢迎，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致欢迎词，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报告；在邢台，北师大校友、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校友，举行了感人的欢迎大会，他们参观了北方大学，观看了话剧《白毛女》。解放区之行，使得徐英超一行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许多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1946 年，还有另外一支北师大回迁队伍，选择乘坐马车，又乘羊皮筏走黄河水路到今内蒙古境内（今呼和浩特），复辗转回到北平。

身处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如何做出抉择？是眼看着国族文脉将折断于日寇的铁蹄之下，甘当亡国奴吗？这时，一群民族的知识精英果断地逃出敌占区，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屡屡遭受敌机轰炸和机枪扫射，跋涉数千里，最曲折地经北平、天津、越南、云南、重庆、成都，万里迢迢聚集到大后方的西北联大。在日机逼近山陕交界处的风陵渡后，复徒步千里征服难于上青天的秦蜀故道，翻越秦岭，再迁至秦巴盆地的陕南继续办学，又分支跋涉千里在兰州、在西康、贵州办学。像西安临大、西北联大与长沙临大、西南联大一样，全国200 余所学校的70 万师生，从东到西、从北向南，数千里大迁徙，不啻一次“文长征”。除莫斯科大学曾短暂迁出年余之外，中国的大学迁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

西南、西北两个战时大学联合体，一路南渡，一路西去，一个止于彩云之南，一个止于西北大漠边缘和西南古邛都大凉山，一个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理念向南推进了数千公里，一个向西北和向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大大推进了西部社会的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功不可没。

三、凤凰涅槃般化身西北

西北联大分两次分立：第一次是工、农两院的分立；第二次是西北大学的“令改”和师范学院、医学院的分立。然而，这种“分立”，却又同时伴随了新的“联合”。因此。应该辩证地认识西北联大的这种分分合合，不能简单地以“好”与“不好”，“解体”与“结束”来判别这种“分”与“合”。其实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西南联大的合中有分、南渡北返和西北联大的分中有合、扎根西北，同样精彩，同样是一曲壮美的历史乐章。

西工是第一个自西北联大母体分出并独立的学院，却又合入了东北、中原新的高校。1938 年7 月27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令：“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李书田初任筹备主任，赖琏、潘承孝相继任院长。其地址，教育部初定设于岷县或天水，但实际上一直以在西北联大借用的意大利天主教堂之一部做院址，即汉中城固县东南部的古路坝天主教堂（今城固县城南20 公里处董家营乡古路坝村）。初设有土木、电机、化工、纺织、机械、矿冶、水利、航空八系，后又增设工业管理系。西工与西大等西北五校关系极为紧密，一度甚至两校共有一位校长。其中赖琏任西北工学院院长任内，于1942 年春至1943 年12 月，一身两职，同时兼任西北大学校长。直到1943 年底潘承孝继任西工院长后，教育部始准予他辞去院长兼职。西北工学院前承北平大学工学院，复汇入东北、中原工学高等教育，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高等工程教育体系，从而奠定了西北高等工程教育和工程学术的基础。

西农是与西工同时自西北联大母体分出并独立的学院，却又合入了北平、陕西新的高校。1938 年7 月27 日，开始筹备由西北联大农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的西北农学院，1939 年4 月20 日教育部宣布撤销筹委会，正式成立。原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北联大农学院原院长周建侯教授等为委员。设有农艺学、森林学、农田水利学、畜牧兽医学和农业化学等六系和农业经济专修科。1940 年增设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1941 年增设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1946 年增设农业机械学系和农产制造学系。西农新联合体的诞生，提升了西北农林高等教育由专科过渡到本科，也使战时“流亡高校”居有定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由此奠定了西北农林高等教育体系。西农在专科学校时即与西安临大有密切联系。其一是西安临大之前，已经与临大五大前身之一——以北平大学研究机构为基础创建的北平研究院发生合作关系；其二是，与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大也有频繁的教学与学术交流。

1939 年8 月8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按照《国立西北大学组织规程》，学校“以研究高深学术，陶铸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赖琏校长补充提出“远观周秦汉唐之兴盛，环视大西北区域之雄伟，应以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初设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学系）、法商学院（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商学系）三院12 个系，另有与西工、西农合办的一个先修班。1944 年9 月奉教育部令，文学院添设边政学系。1945 年奉教育部令增设教育学系。1946 年5 月奉教育部令，西医汉中部分自1946 年度起并入西大。8 月1 日，自联大分出的西医正式并入西大，为医学院。1947 年初，报教育部批准，理学院地质地理系分为地质、地理两系。1947 年12 月报经教育部批准，原隶属文学院之边政系，改属法商学院。西北大学在陕南由西北联大改设同样伴随了新的“并序连黉”，前后合合分分，并入或分出了30 余所大中专学校。它在战后迁建西安陕源西大原址办学，标志着京陕两源的合流，激活了本已奄奄一息的西北大学陕源，形成了“学源于京，地缘于陕”的基本形态，同时也形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完整的基础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学术的基础。

西医于1939 年8 月8 日完成独立设置，同样也伴随了新的联合。1945年兰州的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入，并设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1946 年8 月1 日并入西大，并由汉中迁回西安，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由此，有了较大发展，使其初具规模。1947 年，始下设医学研究所。1947 年11 月在西安建成西北大学附设医院并开诊。1949 年8 月将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并入西北大学医学院。迁回西安后，以西安总医院为实习基地。西医保存我国最早的医学高等教育火种，汇入陕甘医学教育，奠定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医学科学的基础。

西师于1939 年8 月8 日分出独立，校址仍在汉中城固文庙旧县学内，与西北大学隔街为邻，联合办学。1944 年11 月西师全部迁移兰州，教育部将其城固校址全部赠予西大。1944 年城固分院学生全部毕业，宣布撤销城固分院。1946 年7 月下旬，教育部电令西师继续独立设置。其相继设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8 系，及劳作、史地、理化、国语、体育5 个专修科，以及师范研究所、附中（由西北联大高中部改称）、附小、附中师范部、劳作师资班、优良教师训练班和先修班等。城固时期的西师与西大，可以说完全处于合而未分的状态。其文、理、教育和各科学生的宿舍、教室、图书馆、操场都是与西北大学合用，合聘教授。西师为陕南、甘肃地方文化与西北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首次由“教育学院”规范为“师范学院”并创制办学规则的五所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之一。

矫正以往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面向西北均衡展布，服务于西北，建设西北，是国立西北五校最大的共性。国民政府行政院确定“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1938 年，西安临大南迁汉中以后，西北联大徐诵明、陈剑翛二常委赴汉口面谒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与请示今后工作时，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但陈立夫部长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他顺便还提到入川大学过多，“并无余地容纳”。徐诵明也总结指出：“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所处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这是西北联大后继学校——国立西北五校的重要特征之一。

抗战胜利前后，北平大学永远留在西北，文理法商主体和综合属性被西北大学所继承。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迁回原地复员。国立西北五校分别自陕南迁兰州、西安、咸阳或武功办学。实际上，这些子体院校的创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保存、激活或汇聚了更多的地方高等教育的“小江”“小河”，这既保存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高等教育和最强的工科，以及矿冶高等教育、师范高等教育、女子师范教育、医学高等教育、农学高等教育的火种，借西北联大之“壳”得以保存和延续，同时也在国土面积占全国1／3、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1／3、古代四大文化（中原文化、古希腊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交错的西北地区创建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其意义远比在平津沪沿铁路线或大江流域“重床迭屋”式建大学的意义深远得多。东南与西北风气悬殊，风霜之苦，跋涉之艰，与鞍马之驰骤，食麦饮酥之淡泊，皆西北之所长。民国初年的陕源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就认为：交通便利之省份，设立大学尚可缓图，若西北则地方如此辽阔，关系如此重大，人才如此缺乏，求根本之解决，必赖大学之发生。这关乎于现时之建设、关系于将来之建设、关系于外部之防御。看来，在西北创建现代高等教育，是百年来数代有识之士的梦想，而正是西北联大的“并序连黉”、扎根西北，实现了这一百年梦想，从而奠定了21 世纪西部大开发的一支重要的文明根基。

西北联大及其后继院校在高等教育上获得极大成功，做出重大贡献：

其一是形成了南郑区、昆明区、四川区三大战时高等教育基地，实现了从“点线大学”向“面的大学”的转折，而且形成了“尤负西北文化重责”“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形成西大“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的思想；西师“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的思想；西工“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的思想；西农负起“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的思想；西医“以培植医学专才，发展西北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的思想等。由此，渐成一种战略责任与使命，在教化一方、为西北地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践中发生了重要影响。

其二是，形成了融汇世界教育办学的宽广视野，提出：“当本‘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之理想，努力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计”，“教育家的眼界”“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育”；“未敢以自满，且以世界学术进步之速，时以落后为惧”，“俾渐渐走入世界学术之林，肩负挽救国家之重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研究东西学术，融汇现世界之思想”为建国先决条件的思想，等等。而且，黄文弼在推动中西历史考古学融汇、黄国璋在推动中国古地理学与世界新地理学的融汇、黎锦熙在面向世界科学的新趋势，推动“地志历史化”和“历史地志化”方面，作了与世界学术融汇的有益尝试，各个后继院校也有着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实践，是为其重要办学成就之一，至今仍有其重大借鉴意义。

其三是开创我国西北新学制，存续中华民族文脉的根基，奠定近现代西北高等教育格局；形成705 名教授、副教授和2 169 名教职员的师资队伍，奠定了我国西北高等教育的师资基础；培养9 015 名文理工农医师范各科学生，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向抗日前线输送400 余名高学历青年远征军战士；首创我国高等教育训导制，发展导师制；五校首批实施我国第一个《师范学院规程并办法》，并成为我国六大师范区中地域范围最大的师范区；开办我国最早的师范研究机构与研究生教育；创立我国最早的两个考古学学科之一；创办我国最早的两个边政学系之一；开展我国北方最早的电化教育；第一次提出中国申办奥运会；赢得我国第一个国际篮球比赛冠军；赢得第一个远东运动会长跑冠军；等等。

四、绝漠拓荒的学术贡献

西北联大及其后继院校在人文社科学术与科学技术学术方面也获得极大成就。

其一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沈志远的译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重要影响，完成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完成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新经济学大纲》，并传承和光大了自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陈豹隐、侯外庐首译《资本论》、李达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以来的传统，成为俄文教育首善学府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源之一；汪奠基最早介绍数理逻辑的著作和完成第一部中国逻辑思想通史；黎锦熙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提出“言文一致”“拼音绝非文字”的国语统一原则，确定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创制注音符号草体、设计注音汉字铜模、持续推进注音—拼音的正确发展，创制注音符号草体，并参加审音工作，创立“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的民国新方志理论，首开战时人文学科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先河；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首次科学发掘与维护和西北考古事业的肇始，引发民国时期丝路研究的热潮；陆懋德完成我国第一部《史学方法大纲》并形成中国近代九大历史研究法之一；萧一山完成中国第一部《清代通史》，继承和发展了“新史学”流派；黄文弼提出和践行“三重证据法”，完成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考古学体例的考古报告，开辟我国西北考古和科学考古；王子云首先建议教育部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起我国现代美术运动，完成第一部《中国雕塑艺术史》，开创我国艺术考古事业；罗章龙完成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经济史学著作，取得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理论成果；等等。

其二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哥廷根学派的中国传人、我国抽象代数第一人曾炯以其“曾定理”“曾层次”将我国抽象代数推进到国际最前沿；傅种孙首次引入并详介几何公理，创造性地用现代数学方法研究中国古算；张伯声创立被公认为我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发现了“嵩阳运动”界面，发现了“黄土线”现象，为黄土“水积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阎隆飞在植物叶绿体中发现碳酸酐酶，被美国宇航局引用并应用于宇航舱中以维持气体平衡，在世界上首先发现高等植物收缩蛋白，成为国际高等植物细胞骨架研究的里程碑；周尧对昆虫高级阶元类群进行了重新划分，建立23 个新亚目、45 个新总科和2 个新科，发现420 多个新种与26 个新属，创建我国第一家和全球最大的昆虫博物馆，完成最完善的中国蝶类志；李赋京专攻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研究，在安徽发现的钉螺新种被命名为“李氏安徽钉螺”；田在艺历任大庆油田地质调查处处长兼总地质师和勘探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地质师，是大庆油田的重要发现人之一；虞宏正专注于胶体化学和物理化学研究，结合西北地区特点开展土壤改良研究，开创土壤热力学，曾获13 项国家奖励和45 项省部级奖励；魏寿昆开展钢铁脱硫、钢液脱磷、选择性氧化、固体电解质电池定氧和冶金热力学应用等研究，首次提出转化温度概念及活度理论，奠定中国冶金物理化学基础；汪堃仁发现了迷走神经与垂体后叶反射的关系，以组织化学方法研究胃、胰细胞的机能定位，开拓组织化学；黄国璋先后担任7 所大学的地理系主任，是担任地理系主任时间最长、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的人，开拓与奠基中国近代地理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北联大工学院讲座教授李俨是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对中国古代数学史作了大量研究；石声汉是中国农史学科奠基人之一，致力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从西北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走出了李经纬、赵石麟、张学文等三位著名的医史学家；李约瑟三次到访西北大学，提升了其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促成了今日西北科学史研究的繁荣。其中，特别是傅角今任方域司司长期间，明确南海领土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滩，并主持印制《南海诸岛位置图》，用十一段国界线圈定了南海海域范围，恢复了我国版图轮廓南北长于东西的本来面目，成为如今中国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1946 年10 月23 日，郑资约与助手曹昭孟及西北大学地理系4 位学生登上太平舰，代表我国接收南海诸岛，至1947年12 月26 日完成工作，经两月余，行程2 000 海里；完成《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奠定了南海诸岛统一名称的基础，完整标绘了诸岛地图。

其三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吴自良带领团队经3 年研制出铀生产关键部件“甲种分离膜”，使中国成为除美、英、苏外第4 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打破了核垄断；李恒德在国际上最早进行铍单晶塑性形变研究，发现了铍的脆性机制和本质，对核反应堆用铸管轧制工艺和氢化物分布关系、核燃料微芯试制等做出巨大贡献；师昌绪研发出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领导开发中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开拓材料腐蚀领域；高景德参与开辟电力系统线性与非线性最优控制研究领域，创造性地研究了串联电容引起交流电动机自激问题；傅恒志作为当时铸造学科唯一的留苏研究生，在留学期间即研发出新型高温合金，填补国际空白并获苏联专利，创建了国内唯一的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出中国第一位铸造工程博士；李仪祉把国外技术与我国古代经验相结合，首次提出黄河综合治理学说，以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水电兼顾为治水指导思想，主持建设“八惠渠”，受益农田在1948 年即达到330 万亩（22 万公顷），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模范灌溉区；李书田长校9 所，是中国近代水利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和首批水利专业，开研究生教育之先河，为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终身会员，是该会100 多年历史上第61 位获此殊荣者；曹楚生20 世纪60 年代主持设计的盐锅峡水电站是黄河上第一座水电站，70 年代设计的碧口大坝是我国第一座大型碾压式堆石坝，80 年代在潘家口工程中首次采用带宽尾墩溢留坝并建成我国第一座大型混合式蓄能电站；陈秉聪首次提出将“畸变模型理论”应用于松软地面，提出“半步行理论”“仿生步行与仿生脱附理论”，使仿生步行机械和脱附技术进入工程化实用阶段；刘广志竖起新中国第一部地质钻塔，用3 个月时间钻成一口500 米深的钻孔，向建国献礼；叶培大设计安装了我国第一部杜黑特线路100 千瓦大功率广播发射机，设计安装了天安门广场的广播系统，奠基我国微波、光纤通信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周志宏带领同事完成了钱塘江大桥桥梁桥座的铸造和加工任务，研制出中国最早的大型铸锻件；史绍熙研发出我国第一台转速为3 000 r／min 以上的高速柴油机和第一台两级自由活塞式发动机压气机；靳树梁开拓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新工艺，首创“高风温、高碱度、适宜高炉温、低渣量”冶炼方法；高为炳首创变结构控制系统设计的“趋近律”方法（又称“高为炳方法”），出版我国第一部《变结构控制理论基础》；关绍宗是矿山通风与安全技术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组建了国内第一座矿山通风实习实验室；朱宝镛创建我国第一个食品工业系、第一个发酵专业，招收我国第一个发酵工学硕士生，第一个提出用大米与玉米代替部分麦芽酿造啤酒，等等。

其四是在农业技术领域：赵洪璋以“碧蚂1 号”“丰产3 号”和“矮丰3号”推动小麦育种连上三级台阶，创我国一个品种年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碧蚂1 号”使亩产从100 多公斤提高到200 多公斤，15 年间累计增产155亿公斤，被毛泽东盛赞道“‘碧蚂1 号’救了大半个新中国”；涂治推翻西方“北纬45 度地区不能植棉”的论断，首先引入草田轮作制，成功地将中国棉区向北推移并获得大丰产，单产籽棉201 公斤，最高亩产674.5 公斤，创全国最高纪录；李振岐系统研究小麦抗条锈性丧失规律，发现陇南“越夏易变区”，为解决小麦病害问题提供了有力依据，主编我国第一部《植物免疫学》，建立西北第一个植物病理专业学科点和植物病理研究所；王绶育成“金大332”大豆、“王氏大麦”（美国定名）等优良品种，是我国育种学和生物统计学的奠基人之一；孔宪武在小五台山上采集到忍冬科新种，经专家鉴定，用拉丁文作了准确记述并用英文发表，命名为“孔氏忍冬”（Loni cera Kun⁃geana K·S·Hao），为世界植物学界公认；汪厥明以其《圃场试验误差及其估计理论》详论农业试验技术基础理论，开我国试验研究应用统计之先河，创立中国生物统计学；刘慎谔在1936 年主持成立西北最早的植物研究机构——西北植物调查所，筹建武功植物园，并收集4 500 余号标本，开拓历史植物地理学与森林生态学，并将现代科学研究体制植入西北高等教育；林镕开拓菌物学和真菌学研究，并发现了菊科新属——重羽菊属，描述和探讨了近千种中国菊科植物，奠基中国菊科、旋花科和龙胆科植物系统分类；侯光炯提出土壤肥力生物势力学理论，开拓自然免耕技术，实现橡胶种植北移的世界性突破；虞宏正开创土壤热力学，创建中国科学院生物土壤研究所；于天仁创建国际上第一个电化学研究室，并创立土壤电化学分支；周尧提出时空统一的进化分类与歧序分类理论，完成最完善的中国蝶类志，创建我国第一家和全球最大的昆虫博物馆；薛愚是我国较早研究中草药化学成分和发掘整理中药的开拓者之一；沈学年是农艺学系早期创建者之一，中国耕作学创始人之一；沙玉清是我国农田水利学科的创始人，著有我国第一本《农田水利学》；盛彤笙创立了我国第一所兽医学院，组织了我国西部历史上第一次畜牧兽医的实地考察，开创兽医学；等等。

其五是在医学领域：徐诵明于1919 年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冲破迷信观念，力主尸体解剖，翻译了一批病理学专著并主持审定病理学中文名词，奠定我国病理学基础，李佩琳、毛鸿志、马馥庭继承了徐诵明的研究，在开拓西北病理学研究和教育方面卓有成就；蹇先器于1920 年创立皮肤花柳科并任主任，诊治梅毒7 962 例，成为李洪迥编著《梅毒学》的临床基础，刘蔚同继承蹇先器的研究，与其共同奠基中国西医皮肤性病学；徐佐夏最早研究海洋药物河豚毒，主持研制“血压立定片”“抗哮喘片”等10 多种新药和“苏木对人体各系统的作用”等研究，发展了药理学高等教育；林几招收法医学研究生，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创立我国现代法医学；颜守民1929 年创建我国第一个现代儿科学教研室、儿科门诊，建立儿科病房，成为我国现代西医儿科学创建的标志；侯宗濂致力于探究针刺镇痛原理，把针刺穴位的生理功能与结构统一起来进行系统研究，论证了不同穴位的针感感受器和针感传入纤维，开辟针感生理学新领域；张同和推行苏联组织疗法、封闭疗法、休克综合疗法等，推动我国外科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是我国西医外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为西北地区培养了第一代外科专家；李赋京是我国最早研究钉螺的专家之一，1936 年在安徽发现一个钉螺新种；尚天裕首创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摸索出一套以手法复位、小夹板局部外固定和患者主动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新方法，成为当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疗法；汤泽光与他人合作报告我国首例“频繁阵发性心停跳性癫痫”，在国内首次诊断罕见的脊髓肿瘤，首先发现并证实“出血性黄疸病”病原为钩端螺旋体；毛鸿志1942 年实施陕西第一例临床法医学尸检，首倡我国防癌立法；严镜清首倡我国遗体捐献，93 岁时写下捐献遗嘱，最终将遗体捐献给首都医科大学；谢景奎发现大剂量维生素C 静脉注射可治疗克山病心源性休克，提出“水土病因说”，奠定地方病防治的全国领先地位，王世臣继承其研究使全国急性克山病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等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殷培璞教授，从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即参加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救治大批解放军伤员，复领导大骨节病研究，选定驻地最偏僻、发病最高、村民居住最分散的崔木乡杨家堡村作为工作基地，老两口自己起灶做饭，下沟挑水，挨家挨户进行调查，行程数万公里，治疗患者万余例，所创编的系统的大骨节病矫形手术治疗法，完成晚期患者手术1 000 余例，三年间大骨节病患病率下降了33.84%，由卫生部在全国推广，最后在他去世后，连自己的骨灰也安葬于他倾尽心血的病区。

如此巨大的学术贡献，产生于日机的轰炸之下，产生于辗转数千里大迁徙的途中，产生在泥巴茅草屋和破庙旧祠的教室之中，产生在风餐露宿的大漠驼背之上，产生于那些衣服肘部磨得发亮、袖口、下摆“无边无疆”、过着“活蒸螃蟹”般生活的教授们之中，产生于“水煮白菜一口沙”“长袖变短袖、长裤变短裤”“昼夜灯火无眠”的近万名优秀学子之中。

截至2018 年底从相关10 所高校师生中走出195 名学部委员、两院院士，在人文与科学领域成就70 余项重大发现，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绚丽夺目的篇章之一。

学界对此逐渐达成共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认为，西北联大在延续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开发西北和巩固抗战后方上，发挥了拯危救困的重要作用，今天，中国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西北联大仍有它的精神价值和启示意义；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周远清先生认为，缺少了西北联大的历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就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强调，西北联大取得了巨大的办学成就，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精神，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和大学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张岂之先生认为，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取得了巨大的办学成就，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理念向西北和向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开创我国西北新学制，存续中华民族文脉的根基，奠定近现代西北高等教育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大大推进了西部社会的现代化；潘懋元先生认为，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等统一的优良校风，与组成西北联大的原平津院校的光荣传统一脉相承，表达了西北联大公而忘私、兴学报国的高远追求；顾明远先生回顾了西北联大的历史及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结合自身经历阐述了北京师范大学与西北地区尤其是西北师范大学的历史渊源和深厚感情，认为西北联大的师生具有远大理想信念，汇聚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师，同时具有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校风。在“双一流”建设的新长征中，我们要继续学习发扬西北联大师生的理想信念和勤朴的精神。

这就是西北联大的历史梗概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意义，也是这本简史的大致脉络。

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它从来不是创新的反义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里，我们可以更智慧地利用现在的、过去的知识，创造出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