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往事：东方语学科的奠基与风雨岁月

抗战期间的呈贡斗南村只有500多户人家。东方语专的校舍就安置在村北的水月庵里。在战火频仍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觅得此幽静之地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真可谓用心良苦。东方语专学校建制均按民国教育部颁发的专科学校组织法实施。校长之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个处及会计室，各司其职。此外，还设招生委员会、公费及贷金委员会、图书出版委员会、经济稽核委员会、毕业考试委员会、学术设备委员会等，以专责成。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均从教员中选出担任。学校安置停当，即着手招生。到了9月，规模初具，11月1日正式开学，并将这一天定为校庆日。学校第一批招收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度4个语科，学生70余人，学制2年。各科学生除学习该科语言外，越南语科学生须兼修法文，暹罗语科学生须兼修英文或法文，缅甸语和印语科学生须兼修英文。共同必修科目有公民国文、史地、语音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学校第二年即1943年又招收4个班，约100人，紧接着1944年夏天又在昆明、重庆、贵阳、桂林等地招新生90余名。1944年秋第一届学生毕业31人，其中，印语科9人、越语科11人、缅语科5人、暹语科6人。1945年秋第二届学生34人毕业，其中，印语科3人、越语科12人、缅语科14人、暹语科5人。毕业生中，第一届有4人留校任教，第二届有2人留校任教，其余均奔赴军事部门，投入抗日服务。1945年学校搬迁到重庆新开市和尚坡，1946年1月复又招生开学，并增加了马来语科和韩语科。至此，学校共有越、缅、暹、印、马、韩6个语科，一年级6个班，二年级4个班，共有学生171人。其中印语科35人，越语科26人，缅语科27人，暹语科21人，马来语科32人，韩语科30人。东方语专从创办的1942年至1945年底，共招生四届，毕业两届65人，历年招生情况见下表。

历年招生情况表

从1942年7月落脚呈贡斗南村至1945年底迁离，东方语专经历了四载寒暑，一路艰辛，一个从无到有的学校，经过众前辈聚力克艰的奋斗努力，从风雨飘摇的战争岁月里脱颖而出，为后来我国的东方语学科建设及东方学研究起到了开山拓土的奠基作用，其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先后担任东方语专校长的王文萱、汪懋祖、姚楠三位前辈元老及共事的同仁们，志向高远，胸怀大业，为培养国家急需的东方语文专业人才运筹帷幄，励精图治，殚精竭虑，是值得后人永远感念的功臣！

1941年受命参与东方语专筹建及主持工作的王文萱校长，多次奔波往返川滇道上，从查勘择定校址、聘请教职员工、准备招生事宜等，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直到1942年夏季语专招生，11月1日开学。王校长和同仁们终于不负国家嘱托，在经济凋敝、物资匮乏、时局动荡、交通阻碍的情况下，克服千难万苦，让第一所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出现在偏僻的西南边陲渔村。王文萱校长是浙江乌镇人，1908年生，和中国现代作家茅盾是同乡。父亲为胶济铁路职工，家境贫寒。14岁靠亲友接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26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但因参加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缉捕，得朋友营救逃亡日本。在日本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1931年学成回国后，曾任教于中央政治学校及边疆学校。因对中国边疆民族文化教育感兴趣，参加了京滇（南京—云南）公路考察及西北考察团，深入湘黔云贵以及甘宁青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集之边远地区，考察其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社会结构。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设立边疆教育委员会，先生以专家身份任该委员会秘书，同时仍兼任边疆学校教授，及专门研究中国西北边远地区问题的《西北文献》杂志社主笔及社长等职。1944年，先生因长期操劳过度，心力交瘁，精力不济，请辞学校校长之职，乃转到国立西北大学受聘文学院边政系系主任。当时和王校长搭档的教务长是英国伦敦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张尧年先生。

1945年抗战胜利，王文萱先生偕夫人返北京省亲，借此留任铁道学院经营管理系教授，兼北京《世纪日报》主笔。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迁居上海仍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随后虽予平反，但健康受损已不能复原，于1983年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www.xing528.com)

汪懋祖校长

王文萱校长辞职后，汪懋祖先生接掌第二任东方语专校长。汪先生早年留美，是声名俱隆、德望皆重的老教育家。汪先生一到学校，见校舍紧捉，有碍发展，遂以迁校为职志，跑遍昆明近郊，查勘十余处，但终因当时各方条件掣肘未能实现迁址扩校。汪先生任职期间，因年迈多病，时常卧床，校务主要由教务长孙福熙主理。孙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是著名散文家。其兄孙伏园与鲁迅先生交际深厚，自20世纪20年代起同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任教。汪校长的夫人袁教授早年留美，与宋庆龄是同学。汪校长任职东方语专期间，其夫人袁教授教英文课，为人和蔼，教学严谨，深受学生欢迎。汪教授因身体原因，任满一年至1945年遂辞去校长之职。

第三任校长姚楠先生，于1945年秋到呈贡斗南以新任校长的身份接手东方语专。接手之际就图谋学校发展。为使学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与社会外界的交际联系，拟决定迁址重庆新开市和尚坡，原南洋研究所之地。姚楠先生是我国东南亚研究的拓荒者和南洋学会创建人。姚先生1912年生于上海，17岁开始了从事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史研究的学术生涯。无论是在颠沛流离时局动荡的岁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姚先生都矢志不移，勤奋笔耕，研究不辍，为开拓事业、培育人才，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国家的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史研究，是中国该研究领域的翘楚，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政府决定撤销南洋研究所时，恰逢姚先生接管东方语专，为保住南洋研究所的资料设备，也可添补东方语专之缺，姚先生遂决定将语专迁到重庆。随即姚先生将语专从两年制改为三年制，增加了马来语和朝鲜语科，新开东南亚史地、经济、政治、社会等课程，聘请中央大学著名教授韩儒林、李旭旦、任美锷、史国纲等来校任教。一所只有300余名学生的大专院校，却拥有正教授12人，副教授10人，这样的师资阵容堪称超强大师组合，不仅说明了姚先生治学治校有方，也彰显了先生的人格魅力。还有一位被人们以“姚张”并提的张礼千先生，他是姚先生的学术知音和同好，也是南洋学会创始人之一。在姚先生任校长期间，张礼千担任东方语专教务长，二人黄金搭档，强强联手，在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张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和资深学者，在1946年语专又一次迁往南京紫竹林以后，姚张二人一直精诚合作，后来姚先生未担任语专校长之时，一直由张礼千先生任代理校长，直到1949年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为止。

国立东方语专自1942年开办到1949年，三任校长，两迁校址，一路风雨兼程，经历了从备尝艰辛的斗南初创期，到图谋发展的重庆和尚坡建设期，再到初具规模的南京紫竹林时期，一步一个脚印，历经坎坷，最后小河汇入大海，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后来，有人将东方语专从斗南水月庵到新开和尚坡，再到紫竹林禅寺，这一次次迁移说成是与佛结缘，因了佛祖的护佑，所以东方语专才也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