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和老三各奔东西展开壮丽人生画卷，军旅儒将的抗日征程

1927年后，受革命形势影响和为争取更好的上进空间，“三剑客”中的老大和老三踏上千里征程各奔东西，展开了各自艰难而壮丽的人生画卷。就在这一年，甘艺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七期炮科，并以优异成绩毕业。20世纪30年代初，甘艺因参与声援遭南京国民党当局关押的“第三国际”特派员牛兰夫妇，被国民政府以《危害国民治罪法》第八条为由，判处有期徒刑8年，实则关押了5年。在关押期间，甘艺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不断充实自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甘艺作为政治犯被释放。他拿着狱友饶先生写的介绍信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与从云南来的朱家璧、何现龙等人相遇，因志同道合就结伴赴延安米家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五大队学习。这个大队的政委就是胡耀邦同志。令人预想不到的是，“三剑客”中的老大和老三竟在延安窑洞相见。在抗大学习期间，甘艺遇到了已是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的艾思奇，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快事也。甘艺后来因为生病，被组织送往长沙疗养。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之后，甘艺与延安失去联络，于是回到云南，即投入抗日洪流，先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五军的中校和上校参谋，随部队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先后参加了中条山、昆仑关血战。

甘艺军旅生涯二十载，从少尉升至少将，成为军中难得的儒将。甘艺凭着熟练的英语、法语和娴熟的炮兵、战车技术，被选调进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司令部，与援华美军（英美盟军）并肩战斗。主要负责远征军的日常军事训练与作战技术指导、联络后勤、物资补给以及军事部署。在当时艰苦的作战环境中，甘艺以教官和联络官的职务先后出入缅甸、印度30余次之多。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滇军入越受降，参加了河内受降仪式的联络及翻译工作，扬威异域。一副由甘自翔为父亲题写的蕴含着“剑客精神”的对联——“远征酬壮志，仗义写春秋”成为甘艺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人生写照和历史亮点。

1949年始，甘艺就暗地里支持中共领导的“边纵”（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武装斗争，给了同为延安结拜“三兄弟”的“边纵”副司令朱家璧和参谋长何现龙俩人两套他们最需要的“机密级”军用地图和两副稀缺的军用望远镜等，并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甘艺一生追求进步，为官清廉正派，两袖清风，深得部属及同事的爱戴。20世纪50年代后，曾受到不公正待遇，20世纪80年初落实政策后，被省政府安排到云南文史馆工作。

笔者在收集甘艺先生的资料过程中发现，甘先生在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大多散失殆尽，不然，单军旅生涯20年的丰富藏品就不得了。从少年到壮年四分之一世纪的老照片不是被他毁（戎装照限期收缴）就是因自家“不敢保留”而自毁，不能不令人扼腕一叹！这也是那个时代在“运动”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人士所特有的普遍现象啊！

甘艺于1942年与将门之女俞若兰结婚（俞的父亲沛英公是云南讲武堂教官，中将军衔），俞若兰是昆华女中毕业生，信奉基督教，其为人贤惠、相夫教子、勤劳持家，在艰难时世中将三个儿女抚育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1927年初，17岁的艾思奇在大哥李生庄（中共党员）的帮助下，考进南京第二中学上高中。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军阀孙传芳逮捕入狱，后在宗伯李根源先生多方周旋下获得释放。出狱后仍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27年春，艾思奇到日本留学，与中共党员张天放、寸树声是同学，经俩人介绍加入了中共东京支部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及西方哲学原著。1928年回昆后又与大哥李生庄一道研究西方哲学，并在李生庄主编的《云南民众日报》副刊上投稿，以杂文、译文等形式介绍新文化和新哲学。这段时期，“三剑客”中老二和老三相遇了，老二张克诚是《市政日报》副刊《小宇宙》的主编，艾思奇马上成了该报副刊的撰稿骨干之一，翻译介绍了一些英国和日本等名家的作品。

1930年初至1931年秋，艾思奇第2次到日本留学。1932年初，艾思奇离开父亲和家人的庇护，到上海自谋生路。他曾在一份《自传》中写道：“1933年以前，我虽早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并已相信共产主义必然会出现，但我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3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艾思奇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延安马列学院教员兼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编辑、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等职。他著作等身，著名的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新哲学论集》《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思想方法论》等，为推进马列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著名学者、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先生回忆他与艾思奇的交往时说：“他有很深的哲学修养，思想清晰明快、沉着冷静，有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他的这些难得的优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工作紧张，思虑过度，1966年他患病住院。即使这样，他仍在病床上继续思考问题，不间断地写作，积劳成疾，终于不幸病重逝世。”

著名学者胡绳先生曾总结说：“艾思奇一生革命活动可以说主要是哲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抗日战争以前在上海；第二个时期是到延安以后；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抗日以前在上海的时期，也是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的时期，是他一生理论工作走出的第一步。”这一步是艾思奇厚积薄发走出的坚实一步，而且是他对中国革命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他坚持深入实际，面向群众，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成为我党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成为“一代天骄”，一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大众哲学家”。这些耀眼的成就都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和昆明文林街“平民学校”分割不开。(www.xing528.com)

为了寻找“三剑客”中老二张克诚的资料，笔者到了他原来的工作单位云南省教育厅。经过几番打听，一位搞文史工作的主任答应帮找找，但最终还是无果而终。幸好在《云南省志·教育志》上有一段记录，一份1950年11月至1969年1月的云南省教育厅人事变动表，照录如下：

任职最长的领导是徐嘉瑞厅长，从1950年11月至1969年1月；其次为刘鼎铭副厅长（1952年11月至1969年1月），张克诚副厅长（1955年1月至1969年1月），郭绍仪副厅长（1958年9月至1964年12月），彭少彭副厅长（1958年至1964年12月），刘绍文副厅长（1964年7月至1969年1月），唐毅吾副厅长（1965年至1969年1月），张白林副厅长（1966年2月至1969年1月），李群杰副厅长（1950年11月至1953年10月），张子斋副厅长（1950年11月至1952年12月）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8月，成立省教育厅“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取代了厅领导，1967年1月，“造反派”组织夺了省教育厅的党、政、财、文大权。1968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9年2月，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下设了“文卫组”管理教育行政工作，由省革委会任命了由军队、地方干部与“造反派”“三结合”的省教育厅领导班子，这一年张克诚刚好年过六旬，可以解甲归田了。

最终，几经辗转，我们还是看到了张克诚办学（组成“三剑客”办平民学校）、办报（任副刊主编）、办教育（在省教育厅副厅长位置上任职14年），终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高大背影。

笔者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辰，“三剑客”还会相遇在一起，初心不忘、乡音未改的三兄弟携手旧地重游，纵论古今，畅谈教育未来，祝愿国泰民安！

穿越古今，承先启后，让我们放眼未来，一道迎来霞光万道、碧鸡鸣唱、金马腾欢、七彩云蔚的新的一天。这正是：

曾忆当年风雷激，热血不禁主义真；

先贤精神传万代，古城犹念剑客声。

201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