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云大的往事：三次见面，共谋中缅边界问题

朱惠荣

（云南大学教授）

昆明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及欧洲的主通道。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准备经昆明赴雅加达，参加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到昆明。此时，他最惦念的是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于是视察云南大学被优先安排在日程单上。

4月10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日，云大校园还沉浸在午休的宁静中。周总理一行健步踏上九十五级台阶。上到会泽院二楼，正在办公室加班的副教务长刘绍文闻声出来，准备通知学校领导，却被总理拦住了。总理说：“让大家休息吧！我们是来游玩的，不必惊动别人。”刘绍文陪同周总理到至公堂，当时的大阅览室。总理说：“你们向省委汇报，要求建盖一座像样的图书馆。这是边疆唯一的一所综合大学，应该有个好的图书馆，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的气魄，体现出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文化。云南少数民族这样多，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要为边疆的研究工作提供条件。经费不够，报到中央，我们解决。”

在映秋院旁，刘绍文喊住路过的历史系女生丁宝珠，向总理介绍说：“这是我们学生中的团委委员。”又对丁宝珠说：“总理很关心你们，要看看你们是怎样生活、学习的，想到宿舍看看。”总理微笑着握了握丁宝珠的手。在丁宝珠带领下，参观了映秋院女生宿舍后，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女孩子上大学，解放前确实不容易！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女同志，正在为更多的女同志创造上大学的条件。今后女同学还要多，男女生各一半。我们要给你们盖专门宿舍，盖得比映秋院更大更好。”

周总理来云大的消息迅速传开。在映秋院外的花园里，周总理对簇拥在身边的同学说：“云南大学是我国西南边疆有悠久历史的一所综合大学，以后要发展成为接受东南亚各国留学生的重要基地。因为云南处亚热带，东南亚学生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生活环境。”他指着当时尚未竣工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馆说：“这座楼是建国后国家拨款给你们修的第一栋楼，以后国家还要继续拨款给你们修建图书馆、实验室，添置教学设备等。云南大学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总理向越聚越多的同学高声地说：“同学们，同志们！今天我是路经云大来看大家的。毛主席很关心边疆青年，云大是边疆大学，希望大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好‘三好’。以后我还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

周总理乘坐的小车从北后门缓缓驶出时，总理还在车内向追着汽车奔跑的学生挥手。同学们挤在门口，遥望着远方，久久不肯离去。这天晚上，云大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亚非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于4月29日返抵昆明。5月1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东风东路检阅台与昆明8万各族群众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大家早早就集队出发，从环城北路到白塔路北段等候，当“云南大学”字样校旗引导云大师生列队走近时，身穿浅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再一次频频向大家招手。陈毅副总理穿一身浅色西服，戴一顶呢帽站在总理身边，也向大家挥手致意。同学们跳跃着、欢呼着。(www.xing528.com)

1957年三四月间，周恩来总理来昆明与吴努就中缅边界问题举行会谈。他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又抽时间给昆明市四所高校师生和文化工作者作了一次精彩的报告。

4月1日上午，云大1600多名师生来到国防体育场（现昆都商城一片）。会场设在一个篮球场，四周有看台及通道。主席台是临时用桌子拼成的，上面放着麦克风和一瓶鲜花。云大师生在球场中间靠主席台的前几排，大家席地而坐。场内已经坐满，后来的为了看周总理还不停地往里挤。周总理高声招呼大家：“同学们，你们不要再往里面挤了，就坐在外边听报告，报告完后我会和大家见面的。”总理的话使场外的学生顿时安静下来。周总理报告的题目是《目前形势和任务》。报告分四个部分：①建设；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④国际方面。报告的内容丰富和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国际问题等诸多方面，思想深邃，考虑周详，目光远大，分析精辟。总理谆谆教导大家：“应该告诉青年一代，以后懂得怎样建设，教育下一代比我们更会过日子，我们不是培养一批社会主义大少爷。”总理强调：“今天应该是有文化的农民进行生产，社会主义是有文化的人劳动才能提高技术。‘老粗干的事’，那是旧社会的事。在农村，首先就是青年应该有文化。”总理又说：“节育对人口多的国家是一个重要问题，应该使人口增加不那样快。……不加控制人口递增的数量是不对的。社会主义要有计划，但我们对家庭生活却没有计划，这未免太无政府主义了。我们应该要求青年谈这个问题，不要早婚。早婚对身体、对学习、对国家都没有好处，特别是女同志。”总理还表扬云大说：“这次吴努来参观你们学校，听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他是指3月28日缅甸吴努总理在贺龙副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云南大学并发表演说的事。

报告从上午10点20分到下午1点30分。总理说着清亮的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有时一边讲，一边配以简明的手势。整个报告仅带了两三页稿纸，只是在讲到一些数字之类的材料时，总理才看一下文稿。由于是脱稿演讲，报告生动、洒脱，很风趣，经常引得大家大笑或热烈鼓掌。总理精力充沛，站着讲了整整三个小时，站累了，就把两手撑在后腰间。报告结束后，又绕场一周，亲切会见场外的师生。

周总理的关怀和教导，滋润着广大师生的心田，鼓舞着广大师生去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当时我带着对总理的崇敬和爱戴，把总理的报告作了详细记录。这份记录后来获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重视，我把记录稿献给了国家。总理的报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也应该成为今天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1959年我从云大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担任云南大学历史地图组组长。该图集是毛主席交代的工作。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任主编，协作单位有中央民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审定稿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领导下进行的。1973年9月至1974年6月我在北京召开了长达9个月的审图会议。

审图会议由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主持。外交部先后给中央报送了三个报告：《关于审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图的报告》《关于明以前各图编绘原则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的请示报告》，第一个报告是周总理于1974年1月6日批示同意的；第二个报告是周总理于1974年5月31日批示同意的；第三个报告是李先念于1974年7月1日批示同意的。在北京期间，外交部安排大家参加了国庆游园联欢活动，给我们准备了各个联欢点都可以到的绿色的“通票”，我们匆匆赶到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等处，始终没有见到大家思念的周总理。1974年2月27日，我们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为欢迎阿尔及利亚布迈丁主席而演出的京剧《杜鹃山》，终于又见到了周总理。这时的总理比1957年他在昆明给高等学校作报告时消瘦了许多。当时，我想，总理这是为国家大事操劳过度啊！若干年后我才知道，1972年5月周总理被确诊为患膀胱癌，曾多次住院治疗，但周恩来总理仍带病亲自领导《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审图和定稿，其精神一直鼓舞激励着参加编绘工作的同志，其意义远超学术范畴。

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大学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直接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庆幸自己能在云大工作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