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往事：张德光教授建设历史系的功勋

丁宝珠

（云南大学教授）

1951年前云南大学历史系只是文史系的史组。1950年各行各业学习苏联，大学开始院系调整。1951年4月史组从文史系调出独立建系，系主任由原文史系主任方国瑜教授担任。1952年12月方国瑜教授因专事民族史研究而辞系主任之职，上级领导即任命张德光先生继任。张先生任历史系主任到1984年退休，共主持系务工作32年，工作中遵循党的教育方针，为历史系的建设、发展和培养合格的史学人才呕心沥血投入了毕生精力。

1952年我从干部补习班结业分到历史系做学生时，系上只有两个教研组15位教师，全系四个年级学生只有60人左右。1955年我毕业留系借调校办。1956年回系履职任教，当时系上除中国史、世界史组外，增加民族史组，不久组扩大为教研室，教师也增加到34位（教师中有7位是逐年院系调整来的老专家和2位中年教师，5位是从外地调来的中青年教师，5位是系里逐年毕业留校的助教……）。学生也增加到160人，1953到1956年各年入学生多达40多人。

当时，各行各业学苏联，大学也紧跟。大学的教育制度，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对旧中国的教育观念、教材、教学方式都必须进行彻底改造。教师不只是那些从旧中国过来留学西方、受西方国家教育制度培养的专家，就连刚刚毕业不久留系或外调来的中青年教师都因刚从旧中国走来，小学、中学、大学时期都受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及西方教育制度的熏陶，在接受社会主义苏联教育方式上也有一个适应过程，也都需要改进、提高。

张德光给历史系主办的《史学园地》编辑组同学作指导

在新旧交替时期，怎样将一个刚独立的系建设、发展起来并培养出符合新中国需要的历史专业方面的人才，就成为系主任张德光先生所必须面对的任务。

我从1956年到历史系任教并担任教学秘书等行政职务，还曾一度在张主任的指导下承担先秦思想史的教学任务，三十多年耳濡目染，对张主任为系的建设、发展所作的一切努力及其教学方式方法都有深刻印象，某些方面的经验还成为我在教学工作中所遵循的原则。

大专院校培养人才，专家教授的教学积极性是关键。20世纪50年代，大专院校学习苏联，所有教师首先面临教学观念的转变（也就是意识形态的转变）。其次是调整来的教师专业较复杂，能从事历史专业教学的只有不多的几位。因此，有的教师还面临转变专业的问题。这在全国都有普遍性。因此，当时的教育部曾为此采取了诸多改进措施，如组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开办高级俄语速成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等。对这些举措，张主任在系里也都积极带头实施，并在学习会上带头谈自我改造和学习心得体会，带动教师们改造思想、改变认识观念。

在团结教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方面，张主任承袭熊庆来任校长的文史系时期楚图南、方国瑜等系主任在抗日、解放战争期间为国护才、蓄才的传统，根据他们的年龄和从事专业的不同特点分别做工作。如对老教师，采取个别谈心交流，听取意见，尊重支持他们的专长和意愿，如支持阿拉伯史专家纳忠先生组织学生研讨中东问题；支持方国瑜、杨堃、江应樑等民族史方面的专家进行民族史方面的教研，成立民族史教研室，招收研究生；以后又支持李埏先生开展中国封建经济史的教研工作，成立研究室，招收研究生。这不仅发挥了老专家们的专长，而且扩大了历史系的教学科研领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骨干。对愿意改变专业的教师，张主任尊重他们的意愿，安排他们讲授愿意转授的课程；对不愿意改专业的教师，则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政策，让他们在学习改造转变观念的过程中继续从事原专业的改造研究，适当安排适合他们意愿的工作。对此，张主任根据他们曾留学英美日在语言上有优势的特长，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开办青年教师外语培训班，辅导青年教师学习英、日语，并建议他们用新的观念从事他们专长的研究，使他们既发挥了所长，又在教与学中改变观念、改造专业。在“文化大革命”后，经济、政治系恢复时，张德光回到原系担任教学工作或系的领导工作。

20世纪50年代，教学中最需要的是新的教材。世界史教材是引进苏联的，虽也有转变观念的问题，但教师只要根据教材改变观点写好讲稿讲授，教材不必考虑。但中国史教材通篇都是帝王将相家谱，当时要改变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工农大众为主线的教材，就要重新编写。张主任接受老专家们的建议，由中国史教研室组成老中青三结合小组编写。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教师们通过学习基本理论，教学观点得到了统一，而青年教师参与编写教材不仅使其学习了理论，还进一步得到学习、锻炼，提高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写作）。推而广之，张主任就把这一经验作为培养青年教师的一个措施，编写教材也成为历史系的一个传统。(www.xing528.com)

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除上述所说的参加编写教材外，当青年教师到系履职时，首先就要进行“三定”即“定教研室、定课程任务、定指导教师”，在指导教师上课时跟班听课，参加辅导、批改作业。青年教师上讲台前要写好讲稿试讲，教研室试讲通过后才能上讲台。此外还采取“送出去提高”的方式，由系与北京大学等学校相关专业专家联系，拜师进修。系上还开办外语培训班，青年教师必须进修英语或日语一门，在晋升时参加学校考核。这些方式，后来一直成为历史系培养青年教师的规定。

对学生的培养，首先是重视选拔。张主任认为没有好苗就培养不出优秀人才。因此每年招生前，都要召开有党总支领导、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委员、秘书等参加的系务会议，决定派出招生的教师，确定招生的原则。记得在我担任教学秘书并被派出招生时参加过这样的系务会议。会中，张主任都要强调四个方面：

一是，严格执行国家的招生政策。记得1978年招生时，省领导要求各校派出系一级领导参加本系招生工作以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当时我也被派参加系上招生，有几件事很感人，第一件事是有两位考生的家长因考生总分未达录取线，就凭私交想请张主任网开一面，张主任严守不开后门政策未允许；第二件事是一位考生因是国民党旅长的遗腹子，虽中学时期学习优秀，表现好，年年评为三好生，但其第一志愿系未敢录取转到第二志愿我系，张主任贯彻中央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的政策，据此向学校领导请求批准录入我系；第三件事是有一考生总分高于录取线，因在“文化大革命”时犯了错，后有反省，但原中学对其应否送录争议大，档案被扣，本人到招生办申诉，招生办因其第一志愿报考我系，将其申诉转我校，校领导征求张主任意见，张主任也据中央上述政策同意录入我系。此二人入学后学习努力表现好，毕业后都在史学科教领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二是优先录取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干部。三是一再交代总分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重点还要查看卷中的作文写作能力。作文还要看写作的逻辑性、文与题是否对应、分析概括能力、标点段落是否准确、字体是否端正。张主任说：“写作书法是文科学生的看家本领。”为此，张主任还亲自为系学生开出写作课，想方设法引导学生重视并使其提高。四是要求身体健康，说历史系学生不能只坐书斋，还要能走出去做社会调查、野外考古实践等。这些原则基本成为历史系历届招生的规定。按照这些规定，历史系逐年选录的学生中都有工农兵及干部学员，特别是1954年西南局撤销时考入历史系的这个班和“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考入的1977和1978年两个班，工农兵和干部及上山下乡知青都占到90%以上。历届入学的这类学员既有基层工作经验，还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对历史系教育素质的整体提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学生入学后，张主任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三基”训练。一是在各种系务会议中强调教师讲课要理论联系史实，要求教师认真执行学校的考查、考试和课堂讨论规定。规定每个班级在三年级时必须到就近地区进行为期一月的社会调查，四年级时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厂矿、民族地区社会调查。学生在教师带领下，人人都要参加走访、“三同”（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社会调查结束后写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可以是个人写，也可以是集体创作，如厂史、社史、村史、民族史等。记得“文化大革命”前，1954年入学的这个班曾写有《东川铜矿史》《基诺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是要教师贯彻毛主席的历史要“古为今用”的指示，并在自己的教学中执行。还经常在各种系务会议中说自己的体会，要“古为今用”就要“举一反三”，就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联系现实。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指示干部要读点先秦思想史，因张主任是这方面的专家，省里曾要他去为领导干部讲这段历史，学校也要历史系为文科学生开出这门课，系上决定由张主任讲授。但当时张主任一则系务工作繁忙，二则身体健康欠佳，开出这课后，只讲授先秦诸子论著中的经典名言和孔子思想，其他诸子思想由我讲授。记得在我跟班听张主任讲诸子名言时，他讲到孔子的《论语》“乡党篇”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解释时引申说：“（1）孔子以人为本，重人不重物；（2）核心是‘仁’；（3）‘仁’的思想也可以说就是今天所说的‘人本主义’。这就是‘举一反三’。”还针对当时有的同学对个别教师不够尊重，导致这些教师教学消极的情况，张主任引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人与人相处要将心比心，要相互尊重，学生必须尊重教师，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懂得这点才能认真学习，增长知识才干；教师要认真‘传道、授业、解惑’，爱护学生，才能得到学生的尊重，才能‘教学相长’，培养出人才。”在讲道家老子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时引申说：“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提倡治理大国如煮小鱼，不能乱搅动而达到‘稳中求治’，实际是无为而无不为。”当时《云南日报》也响应毛主席上述号召来系约稿，张主任用《论语》中孔子与弟子有关做学问的问答联系现实教学中的问题写了《学与问》一文，发表在该报《滇云漫谈》版。张主任的这些所讲所写都是响应毛主席要干部读点历史的号召，用古代经典名言联系现实引导学生和人们重视传统文化，既生动又具启发性，符合毛主席“古为今用”的指示。也与今天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尊重知识”“社会和谐”“稳中求进”相通。但不幸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宣扬封建糟粕，借古讽今而被批斗。三是支持教师引导学生关心国内外及省校形势，调动同学多方面的学习研究兴趣。如1956年中东爆发苏伊士运河战争时，系内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纳忠教授组织同学研讨。当时系上正根据1955年周恩来总理4月10日来校视察，提出云大应从地处西南边疆邻接东南亚，以及多民族的特点，在近代为保家卫国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区位、人文历史特点开设专业培养国家这方面需要的史学人才的指示，研究如何制订实施教学计划。张主任立即抓住这一契机，征得党总支和纳忠、方国瑜、李为衡等老专家们的支持建议，在系内由师生联合组织了东南亚史、云南民族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化组，开展地区、民族史及近代边疆反帝斗争史的研究，并在1956年和1958年先后成立了民族史、亚洲史两个教研室。20世纪60年代，因贯彻国家“八字方针”成立了以李为衡先生为主任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而将亚洲史教研室和东南亚史、云南民族史、中国近现代史三个专门化组撤销，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师生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参加这方面活动的学生中，有些人没放弃研究，后来都成为中央和云南地方的东南亚史、民族史、历史所的科研骨干。

学生通过上述严格的课堂学习和多方面科研和社会实践锻炼，不仅知识巩固了，还受到了查阅档案资料、参与和组织社会调查写作等多方面的扎实的“三基”实践训练，为毕业以后的工作奠下了良好的基石。

“文化大革命”以后经平反恢复系主任职务，张主任并未因“文化大革命”受到委屈而消极对待工作，反而更加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增加专业门类，开设了国别史、档案学、社会学、图书管理、政党史等课程。申报了民族史博士点、国别史、中国封建经济史等硕士点，建立了西南亚非洲研究所，增聘了专家，扩充了教师队伍。

在他担任系主任的这些年，历史系培养的学生中有许多成为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中等学校的史学教学科研骨干。有的成为大专院校中层及高层领导，有的成为省级党政领导及驻外大使（1961级毕业生喻民生为驻牙买加大使）。国外远至美国，国内远至新疆、北上广地区的大、中学及史学科研所、宣传、档案部门、图书馆等都有云大历史系毕业生的身影。云大历史系在今天国内大专院校历史系专业中榜上有名。

云大历史系能培养出这些优秀人才，与党的正确指导、学校领导和系党总支的支持、教师们的辛劳付出，学生们自身的勤奋努力分不开，与作为行政领导的张德光主任苦心孤诣的策划，团结教师发挥他们的专长和教学积极性，引导学生尊重师长、酷爱专业、努力学习、发挥个性等也是分不开的。张主任为历史系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殚思竭虑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各项措施已为后来历届系领导沿用，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主任的奉献精神也将永驻云大史册！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