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外语教育奇才王森堂

王若南 王三南

（王森堂之女、之子）

王森堂

王森堂，字耕陶，1911年11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行唐县一个农民家庭。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其父立志要让他走出农村，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读书人。

王森堂先生天资聪颖，好学上进，从未进过正式学堂的他，于1923年直接考进邻村八里庄小学高小读书，在同学们都在全力复习功课时，他却有时间到操场打球，但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1925年，王森堂先生考入行唐县一中读初中。1928年，王森堂先生离开行唐县，考入河北省立正定高中。1930年，王森堂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市俄法专科学校预科，是为大学预科，专攻俄语。1932年，王森堂先生考入清华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专攻英国语言文学。

1936年，王森堂先生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清华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专攻英国语言和俄国文学。在大学时代，王森堂先生就立志要将俄语版的《成吉思汗传》翻译成中文。《成吉思汗传》当时只有俄语译本，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者和读者来说非常不方便，因此王森堂先生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作。清华大学历史系得知王森堂先生的这一工作和他在俄语与历史方面的深厚造诣之后，就已为他预留了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员的职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面对着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正在家乡行唐县度假的王森堂先生连夜离开了故乡，以躲避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搜捕。抱着一腔爱国激情，王森堂先生离开家乡后，毅然弃笔投戎，加入了华北平原一个抗日游击队组织。王森堂先生跟随抗日游击队，先后转战冀中平原，河南和山西等地。

1940年，日本鬼子在华北平原进行了多次“扫荡”，环境日益恶化，抗日游击队组织也难以为继，王森堂先生不得不离开该组织，经河南洛阳，辗转到达陕西汉中，在一个中学教了半年英语。

1941年，王森堂先生离开汉中到达大后方四川成都，在一高中谋得英语教员的职位。1942年，王森堂先生得知清华大学已在云南省昆明市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并复课，他积极与清华大学取得了联系，清华大学同意聘请王森堂先生为外语系教员。在朋友帮助下，王森堂先生离开成都到达昆明市，受聘为西南联大外语系教员。

1944年，王森堂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同时，到昆明五华学院兼课。

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北返，王森堂先生由于属于西南联大聘用教员，就留在了昆明师范学院（前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未能返回北京。

1947年，王森堂先生经朋友介绍，受聘到云南大学外语系任职讲师，教授英国语言文学。1948年，王森堂先生任副教授。

1950年，云南省和平解放后，王森堂先生除了任职外语系教员外，还兼任云南大学教务科科长。当时正值“中苏蜜月期”，需要大量俄语人才，王森堂先生作为云南省唯一的俄语专业人才，在云南大学开设了俄语大课，自编教材自己上课，用一年多的时间，培养出了大批俄语教师。

1951年，王森堂先生在完成俄语教学任务后，赴重庆革命大学学习了一年。(www.xing528.com)

1952—1955年，王森堂先生在云南大学外语系教授英语和俄语。

1956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云南大学撤销了外语系，代之以公共俄语教研室，王森堂先生之后一直致力于云南大学物理系的公共俄语教学。他自编了俄语物理教材与同事们分享。王森堂先生除担任物理系公共俄语外，还担任中文系英国文学史教师。

1962年，云南大学恢复了外语系，王森堂先生承担外语系英语教学任务，并于1964年担任了英语教研室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森堂先生同那一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灵魂和肉体的巨大磨难，他曾被关入“牛棚”，被发配到云南大学校办农场放羊。

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需要将大量的联合国历史文件从英文翻译到中文。这个艰巨的工作交给了教育部属下各高校。1972年，王森堂先生和外语系鲍志一先生承担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从1972年开始，到1978年结束，王森堂先生和鲍志一先生因翻译了很多联合国文件，受到了教育部的表彰。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王森堂先生任职了当年高考阅卷组唯一的德语阅卷人。1977年后，随着大学教学步入正规化，王森堂先生在云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开设了英语词汇学课程。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王森堂先生利用自己积累多年的词汇学资料，自编几十万字的教材，受到了校内校外师生的欢迎和好评。

1978—1980年，王森堂先生一直担任云南省高考外语阅卷大组长，他兢兢业业，圆满完成了这个工作。

1981年，国家恢复了职称评定，王森堂先生被评定为教授。1984年，王森堂先生与其他教授合作招考了外语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1986年，随着教育部关于教师退休制度的确立，王森堂先生也光荣退休了。至此，他在教学岗位上教书育人50年，在云南大学教学也达40年。2005年8月19日，王森堂先生平静地走完了他的94年人生。

王森堂先生一生孜孜好学、淡泊名利，将读书求知、教书育人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他是云南大学的“两好先生”：

王森堂（后排左三）与外语系师生合影

一是好学的老先生。无论生存环境如何恶劣，王森堂先生从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在“全民不读书”的背景下，王森堂先生也利用自己所购买的五十几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当时唯一可以在“牛棚”阅读的书籍）作为比较语言学的教材，认真比较各种语言文字的异同，继续他的多语种学习。因此他被誉为云南省懂最多外语语种的专家，经常给校内外单位解难。不管什么样的政治气候，王森堂先生都保证自己每天有时间和心情在书桌前坐下来学习，并制作了大量的资料卡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仅同事们发现他的各语种的造诣更深厚了，而且他也为自己开设的词汇学课程做好了准备。

二是谦虚的老先生。王森堂先生对于功名利禄极其淡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读书，可以读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一家人依旧挤住在一个旧寺庙的3间偏房里长达10多年，而从未向学校提出搬家要求。他和家人在这个旧寺庙中一直住到1983年，在当时的校长刘披云的特批下，才搬出了这个旧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