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往事：父亲的科研风范与坚持

科学研究中父亲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充分体现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风范。云南是个多山的省份，各地海拔、气候差异很大，各地都有适宜种植的作物和品种。水稻有两个大类，即粳稻和籼稻。籼稻相对高产但不稳产，粳稻则耐寒耐旱比较稳产。因此，高海拔地区宜种粳稻，低海拔地区宜种籼稻，而中海拔籼粳交错种植地区呢？看法就不一样了。1958年，有的同志主张要高产就应以种籼稻为主，大面积推广籼稻；另一些同志的意见刚好相反。父亲支持后一种意见。他说，从历史上看，在云南中海拔地区实行以籼为主，年成好时获得了丰产，但更多的年份遇上了低温、干旱，造成大面积减产，损失严重，农民承受不起啊！因此他提出“以粳为主，在稳中求高”的建议。这个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和支持，从那时起，省内中海拔各地纷纷试验引种外省的优良粳稻品种，先后有台北8号、台中31、科情3号、西南175、农垦58等粳稻品种在原籼粳稻交错种植地区引种成功，并大面积进行了推广。在这次品种更替中值得一提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外省引进的良种都是经过改良的新品种，株矮，一般在1米以下，分蘖力强，从而代替了过去本地高秆大穗而分蘖少、容易倒伏，不利密植的老品种。因而1958年以后，品种更换的过程也就成了植株矮化的过程，为水稻的密植、抗倒创造了条件，田间种植换了个格局，水稻单产大幅度提高，取得了高产、稳产的显著经济效益。

在科研中，父亲曾领导科研人员从事多项稻、麦栽培研究，成员所调查的原始材料、记录的观察数据以及整理的小结他都要过目审核、修改。他一贯主张认真细致、小心求证，做到依据充分，结论可靠。为获得一个数据、一个结果，父亲一直要求科研人员进行反复的观察、试验。成员所调查的原始材料、记录的观察数据以及整理的小结他都要过目审核、修改。20世纪60年代初，作物栽培组为了摸清水稻减数分裂期对光、温、水、肥敏感反应的具体时期，栽培组的几个年轻人天天跑到田间进行观察记载，晚上进行室内分析，但连续几天都没找到分裂的具体时期。父亲告诉大家，分裂并非整天进行。后来，按照父亲指导的时间，他们才找到了水稻减数分裂的时期，为研究其对环境条件的反应提供了充分可靠的依据。当时李铮友（后曾任云南农业大学教授、云南省副省长等）作为父亲的助教曾经一度协助他进行水稻科研。父亲用昆明的水稻品种“半节芒”和他自己选育出的地方品种“背子谷”进行不同规格的栽培试验。为弄清它们分蘖的消长和不同生育期叶面积，他要求李铮友每天必须到田里观察，并向他汇报情况，要求他根据资料进行认真地分析，得出可靠的结论后再写出论文。父亲意味深长地对李铮友说：“认真细致搞好科研，才能当好一名高校教师。”对此教导，李铮友一直铭记心中，终身不忘。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就已担任了昆明农林学院作物栽培教研组主任之职，并针对我国农作物栽培中水资源不足的国情进行了认真思考。父亲认为水稻生产需水量大，应注意节水的问题。再加之云南时常出现春季干旱严重，供水困难的情况多有发生，许多地区水稻不能提早栽播，不能充分利用优越的光热条件，水稻产量低，农民深受其苦。于是父亲开始了他的水稻湿土栽培节水试验。1956年，他在《云南大学学报》（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了《水稻湿土栽培实验》的文章，举起了水稻节水栽培试验的旗帜。初提这个课题时，有很多人反对，认为这个试验没有意义，费用太高，不值得进行。但父亲力排众议，还是坚持下来了。为了研究水稻的需水量，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组织学生在昆明农林学院旁边的落索坡生产队修了水泥板田进行灌溉试验。试验人员按他的设计，找到了水田每一亩的确切灌溉量、水稻各生育期的需水量等数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进一步创造性地扩展水稻湿土栽培的应用性试验，积累了很多湿土栽培的资料。这个试验采用旱直播畦沟灌水法进行栽培，不仅节约了用水，还开创了水稻节水栽培的先例。这一技术既可免除人工插秧的繁重劳动，又有利于水稻栽培的机械化，父亲的试验取得了成功。试验证明水稻湿土栽培不仅节水，而且有增产效果（但是由于当时存在着胶泥田碎土费工、杂草多、除草困难等问题，水稻湿土栽培未能推广。以后随着水稻整地的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化学除草剂的普遍应用，推广的条件具备了）。1965年父亲被推选为云南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进一步推进这一研究和发表论文时，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工作被迫中断。最终由他首次提出的湿土栽培概念和研究成果也因此没能写成论文公之于世，对此事他非常遗憾。但事实证明，这个试验是对的，在全国水利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它为水稻节水栽培打下了理论基础，尤其是为后来云南省冷浸田的水稻栽培奠定了直接基础。

1969年，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浪潮中，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同年3月，苏联军队两次侵入我国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国边防人员，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珍宝岛事件之后，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昆明农林学院迁移到大理州宾川县，父亲也被下放到大理州宾川县劳动“改造”。在那里他住牛棚，受监督，条件极其艰苦。父亲因营养严重缺乏，身体极度虚弱，患了大叶性肺炎，发高烧到了39度甚至40度，几天不退。幸亏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住进了宾川县医院，又幸运地得到一位由昆明下放到宾川的医术精湛的医生精心救助，再加上母亲和妹妹的周全照顾，父亲才逐渐痊愈。不久，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昆明农林学院师生逐步返回到昆明，参加滇池围海造田。1970年12月昆明农林学院的农学类学科和系部迁往寻甸与云南农业劳动大学合并（林学类学科和系部则与当时下放到云南的北京林学院合并，成立西南林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农业大学。

然而，就是在这种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干扰的极为不利的环境中，父亲仍然为教学和科研尽心竭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云南农业大学于寻甸办学的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年过花甲的父亲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从事高海拔地区稻、麦栽培试验研究和教学。有一天，他的学生杨成英（当时已是农学系的老师）跟随他到寻甸县天生桥的一个生产队去看水稻，看见农田里的稻谷空秕多。他们正弯腰观察时，有人不客气地对着父亲说：“喂，这是你们栽培技术有问题。”那人说完转身就走了。杨成英老师当时很过意不去，觉得这人说话太武断，对老先生不尊重。然而父亲却坦诚地说：“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考虑，在高海拔地区施用水稻分蘖肥的时间很重要，过早、过迟都会影响水稻的结实，出现空秕，要研究清楚什么时候施用分蘖肥最好。”父亲这种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让杨成英老师一直不能忘怀。

当时学校招收的学生是工农兵学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招生停止。197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高校开始招生复课，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为了能够更好地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同时也为了解决当地（寻甸）农业发展的实际问题，父亲不顾年事已高，带着年轻教师和学生一起搞科研，把课堂上的讲授内容与实际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实质性的良好效果，1975年，由他带领的1973级工农兵学员和作物栽培教研组杨成英等教师，完成了瘦红壤地麦的丰产试验，由他执笔写出了《瘦红壤地麦丰产试验初报》并刊登于《云南农大科技》（尽管署名为1973级工农兵学员和作物栽培教研组）。

20世纪70年代末，在云南玉溪召开的一次云南小麦高产攻关研讨会上，父亲作了一个科研报告，报告中认真分析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云南省小麦高产的规律，提出了实现云南小麦亩产一千公斤的产量构想，指出解决小麦的小花退化问题是实现小麦高产的关键。同行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高水平的科研报告。这个报告凝聚了父亲坚持不懈的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它为后来云南省的小麦高产研究指明了途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父亲在教授学生尤其是他所带研究生时，时常会引用这段话。其实，这正是父亲自己一生求知、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他正是以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对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切不可“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我想这就是父亲之所以能在农学领域能取得卓著成就的思想基础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动承担起分管科教的重任。在邓小平的指示下，1977年和1978年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考试相继恢复。从此，高等教育逐步正常化起来。“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花开花落多少事，任由雨打风吹去！此时父亲已经年逾七旬。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其间的坎坷曲折，使他洞烛了人性之幽微，因而自己更加豁达淡然。毁誉且付一笑间，衔石成痴最风流。暮年的父亲仍然壮心不已。形势一天天好起来，父亲为人民工作的热情也再一次焕发出来了，要干的工作太多了，得抓紧时间啊！“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www.xing528.com)

1977年云南农业大学由寻甸县迁回昆明黑龙潭旧址重新建设。1978年3月18日至月底，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之前强加给父亲的种种不实之词被取消，父亲得以平反，恢复名誉，笼罩在父亲头上多年的阴霾，终于散去。1979年他被推选为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面对全国的大好形势，父亲心潮澎湃，积极响应国家和云南省政府的号召，为云南省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1979年，发表了《略谈云南农业现代化问题》一文。

当时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正在我国兴起，从1973年起，父亲就担任了“云南省水稻杂交优势研究与利用协作组”顾问，不遗余力地为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废寝忘食地工作。还在1965年的时候，父亲的助教李铮友在云南保山县的粳稻品种“台北8号”的种植田中采集到一些粳籼杂交或籼粳杂交的天然杂交低育种子，由此掀开了云南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的热潮。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不能直接进行研究，可他却在暗中默默支持着李铮友的研究，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在1973年首次实现了粳型三系配套，并将其命名为“滇一型”杂交粳稻，使“滇型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父亲为滇型杂交水稻“三系”育种，以及后来协作组培育出优良杂交组合“寻杂29”“滇榆1号”、优质软米“滇瑞408”等做出了重要贡献。除选育优异的杂交组合外，在选育杂交稻恢复系的过程中，还培育出一批常规良种。1976年云南农业大学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组成立。为进一步推进滇型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1977年，学校在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水稻研究室，父亲获得了开展科研的有利条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云南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成果，引起了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成立了云南省滇型杂交水稻育种利用攻关组，并由云南农业大学代管。后来学校水稻研究室不断壮大，于1985年正式成立稻作研究所。截至1990年先后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一至三等奖12个，其中突出的有：获一等奖的是亩产曾超吨（1014公斤）的常规良种“滇榆1号”（1983年“滇榆1号”高产的消息传出，惊动了全国的农学家和水稻专家。专家们自八方汇集春城，然后又浩浩荡荡奔赴大理，在那里目睹了收获的结果，标准亩产2028市斤。这是当时世界上粳稻少有的高产纪录）和优质软米品种“滇瑞408”。优异杂交组合“寻杂29”现正在扩大推广中，面积已达10万亩以上。

父亲为云南省作物遗传育种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通过多年的努力和薪火传承，1985年，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在云南农业大学首次获得了硕士学位授权点，使该学科成为云南农业大学最早的省级重点学科一，也是最早的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之一，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父亲成为最早的研究生导师。这一硕士学位授权的创建，为后来该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点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硕士学位授权点建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在指导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发现了云南“滇寻1号”不育系的育性随温度的高低而变化，是一个典型的温度敏感不育系。经过测定育性变化的临界温度及其感温的临界发育时期，首次提出了“杂交水稻温敏雄性不育”的概念，以及利用这一特征来实现和生产杂交稻种子的两系法技术的建议，这一研究成果于1989年获省级奖。在省级科研成果获奖的水平档次里，填写着“国内首创”的字样。1990年由他和课题组成员撰写了《滇型杂交水稻温敏雄性不育系的发现与研究》的论文。

由于父亲的突出贡献，1979年，他被任命为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兼任学校水稻研究室主任（后发展为稻作研究所）。1983年，他被推选为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终身教授”荣誉称号。

父亲在硕士研究生答辩会上

1989年11月，经父亲多次申请，他光荣退休了。退休后他不顾年老体弱，仍应学校要求接受返聘，继续担任学校作物遗传育种重点学科带头人，承担稻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等教学和科研工作。有鉴于父亲的杰出贡献，1991年，诸先生成为云南省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直到1995年，年事已达85岁之后，为了不影响工作，在父亲的一再请求下，学校才同意他回家休息。

云南省人民政府任命父亲为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的任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