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的躬耕与转型：新中国成立后的挑战与贡献

就在父亲深感迷惘、失望和徘徊的时候，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紧接着，1949年12月9日早晨，父亲接到云南大学一位老师送来的公文，拆开一看，是云南省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消息。“一唱雄鸡天下白”，天终于亮了！

云南和平解放了！以张一夫同志为代表的解放军接管了云南大学，时任云南大学协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正林、副主任吴镜聘请父亲为云南大学接管委员会委员和昆明作物试验场接管委员会委员。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云南大学校长的周保中、副校长李广田聘请父亲担任云南大学农艺学系教研组组长、教授，并兼任云南大学总务长。此外，时任云南省农林厅厅长的张天放、副厅长郑敦聘请父亲任农林厅总农场副场长。面对刚解放百废待兴的局面，父亲兴奋不已，精神焕发，不辞劳苦地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顺利过渡，云南省的工作走上正轨，云南大学也转变成一所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父亲鞠躬尽瘁，努力工作，为云南大学的顺利过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尔后，他继续担任着原先的职务，并致力于农学专门人才的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父亲的工作热情，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1952年，父亲从云南地方水稻品种中选育出了水稻良种“背子谷”。据父亲的学生程道明讲：“父亲认为取背子谷这个名字很形象：背子谷一粒挨着一粒，平均一穗比老品种（当时生产上用的品种）多结100粒左右，你看它的子粒一个挨着一个，好像是背着儿子似的，所以叫背子谷。这种谷子高产、好吃，还涨饭，名字也好记，农民都爱种。”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都种这个品种，背子谷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为云南水稻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云南省的吃饭问题。也就在同一时期，父亲引进并组织鉴定了小麦品种“南宿州”，在滇中各县推广后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成效。由于父亲在农业科研中的突出表现，1957年由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亲自签发聘书，聘请父亲为首届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父亲在云南大学农学院农场做试验

父亲被推荐为云南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的通知

1956年10月，生性清高的父亲加入了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的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一度被称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1949年以来，九三学社一直是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之一），曾任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顾问。1956年被推选为云南省首届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后更名为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委员。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但新中国成立后，受大环境影响，尽管父亲能正确对待，但对教学与科研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即在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后来导致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在这样的情势下，知识分子都需要到农村去锻炼，父亲也不例外，被派到大理州的邓川县劳动锻炼。

20世纪50年代的全家福照片(www.xing528.com)

就在他到邓川不久，1958年云南大学农学院、林学院独立建院，在黑龙潭新址成立了昆明农林学院。1959年底父亲从邓川县劳动锻炼回到昆明，当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因饥饿瘦得变了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没有丧失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信心，怀着对农业教学研究矢志不渝的眷恋，由邓川回到刚刚成立的昆明农林学院后，顾不上休息，便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昆明农林学院的建设中。他从专业的角度积极参与学院的规划和建设工作，为学院作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由于刚刚建校，基础条件差，各方面工作开展十分困难。父亲就带领教研组的教师把科研试验田摆到落索坡农户家；把学生宿舍旁的空地开辟成标本园，种植旱粮、麦类、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从不同作物的分类到当时的推广品种应有尽有，基本满足了教学研究的需要。同时他自己也加强了科学研究力度。1962年，父亲考证出，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商代金石并用时期，云南就已经有了水稻栽培的历史，于是撰写了《云南水稻栽培起源》一文，并公开发表于《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这个发现为云南的农业考古提供了重要证据。

教学与科研孰先孰后，谁轻谁重？父亲认为这两者都重要。作为一名教授和科研工作者，父亲治学严谨，在教学和科研上，恪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工作认认真真，毫不马虎。在教学中，他无论对理论教学还是实验课教学，都坚持认真审阅教案，突出教学中的逻辑，务求细致周到，在对稻麦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教案的审阅中，即使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不对，父亲也要一一更正。在检查实验课的准备情况时，少一把镊子、少一点种子都要补上。他对教研组的每个成员都非常严格，每天要求他们中除上课的教师外，其余的人必须八点准时到办公室，八点到九点读外文资料，九点以后进行本课程的研读，并进行辅导。父亲上课非常认真，他的教案每年都要进行修改，把世界的、全国的有关稻麦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改进情况都写入教案讲授给学生。讲课时，向来板书规范，字迹清晰工整，语言简练通俗，说理论证充分，内容全面，重点突出，问题典型。听过父亲讲课的学生和老师都交口称赞，他们认为，父亲讲课一次比一次深刻，富有新意，学生能从每一堂课中学到理论和技术的原理、学到做人的真谛，称父亲是一位真正的教授。

在教学中，父亲教导学生们：理论必须结合实践，不管什么问题，自己首先必须弄清楚。他的学生程道明（后来也成为云南农业大学的老师）深有感触地说，父亲的这个教导，使她在教学生涯中受益匪浅。程道明记得自己第一次带学生进行水稻有性杂交时，遵循父亲的教导，自己先在田间观察了7天水稻开花习性，掌握了水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开花习性之后，才带领学生实践水稻杂交技术，不仅使同学们很容易地获得了水稻有性杂交的技术，而且解决了用剪颖法只能获得半粒杂交种子的问题。父亲通过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促进了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使学生亲身体验了杂交遗传规律在育种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如今已是云南农业大学稻作研究所所长、云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的谭学林教授回忆，在自己刚进入云南农业大学农学系学习的第二年，在麦收季节里，有一天他和同学正在小麦试验田收割试验小麦的时候，父亲来试验田察看小麦的情况，并向大家介绍了小麦生产的状况、品种特点、云贵高原小麦高产应具备的农艺性状及生理特征，详细讲解了高产的栽培技术要点等方面的知识。父亲生动的讲解深深感染了谭学林。正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父亲的仰慕，谭学林下决心报考父亲的研究生，通过努力，终于成为父亲的开门弟子，成为云南农业大学首批招收的硕士研究生。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父亲是勇于进行改革创新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国家狠抓粮食生产，父亲考虑到教学科研要为生产服务，作物栽培学是一门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有一定的理论难度，实践性很强，便着手对教学内容及方法进行改革。按照水稻、小麦在田间生长发育的阶段，分段进行教学实践。他将水稻的一生分为“六关”进行教学（即培育壮秧关、插秧关、返青分蘖关、拔节孕穗关、抽穗扬花关、灌浆成熟关），由于将作物的生物学特性与栽培技术紧密结合，既生动形象，又便于理解掌握和操作，父亲创造的水稻“六关”教学法，效果十分突出，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而有的课程，父亲干脆搬到田间地头讲授，深受学生的欢迎。正是通过教学实践，父亲于1961年在《云南学术研究》第四期公开发表了《农业生产中作物群体发展的生态概念》的论文，从生态角度强调了作物生产实际过程中应注意的整体性。

父亲在指导学生

在从事教学科研的同时，父亲还参加编写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区高等农业院校第一本试用教材——《作物栽培学》（上、下册），西南三省四所农业高校的作物栽培学有了统一教材。他还根据云南的实际和地方特色，编写了《云南水稻栽培》和《云南小麦栽培》两本书，充实了教学内容。父亲还写了不少论文、著作，这些论文和著作都是经过亲自调查或试验取得科研成果后写出来的，都有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