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兵破坏实验农场，父亲决定回云南大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终于胜利。和大多数人一样，父亲觉得老百姓从此可以过安宁日子了。因为，多年前他就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胜利之后国家一定会休养生息，人民也一定会迎来美好生活，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前景也会一天天好起来，科学报国梦想一定会实现。

然而，就在人们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父亲却目睹了美国兵在昆明的种种暴行。当时，在父亲组织下，云南省稻麦改进所在昆明巫家坝创建了一个实验农场。美国兵在事先不与相关方面接洽商讨的情况，擅自修了一段公路直接从实验农场穿过，这种做法极大地损毁了实验农场的设施。面对美国兵的蛮横无理，父亲亲自赶到现场，用锄头将经过农场的那一段公路挖断，并与随后而来的美国兵发生了冲突。事发的当天晚上，正当父亲在家拟定实验设计方案时，忽听家门外吉普车鸣叫。出门一看，来了几个荷枪实弹的美国兵，父亲与他们发生了激烈争吵，“Go away！（滚开）”父亲愤怒地说。美国兵要拔枪，母亲萧竹漪奋力冲出来护住父亲，并与他们据理力争，这伙人才悻悻离去。最后，在警察的干涉和当地老百姓的反抗，以及云南省建设厅的照会下，这场冲突才得以平息，美国人最终没能在实验农场内修成公路。不久，正当父亲乘坐人力三轮车去上云南大学上课时，美国兵的吉普车在街道上直撞过来，将乘坐在三轮车上的父亲撞下车来，他的脊椎因此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一直卧床不起，经过半年的治疗，虽然病愈，但从此成了驼背。但是，父亲以自己敢于抗暴的铮铮铁骨，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父亲的脊背永远是直的，永远是硬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抗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父亲带来欣喜，他更多看到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官员和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贪污腐败的恶行令人愤慨。1947年云南省建设厅把云南省农艺改进所更名为云南省农业改进所，由秦仁昌任所长，父亲任副所长。当时云南省建设厅方面曾经把一份参加国民党的党员登记表送到父亲的办公桌上，动员他加入国民党，并说：“如果诸先生加入国民党，那么就任命你为所长。”父亲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一要求。经过反复考虑，父亲决定离开已不是原来境况的云南省农业改进所，回到相对清净的云南大学去专职教书和做科研。在征得熊庆来校长的同意后，父亲遂辞掉云南省建设厅技正、云南省农业改进所副所长的职务，于同年回到云南大学农学系任教授，潜心教书，从此开始了他的专职教育生涯。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府专制独裁，官员贪腐成风。金圆券的飞速贬值使得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但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中，父亲仍然顶着巨大压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与校内其他教师一道，硬是在圆通山后名为“一窝羊”的乱石荒地上建成了云南大学校内的第一个水稻实验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云南大学农学院也由呈贡迁回到昆明校本部，而所建农场位于今云南大学北院一带，现已成为昆明冶金研究院所在地），他以实际行动努力实践了自己所坚持的教学研究耕读相长的理念，为农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www.xing528.com)

可是，局势的发展已经无法让父亲实现立志科学报国的初衷了。1948年和1949年这两年，人们已经明显感受到国民党政府正濒临全面崩溃。当时发行的金圆券已经一文不值，民生十分艰苦。物价飞涨，一天一个价，后来甚至是一小时一个价了。无论做什么，如租房子、缴学杂费等都是以米价或银元及其他实物计价。每到发工资时，我的母亲拿了父亲的工资赶紧坐黄包车（人力车）到昆明财盛巷交换“大头”（壹元的银币）或“半开”（大头的一半），然后坐黄包车回去，跑到大西门把一月的口粮买够，其次是油盐柴禾等物。当时父亲因为兼任云南大学总务长，他的工资不算低。然而，家庭日常生活还是变得越来越艰难了。1949年4月，发工资时，父亲领了一大扎钞票（金圆券已经以“万”为单位了）回来，母亲萧竹漪立即坐黄包车赶到财盛巷去换“大头”或“半开”，只稍微慢了一点，金圆券的币值就迅速贬值了，只换得四个“大头”（即八个“半开”）。看着手中的四个大头，母亲伤心地哭了。父亲作为一个教授，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只值4个银元！当时全家八口人（连保姆及无锡家中祖父及后祖母），母亲如何当这个家，如何生活啊！一个教授家都是如此，那些比他们生活更困难的人更是可想而知了。而那些发国难财的人通过鲸吞、隐匿、变卖、剥削等手段豪夺，生活却更加富裕。国民党政府一味寄希望于通货膨胀来维持其统治，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全面崩溃！

前排居中者为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右为总务长诸宝楚，左为农学院院长张海秋（照片摄于20世纪40年代）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其迅速失去民心，父亲原本立志科学报国的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生活困难、无法安心教学和科研，失落和无奈使父亲一筹莫展，在这样的时代，他的科学报国梦想何以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