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成归国，赤子忠心，1940年父亲回国参加云南大学建设会议

从比利时回到上海的那一天，对父亲一往情深，且一直未婚的女友热情地到码头接他。当晚，女友准备了丰盛的家宴为他接风洗尘。酒过三巡，女友提出，可以替他活动一下，在上海找一个体面、轻松而且薪水较高的工作。然而，父亲认为，上海已经沦陷到日本人手中，他不想为日本人卖命，要服务自己的同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谢绝了恋人的好意。这使他的女友非常失望，毕竟青梅竹马又是大学学历的恋人已经苦苦等了他多年。是啊，那时，国家正在抗战，到其他许多地方去工作必定会条件非常艰苦，然而，父亲心里满怀希望，精神向上，宁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也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当亡国奴。

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交战双方正处于紧张的胶着状态，父亲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到上海，是因为他想满怀热情地想投入到教育救国的行列中去。毕竟他已经收到复旦大学发来的聘书，聘任他担任复旦大学农艺系主任。然而，当时的上海已经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复旦大学也西迁至战时陪都重庆。为此，父亲心中十分矛盾，在个人感情和国家社稷安危的纠缠中寝食不安。最终，经过反复权衡，痛下决心，以国家社稷为重，放下个人情感，痛苦地谢绝了恋人的挽留（因恋人不愿离开上海），马不停蹄地取道河内，经昆明，拟赶赴重庆到校任职。然而遗憾的是此时重庆遭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复旦大学已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而且也不容易买到由昆明到重庆的汽车票，因此只得暂留昆明。

1940年父亲回国所乘轮船

父亲报效祖国的选择是那么坚定，学成归国的心情是那么迫切。独在异乡为异客，游子思故园啊！当年背井离乡，多少个深夜里因梦回归家园而使思乡泪湿了枕榻，他怎能忘记故乡的山山水水，芳草夕阳里，湖畔学堂那下课的钟声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余音回响；他怎能忘记那可敬的穿着长褂的学堂先生们风格各异而又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讲课场景；又怎能忘记祖父送别他时那殷切期盼的眼神和辛劳的祖母在昏暗的油灯下为他缝制衣裳的场景……这一幕幕历历在目，怎能忘怀？虽然父亲曾饱尝贫困，但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以及亲人们对他的关怀给了父亲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动力。

父亲回国后照片

1940年9月，这已是父亲第二次来云南了。他下定决心要以自己所学报效祖国，面对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正当他因无法到复旦大学从教而苦恼，并想另觅他途时，机遇出现了。(www.xing528.com)

还在1937年的时候，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云南弥勒人）受国民政府委托来到昆明，将省立云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云南大学并担任校长。熊庆来来到云南大学后认为“吾滇现为后方重镇，农业人才之培植及生产方式之改进，尤为不可缓之要图”，提出建农学院。为稳步推进农学院筹建工作，1938年学校先建农场。1939年7月农学院成立前，农学院设农艺、森林两系；1940年添办桑蚕专修科。1940年9月，正当父亲滞留昆明时，早年留学法国的熊庆来校长组织、召开了一次留学归国同学会，召集留学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国家的归国学子参会，商议共同建设云南大学、报效国家的办法，父亲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正是在这个会上，经过熊庆来校长的挽留，父亲放弃了到复旦大学工作的机会，应聘担任了云南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并兼任蚕桑专修科（1949年改为蚕桑学系）教授，时值30岁，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1941年受云南省建设厅邀请，父亲又担任了云南省建设厅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云南省稻麦改进所所长和农艺改进所、农业改进所副所长，尽管如此，父亲仍一直在云南大学兼课。那个时期，父亲终于有了一段相对宁静和专一的教学和科研时间。

我的母亲肖竹漪（20世纪50年代初摄于云南大学晚翠园澄农馆住宅旁，母亲所抱为作者本人，前排左为我的姐姐诸锡筠，右为秦瓒的女儿秦郁昆）

1941年7月，父亲与我的母亲肖竹漪喜结连理，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我母亲肖竹漪1915年7月16日生于贵阳市，1937年于昆华女中毕业，后于1938年在昆明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并于1942年毕业）。当时的婚礼是由我的外公萧坤（字佑泉，曾跟随蔡锷、唐继尧反袁北伐，时为援陕右翼司令丁师长的参谋长，丁阵亡后外公继任师长之职；在民国初年所任职务均系军政要职，曾担任贵州警察厅秘书长、代厅长等职务）主婚，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证婚，婚礼于昆明胜利饭店举行。结婚时母亲尚未毕业，婚后仍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1942年母亲毕业后，在家主持家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大学农学系的秘书，但是时间很短。1958年母亲响应国家号召退职回家后，仍积极为社会服务，义务担任了云南大学家属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农业大学家属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工会义务教员的工作。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无怨无悔地为学校和社会做了大量工作。

父亲在稻麦改进所任职期间做了很多工作，如聘用优秀人才、增加基础和实验设施、扩大实验田、建盖仓库、改建职工宿舍等。稻麦改进所在扩大的基础上后改为云南省农艺改进所，父亲任所长，并于1944年发表了《云南稻麦改进事业的实施与展望》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