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素有“十八怪”之说，其中一怪就是交通“不通国内通国外”。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向来交通闭塞，与国内其他地区交往困难重重，偶与外面交往也只是出于商业需要依靠马帮而行（如做茶叶生意）。
19世纪末，法国占领越南，越南遂成为其殖民地，其后法国又与其他列强一道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清王朝腐败无能，云南被法国划分为其势力范围。由于云南境内的东川富有铜矿、个旧盛产锡矿，法国殖民者为大肆掠夺这两种重要的工业资源，修建了滇越铁路（从昆明通到越南）。因此，如果从上海出发到昆明，必须先由上海到香港（当时为英国占领），再由香港经越南到云南河口（现云南南部边境县市），最后从河口乘坐火车沿滇越铁路到昆明。
父亲和黄志礼怀揣马寿徵的介绍函以及两个护照（当时从上海到云南须持有两个护照：一是从上海到香港的护照；二是从香港到海防和河口的护照），一路辗转到达昆明。
1931年10月，父亲来到云南后，就职于云南省建设厅，担任技士（今称技术员）。不久他被派往屏边县大围山调查原始森林。当时交通极为不便，渡红河时是坐独木船过去的，上山时由地方上派两名武装警察保护，骑马到大森林中。那时的大围山原始森林密布，几乎不见人踪，遍地落叶，脚踏下去全是水。父亲在山上一户人家中住了一个多星期，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从种群、地理条件对大围山的原始森林，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等方面作了周全的调查。返回单位后，写出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对森林总体状况及树种分布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搜集，提出了引种、栽培、繁殖、改造等一系列极富操作性的建议，受到云南省建设厅的重视。但正是从那次调查以后，父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并因此影响了他一生。
其后不久，父亲受命担任滇西公路行道树育苗场场长，又被派往安宁县苗圃内，在那里，他从英国皇家植物园引进金鸡纳树种并进行试种，使其出芽成功，培育出金鸡纳树。从此，金鸡纳树成为云南很有经济发展前途的一个主要树种。此外，他还栽植了许多公路的行道树。
在安宁的苗圃内，父亲生活上甚感寂寞，思想上也很苦闷。从童年的无锡家乡到上海几年的大学以及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生活，他亲历和目睹了许多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状况，贫穷、愚昧，地位极其卑下，甚至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引车卖浆，对人低三下四，只为每天的一顿饭。在连年的兵连祸结之中，饥民遍地，饿殍载道，小老百姓只要能求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已经是最大的幸事了。他认为自己读的是劳动大学，所学知识应当为许多像自己父母一样的穷苦劳动人民服务才对啊！(www.xing528.com)
而环顾世界，当时西方正处于上升时期，欧风美雨席卷全球。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学习，留学欧美已成中国知识分子选择深造的潮流。父亲认识到，欧洲是近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摇篮，要想深化农学知识，以便回国后用自己所掌握的农业科学技术，改变广大农民的生存条件，并以此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志向，就有必要进一步到欧洲去留学深造。于是他开始自修法文和其他专业知识，准备出国留学考试。在云南的两年中，父亲边工作边学习，1933年8月，父亲辞去年云南省建设厅的职位，经同学介绍于同年9月到前江西省农林院高级农业科职业学校任教，以便更好地为出国留学考试作准备。
在江西工作两年后，1935年10月，父亲如愿考取了中国比利时庚子赔款留学生。根据中比庚子赔款协议，当年全国仅有2个前往比利时公费留学的名额。当时报考的人数很多，但在激烈的竞争中，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拔前往比利时圣布律国家农学院农学系留学。留学生活是艰苦的，经过5年刻苦学习，父亲顺利毕业并获得了农学工程师学位。期间，于1939年发表了《现代畜产学上种的问题的研究》论文。由于他在学习中取得的良好成绩，以及在农场实习中的突出能力，比利时圣布律国家农学院主动提出让他留校任教。然而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关键时刻，父亲反复思考，从个人发展来看，留在比利时，自己的业务可能会快速提高，科学研究的条件会好得多。他也曾想过，或许等到国内干戈止息，专业研究条件好些的时候，再回国服务。然而，在异国的这些年，一种报效祖国的愿望一直强烈地萦绕在父亲的心上：“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回到我的祖国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的祖国因为积贫积弱正在遭受内忧外患，我是靠着庚子赔款到比利时来留学的，是我的祖国在供我留学啊。像庚子赔款这样屈辱的历史，我怎能忘记！我如今学业有成，而我的祖国母亲正在遭受灾难，我不去救她，谁去救她！我不来担当，谁来担当！”1940年8月，父亲毅然告别了校方，踏上了最后一班归国的轮船。
父亲当时留学比利时的圣布律国家农学院（1936年）
父亲获比利时圣布律国家农学院农学工程师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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