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往事：艰辛学习之下，成果显现

1910年（宣统二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的父亲诸宝楚在江苏省无锡县杨亭镇一个平民家庭出生了。此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由于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欺压与剥削，以及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受到列强的侵略使得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父亲的家乡也是如此。我的曾祖父是一个船工，靠摆渡为生，每月只有八元钱左右的收入，生活十分拮据。祖父诸维宁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读过几年私塾，他很喜欢书法，虽然没有机会读书，但仍然坚持练习写字，因此字写得很好。祖母唐氏，只认得很少的字，但是人很勤俭朴实，很爱清洁，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经常帮人洗衣挣一点钱贴补家用。

我的祖父曾在无锡县东亭镇西街一家杂货店里当伙计。几年后店主见其为人小心谨慎、老实勤快，且能写会算，于是提升他为西街杂货店的账房先生（店主在东亭镇东街），每月工资八元。我父亲一家三口就靠祖父微薄的工资生活。因东亭离杨亭镇较远，祖父照顾家里不便，就在东亭向私人租了一间房子（是明朝华太师家的旧址），让父亲和祖母亲搬到东亭去住。租住的房子很宽，华家住在里面，父亲与祖父、祖母一起住在靠大门很近的一间门房，顺便早晚替华家开关门户，因此租金很便宜。住了好几年，到父亲该上小学的时候了。当时，杨亭镇没有小学，于是祖父就把父亲送到离杨亭镇约五公里地的梅村国民小学上初小（寄宿）。由于父亲幼年时就饱尝农村生活的贫困和百姓的艰辛，所以从那时起就暗暗立志要通过学习摆脱家庭困境，并力争改变家乡的贫穷状况。初小毕业后，父亲的远方亲戚诸祖耿（父亲称其为叔叔，曾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是教授）在荡口替华姓家族办了一所名为“鸿模”的私立小学，并任教务长。因诸祖耿看父亲家境困难，且他初小成绩优秀，就叫父亲到鸿模小学上高小，并告诉他：只要考试能得第一、二名，就可以获得奖学金，还可以免去三分之二的学杂费，从而减轻读书带来的家庭负担。经过努力学习，三年高小父亲都是第一、二名，成为奖学金的获得者。高小毕业后，13岁时，父亲考入私立无锡中学进入初二年级当插班生。这所中学华氏家族也是主要出资者，也像鸿模小学一样，成绩优秀者能得到奖学金。每到期末，父亲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可以拿着一张成绩单到华氏家族账房先生处领取奖学金。1927年（民国十六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后，顺利考入无锡中学高中部学习，他所就读的这所高中所用教材均系英文版本。然而，高中部不实行奖学金制度，学习了一年之后，家中经济已经是捉襟见肘。由于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忧外患，为此，早在1925年时，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自己领导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接受苏联的建议，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出师北伐，以打倒列强除军阀、建立劳农政权为革命目标，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为顺应大革命形势，推进国共合作和革命目标的实现，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上海筹办了一所完全公费的国立劳动大学，并且由周恩来以及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在广州进行筹备，其办学宗旨之一就是要吸收优秀的工农贫困子女入学，学费和生活费由政府负担，以体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目的是培养一批工农骨干。1927年，这所国立劳动大学在上海成立，由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部长易培基兼任校长。学校分三个部分：劳农组（相当于农学院）、劳工组（相当于工学院）和社会学组（相当文法学院）。校址在上海江湾吴淞口（劳农组后来搬到上海宝山）。

就在父亲高中学习未满一年时，父亲的堂兄诸龙翔（诸龙翔是父亲大伯父诸掌福的儿子，由于大伯父家境较好，诸龙翔当时正就读于美国人创办的上海圣约翰教会大学）知悉创办国立劳动大学这一消息后，就建议父亲乘此机会去参加国立劳动大学的招生考试（国立劳动大学的劳农组分甲组、乙组、丙组。甲组与乙组只相隔一学期，同年毕业。丙组与乙组则相隔一年。每组招收50人）。当时父亲有些胆怯，但是经过诸龙翔多方鼓励，才勉强答应下来。

之后，瘦小的父亲戴着一顶瓜皮小帽，身着长衫，一副十足乡下小孩模样打扮，跟着堂兄诸龙翔从乡下来到上海。看着很多人西装革履、神气十足，他心里还真有些害怕和不适应。这一次来到诸龙翔家的时候，诸龙翔的朋友陶载良正在他家闲谈。吃饭的时候，陶载良问诸龙翔：“这是你的亲戚？”诸龙翔告诉他：“这是我弟弟，正在无锡读无锡高中一年级，家中比较困难，多半靠奖学金读书呢。”陶载良当即告诉父亲说：“上海新成立的国立劳动大学现在正在招收冬季班乙组学生。该校完全公费，并且每年发制服两套。按照你的情况及学习成绩是可以试试的，何妨去考试一下。”当时父亲还是有些担心：自己刚刚才进入高中，只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哪里敢去考大学？但是在诸龙翔及陶载良（其人在立达学院工作，思想很进步）的劝说下，父亲有些动心了，就在犹豫不决之时，诸龙翔和陶载良两人进一步鼓励说：“你快快温习一下功课吧，考一考，考取了很好，若考不取，仍回去上你的高中。只是花几个车费钱而已。”最终父亲决定去试一试。

陶载良的弟弟带父亲去报了名，选择报考的是农艺专业。之所以做此选择，是由于父亲从幼年时期，就一直看到故乡农民生活太多的艰辛，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头，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艰难竭蹶，乡亲何以卒岁？这种情形深刻地印在父亲的脑海里。上小学时，父亲就希望通过勤奋读书，学得一技之长，好帮助家庭和农村解脱贫困。既然劳动大学设有农艺专业，那正合其意。学习农业技术，帮助农民种田！当时父亲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因为招生的人数有限，而报名的人数上千，况且父亲只上了不到一年的高中，希望是渺茫的。考试的科目有语文、政治、数学、英语、理化。(https://www.xing528.com)

考完试以后，父亲回到故乡杨亭家中，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想去告诉任何人，因为他根本就不抱考取的希望。但事情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一星期后，在《申报》及《上海新闻报》上刊登的考取国立劳动大学的人员名单中，“诸宝楚”三个字赫然位列前数名中。这一下皆大欢喜了，大家都替父亲高兴，他才十六岁啊，高中仅学了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其实，如果没有陶载良及诸龙翔的鼓励，父亲是没有勇气去考试的。多少年以后，每当提及此事，父亲总对他们俩的帮助念念不忘。

父亲以同等学力考取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艺系，这事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当他去报到注册的时候，注册处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你这个小娃娃考试的成绩比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还好呢，真难为你了！”

父亲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读书时的照片

父亲进入国立劳动大学的时候，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蠢蠢欲动，背叛孙中山和中国工农革命，即将撕下革命伪装之时。1927年蒋介石最终还是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而我父亲正是1927年入学的，经过近4年的努力学习，于1931年7月顺利毕业。当父亲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即将被选拔留校当助教时，蒋介石反动政府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内有共产党活动为借口，荷枪实弹相威逼，解散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学校被解散时，国民党军队的机枪架在大门口，逼迫全部学生立即无条件搬出学校（后来又重新登记入学复课）。毕业以后，父亲一无后台，二无权贵相助。他与几个同学到国立劳动大学教授马寿徵家去拜访，希望能得到马教授在工作方面的指点。说到工作的事情，马寿徵问父亲他们：“你们哪个愿意到云南去，我可以帮忙介绍。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是我在比利时留学时的同学，他上次到南京来开会，路过上海时曾对我说，云南很需要建设人才。欢迎毕业的同学到云南去工作。”父亲因自己当时尚未找到工作，在上海又没有靠山背景，于是决定持马寿徵的私人介绍函到云南寻觅工作。同学黄志礼也愿意到云南，于是二人一同踏上了西去云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