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往事：熊庆来先生教育思想点滴认识

冯钟潮

（冯景兰之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教育对国家、民族的今天和未来有无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因此，怎么办好大学日益成为所有人关心的议题。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祖国西南教育的作用与发展，深入研究熊庆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他在云南大学的实践，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启示。

我没有机会接触熊庆来先生，也不在学校或教育系统工作，所以，当我初次看到“熊庆来先生教育思想”这个题目时，感到无从下手。但我的父亲冯景兰曾在云南大学任教过，当我把记忆拉回到那段时光时，我感到它就在身边甚至触手可及，它是那样实在和鲜明，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认识和感悟。我感到应把自己的点滴理解汇入众多深刻和系统的研究中，以表达我对熊庆来先生由衷的敬意。

我父亲冯景兰先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云南大学工作，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云大晚翠园圆门旁边，三间不大的平房，住着父母亲、两个哥哥和我，两个住在西南联大学生宿舍的姐姐假日也会回来。房外用篱笆围了一个小小的院子，篱笆上有一些红、黄色的旱莲花。邻居是教务长何先生，我和他的女儿何燕每天一起去西南联大附小上学。以现在的眼光，那时的住所无疑是简陋的，有时甚至漏雨，房子的后墙常有大片水流的印迹，常年长着绿苔，还有很多大老鼠。但在当时，这已是上好的居住条件了，已能从中体会到学校对教师的重视和关心，其中大概就有熊先生的安排。从我们家往西是学校的一片枇杷林，枇杷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小孩常在树上，甚至淘气地坐在枇杷树枝天然形成的“宝座”上做老师布置的作业。管枇杷林的人每天拿着竹竿在树下驱赶啄食枇杷的鸟，但对我们倒没提出警告。穿过枇杷林是学校医学院，我在那里看过供解剖的人体标本。我和何燕每天上学经过一段城墙和一片农田，现在想来，可能是昆明城墙和云大农学院的农场。我哥哥曾在云大附中读书，和熊先生的孩子是同学。这云大校园的一切，应和熊庆来校长的构思和辛劳紧密相连。

1938年冯景兰在云南平浪石臼河上

那时的生活无疑很艰苦，家里吃饭、哥哥做功课就围着几个装煤油桶的木箱拼成的桌子。物价飞涨，每月发薪水的那天，家里早早派一个人去米店前排队，这边的人刚领到薪水就赶快往那儿跑，不然米价很快就涨了，买的米就更不够吃了。有时买来的米是发了霉的，前几遍洗米水都是绿霉的颜色。冬天的昆明还是相当冷的，我们的手常生冻疮，母亲洗菜要到学校一个有水的大圆池，冻得两手通红，引发臂膀常年酸麻。我们六个孩子的衣服、鞋，除已工作的大哥外，全是我母亲做。不足三四平方米的小院里也要种上菜，虽然由于是红黏土质，要费很大的力气挖地，长的胡萝卜也只有手指头粗，但那也顶数天的咸菜呵！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包括后来多次回想，从来没有父母亲抱怨或垂头丧气的印象，只有辛劳、奋发工作的身影。当时，父亲在西南联大地学系任教授，又常应邀到四川等省寻勘国家急需的铜等矿产资源，已非常忙，但仍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并兼任工学院院长及矿冶系主任，其忙碌可想而知。印象中，父亲两校上课、外出地质调查，在家时间不多，在家的时候总是在写东西直至深夜，连近在咫尺的翠湖公园也没怎么带我们去过。但我后来看到父亲1944年的《矿床学讲义》手稿，却书写得工工整整十分认真。1942—1946短短的几年中，我的父亲在非常繁忙的教学和工学院、矿冶系工作外，出版了《矿床学讲义》一书，连续发表了《川康滇铜矿纪要》（获教育部学术奖）、《东川铜铅锌矿纪略》《路南地质矿产》《云南保山昌宁顺宁蒙化地质矿产》《云南滇缅铁路沿线地质》《云南玉溪县地质矿产》《云南呈贡县地质》《云南地理县之地文》《云南之造矿时期及矿产区域》等论著，并完成了Field Evidences of Supergene Enrichment of the Copper Deposits of Sikang and Yunnan、《川康滇铜矿之表生富化问题》等论文，后也陆续发表。可以看出，这几年父亲的工作是十分认真、高效和愉快的，为云南地质矿业的发展、学生培养、云大工学院和矿冶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而这一切和熊庆来校长的信任与思想上物质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www.xing528.com)

我当时很小，父亲又是一个非常重行简言的人，但在我记忆中仍留有熊庆来先生这个熟悉的名字，以及“熊庆来先生，一个有远见的人！”的印象。

父亲来云大兼职并搬到云大住，离不开熊庆来先生的诚邀。当时熊庆来校长广邀有识之士，请了许多联大教授来云大兼职，使两校关系非常密切，学术气氛十分活跃。两校除固定标准课程外，还灵活开设许多课程。刘兴育老师新近给我看了一份校史馆保存的书信，是熊庆来校长与我伯父冯友兰先生商量开梵文和波斯文课程的来往书信，毛笔写的，信不长，但足以看出熊先生和学者之间自然和谐、共谋人才培养的长远眼光。抗战时期生活极困难，老师们几乎处在饥寒交迫的边缘。熊庆来先生是很有成就的数学家，但他放弃了许多自己可以在学术上做出更大成就的宝贵时间，殚精竭虑地为学校教职员工的生活和学校建设的经费四处奔波，建设校园、筹建教学设备、筹集教学资金，让教职员工食住有着可以专心工作。没有这些物质上的支持，学校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在云大的《东陆回眸》上，我看到1946年熊校长和许多同仁、学生欢送我父亲时的照片，父亲北归离开云大时还负责地向学校推荐了接替的人选。可以看出，我父亲这几年在云大的工作无疑是愉快的、和谐的。在那么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这只能源于和熊先生及学校同仁的志同道合：首先，是把做好当前自身学校工作视为自己在抗战中的责任，全力以赴，奋力以为。第二，坚定地认为教学要和科研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同时要为国家、为云南做出贡献。从父亲的著作看得很明显：五年中写了12篇论文和一部矿床学讲义，论文内容全部是云康川地质，且半数是针对云南矿产。这是父亲的观点，也与熊先生的办学理念和发展云大的方针相合，因此工作极为协调默契。我感到，在熊先生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里，核心思想之一是：大学首要的是什么？是好的师资！他在许多场合多次阐明和强调了这一观点，并在实践中不遗余力地体现了这一理念。他曾说：“学校成绩之良寙，过半由教授负责。”这一观点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持“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观点如此一致。这一理念也是熊先生能聘请到如此多的好教授并与他们有良好关系的基础，更是云大在短短几年中有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感到，在熊先生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中，另一核心思想是：教学要和科研紧密结合，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要为国家、为云南做出贡献。在许多讲话，院系调整及增设、资金争取和使用、课程和科研导向工作上都有鲜明的体现。熊先生认为：“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的生命与精神。”“……盖学校不仅是一培养人才之机关，而同时是一学术之源泉。”在工学院和矿冶系，前述我父亲的工作得到认知与支持就是这一核心思想的说明。同时矿冶系还开展了许多与实业及地方的合作，如与资源委员会合办炼铜厂，与滇西企业局合办盐煤厂，与滇北矿务局的合作等。在这些核心思想指导下，云大在不长的几年中有了众所周知的大发展。这些教育思想和宝贵的办学经验无疑应在今天的教育中应被继承并认真发扬。

云南大学师生欢送冯景兰先生

今天，我们庆祝云南大学成立90周年，纪念熊庆来先生，深入理解和认识熊庆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理由相信，这些思想会在云南大学生根开花、不断发展，云南大学定会在已有的光荣上更创辉煌！我国的教育事业定会不负人民的重托，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