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高级专家干部当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引发媒体报道

曾漫雪

（云南大学高级工程师）

一个名门望族，在云南大学求学的有25人，毕业留校或调入云大工作的共有10人，学习的专业有：医学、农学、数学、化学、生物、法律、法语、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历史、政治，无论是在云大还是在异国他乡，大家都勤奋学习，各有出息，这个大家庭就是胡氏家族。

全家福（1945年摄于“山居”宫楼前）
（照片中有9人是云大学子，2人从法国及外地调入云大工作）

这个胡氏家族，家长胡瑛上将，是从茶马古道走出来的将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两度代理云南省主席。20世纪曾荣获“二等文虎章”，胡将军在滇、黔、桂均享有“儒将”之美誉；其夫人欧阳毓兰，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后裔。

1938年云南大学法律系及医学专修科毕业摄影
（前排右四：校长熊庆來；前排右三校长左侧：胡瑛）

家长胡瑛，平时对子女很慈祥，从无疾言厉色，但对子女读书、做人、做事却要求非常严格。他自己率先垂范，始终手不释书卷、纸笔，书法和诗文造诣很高。在家长身教、言教的影响下，家中学习氛围浓厚，其子女除在学校刻苦学习之外，回家有专门的书房上“夜课”，由蒋梦麟和梅贻琦校长亲自推荐，请饱学之老秀才和逸乐电影院的翻译教古汉语和英文。

家长胡瑛还请他的老师赵兰馨先生手书文天祥的《正气歌》，裱挂于“山居”家中客厅壁上，作为座右铭，教大家熟读背诵，要求子孙们将来一定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学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1949年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到昆明视察，亲到胡瑛家聚叙。胡瑛在护法战争期间曾任援桂黔军总司令，当时李宗仁是桂军团长，白崇禧等任营长，在与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作战中，胡瑛曾救援资助过李宗仁、白崇禧，李、白等对胡瑛很尊重，每次来滇都要看望胡瑛。聚叙时，李宗仁聘请胡瑛为总统府顾问。胡瑛劝李总统开释云南“九九”整肃中被囚的民主人士（含云大的进步人士），李宗仁表示应允。后来卢汉呈请李宗仁开释被捕人员，李宗仁当即批准，才保全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性命。解放军出版社《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七集胡瑛传略中有记载。

欧阳毓兰，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后裔，承袭书香门第的渊源，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和才女，具备优秀的管理才能。偌大一个名门望族，她相夫教子，管理得井井有条，后生们能出息成器，她功不可没。

将军后裔从子女至第五代玄孙，最长者冥寿104岁，玄孙辈最小者26岁，现在澳大利亚工作。他们与母校云大都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拼搏，为祖国、为云大母校争光。有7人出国深造，5人已回归报效国家。他们做人低调，不张扬，无法确切统计。经粗略了解，胡氏一家在云大就读的25名学子之中，具有高级职称或在企事业单位及各民主党派团体中的专家学者和处级以上干部，占80%以上；被选为省、市、区政协委员5人，人大代表5人。一次昆明市人代会上，胡家三姐妹三位代表（将军的三个女儿：胡素秋、胡肃秋、胡丽秋，其中胡素秋、胡丽秋是云大学子）同时出席代表大会，记者们争先报道，传为佳话。

按家训，大家低调做人，埋头做事，不愿露名。比如，有位已是省政协委员的教授，在优选省妇代会代表时，又被褒享有“无知少女”的美誉（无：无党派，知：知识分子，少：少数民族，女：女性），成绩突出。但她本人声明，不要提及她的情况。因而我提名所列举的仅只是极其有限而又不同类型的个例，提供给母校，作为云大对自己培养的学子的跟踪参考。

胡氏一门在云大就读的学子中，最长者李曾贤，是云南大学医学专修科开班学生。其父经营的五洲大药房是德国拜尔药厂云南总代理，抗战期间，逃难至云南的难民和云集至滇的军队剧增，药业十分繁忙，前方战事吃紧。曾贤女士面对国难当头，只能把对抗日战士、对广大民众救死扶伤放在首位，故不得已而停止学业，回家帮助打理药房，担任经理。今年冥寿104岁。

将军长子胡以钦，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被迫离开以上海徐汇中学全校第一高分考取的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回昆明转入云大医学院就读。1938年，在抗日烽火的召唤下，不得不放弃医学事业，投笔从戎，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从最基层的小队长做起，层层历练，成为一名未在前线扛枪打仗，但绝不逊色于扛枪打仗的优秀抗日军人。

以钦先生长年在将军父亲胡瑛身边，家里家外帮助父亲处理相关事务，特别是抗战中后期，民国高级将领和文教名士云集昆明，家中温泉“枕流”别墅常有要员到来，如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朱绍良、冯玉祥、卫立煌、顾祝同、杜聿明、关麟征、何绍周、肖毅肃、龙云、卢汉、张继、袁嘉谷、蒋梦麟、梅贻琦、查良剑、熊庆来、李宗黄、董泽、杨森、王铁聋等。当时居住在温泉的李根源、周钟岳、杨杰等更是“枕流”的常客。以钦先生负责安排接待，对官场及云南现代史耳濡目染，很熟习。他以深厚的人脉，扎实的汉语文史功底，得心应手的法文、英文为工具，穿梭在中外高官上层及中缅、中印边界。云南省主席龙云对其尤为器重，刚委以重任要他离开自己身边时，龙主席又舍不得而立即撤令。乃至以钦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西点军校录取时，因为难以找到可以替代他工作的人选，主席龙云还好言劝慰：“以钦，现在抗日吃紧，等到战争胜以后，你要到哪里读书我都可以送你去。”

抗战胜利了，1947年国民政府选派以钦先生出任驻比利时武官，阴错阳差，最后还是没能去成。

以钦先生的人生经历了三次错过，他的大女儿在《回望父亲——抗日战士胡以钦》一文中写道：“父亲第一次错过了可以成为中国医学专家的机会；第二次错过了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军事指挥人才的绝好机会；第三次又错过了去担任驻比利时武官的机会。我看到了父亲留下过的遗憾人生。还好，我从未看到父亲因为挫折和磨难一蹶不振而倒下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以钦先生因“反动军官”的历史问题，处于逆境之中，但他能正确对待，笑对人生。1982年被云南省政府聘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后，为抢救历史，他尽力挖掘，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撰写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好文。他在文史馆属“年轻的少壮派”，为编修《滇军志》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手稿，成为骨干力量。他不顾自己高龄，夜以继日，手不释笔。1994年在家中突发脑溢血，作为医生的大女儿赶到他身边时，他的手还握着笔，头伏在书桌《滇军志》的手稿上。这一幕，至今令人感动不已……

以钦先生豁达大度，被选为五华区人大代表时，他风趣地对家人说：“当上人民代表，‘反动军官’就不平自反了。”任民革省委祖国统一委员会委员后，他尽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好统战工作，应邀出席199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云南护国首义八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钦的挚友，果断炸毁“惠通桥”的战神、抗日名将马崇六（晋三）将军，1957年在日本东京华人区创建书法“静安学舍”，其造诣精深的书法艺术闻名中外。九十有二高寿的马崇六先生，得知以钦先生正竭力编著《滇军志》时，当即资助经费，又赋诗一首，并行书直幅，从日本寄送以钦先生：

春城一别久，杖履劳年年。

每念家山灶，清灯宿梦牵。

多君篡旧史，高义薄云天。

何日重携手，烟波泛酒船。

如今以钦与崇六先生均已作古，这幅珍贵的诗联成为后人永远珍藏的绝笔。以钦将马崇六先生资助他的经费，连同银行利息一起，分文未留，全部转赠给了云南省文史馆“滇军志”项目组。

原民国南京中央军校严中英老先生曾赠予以钦先生一联，这是对以钦先生人生的最好写照：“华年未展乘风志，盛世难安伏骥心”。

胡瑛将军的四女儿胡素秋教授，著名妇产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建校元老、昆医附二院妇产科主任、昆明市人大代表，曾获云南省政府授予的“首届民族团结模范”“优秀教师”光荣称号。

马崇六赠诗

胡教授的丈夫李秉权，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是全国神经外科开拓者之一、云南省神经外科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在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战场，李教授被誉为“战地模范”，他的手术成功率百分之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功功臣”“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是云南省医学界捐献遗体第一人。与妻子胡素秋教授生前十多年就一起填表，双双无偿捐献遗体，身后继续服务于医学事业。这在当时尚属全国首例。胡素秋、李秉权夫妇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不仅激励着医学界广大医、护及莘莘学子，同样激励着国人，尤其是亲临捐献现场者等！

他们经常工作的地方——家庭书房，已由昆明医科大学拍摄，筹划原形复制，并将新建的书房存列于昆明医科大学，作为永久纪念和医学精神的示范与传承。他们的事迹《春城晚报》等均有报道，云南人民出版社为李秉权教授出版了专著——《仁医良师》。

黄其恭(www.xing528.com)

工作中的黄其恭

由法国回归，调入云大任教的黄其恭先生（胡瑛的三女婿），被誉为“云南省法语第一人”。昆医附二院精通法语的法国医学博士、著名教授蓝瑚老前辈，就曾一再强调：“黄老先生的法语，在云南省不是第一流，而是第一人。对外签署法文文件，法语把关，非黄老莫属。”

胡以宽

胡瑛将军的幼子胡以宽，天资聪慧，自幼倍受父母及家人的喜爱，虽出身名门，却贵而不骄。父亲有意培养，无论是官场还是豪门，只要不伤风雅，不碍事，将军总把他带在身边，使他见多识广。如：接待来滇的民国总统政要和高级将领蒋介石夫妇、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本省隆重的祭孔大典，胡瑛将军对五十八军出滇抗日的授旗仪式等。

1945年胡以宽曾参加过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和1948年的“七一五”反美学生爱国运动。

在云大读书时，他学业成绩名列前茅，注重全面发展，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总是以最多票数当选为校学生会执委，任文工团团长兼美工组组长。在大礼堂、大操场组织成百上千人的舞会，活跃在同学之中。

参加工作后，在农业科技战线上，除新疆、西藏之外，他的足迹遍布全国，踏遍云南60多个县，做调查研究，推广农业技术。

胡先生撰写过30多篇科技论文和大量科普文章及农谚汇编等。为云南省、地州农业部门草拟生产计划，撰写规划、经验交流、总结报告及领导讲话等100多篇，有的由中央转发各省，有的由省转发市、州、县。但当时不能个人署名，胡先生不计个人名利，正是挥笔生花数千万，不为自身留一名，只有手稿一书柜。由他撰写却沒有署他姓名的文章，也获得过全国以及省、市、州、县的各种奖项，但均属单位及部门所有，他甘愿无私奉献。

1989年6月，临退休时，作为省农学会秘书长和农业科技人员，他撰写了《关于今年水稻低温冷害预测意见和中耕管理的建议》，受到云南省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农业大面积受益，中国科协向省科协颁发了“优秀科技建议二等奖”。当媒体大力宣传时，知情人电话告诉胡以宽先生，问他是否知道？胡先生笑着回答：“谢谢仁兄相告。我只关心农民是否受益？别的无关紧要。”

1991年，胡先生参加云南省科委、计委、经委组建的“云南省产业技术政策研究”课题组，分工由他执笔撰写《云南省粮食生产若干技术政策》，对课题完成情况评审验收后，列为成果上报。

1994年，云南省政府要求省农业厅制定国务院“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云南省农牧渔业实施意见”。胡先生接受任务后，邀请云南省科协、三农（农业厅、农科院、云南农大）的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课题组，由他主持课题组工作，并执笔编写。任务完成后，形成云南省农业厅的正式文件，报省政府上报国务院。

胡以宽在大会上发言

诸如此类的工作，胡以宽先生的一生，岂止十件八件？又岂是一般人的水平和能力所能完成的？又或许连论文专著都不算，科研成果登记还不入围，因为沒有公开发表，沒有出版社的级別裁定……但胡先生乐意，任务完成就行了，再沒别的想法。这就是胡瑛将军的后裔，这就是胡氏家族的赤子，这就是母校云大培养出来的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云大人。

胡先生的工作后由农科转为农业教育。在原云南省农业学校（现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除担任副校长工作外，一直坚持上讲台，“双肩挑”。他不仅专业基础扎实，又能理论联系实际，且文史功底深厚，知识面广，早年在农科战线上，就被誉为“博士”“活字典”，口才上乘，所以讲课很生动，教学效果很好。不仅学生，教师也极为赞赏。有的老师听他讲课，一遍又一遍，夸奖说：“胡老师，你真的把课讲活了，讲神了。”

“农业秘书学”这门课，学校聘请厅属等单位的大笔杆子来讲授，口碑最好的是云师大的一位教授和他。为考核教师的教学质量，让学生无记名打分。打分结果，第一次获90分以上的教师有4位，他是其中之一，第二次获90分以上的只有他一人。到全国“干训班”讲授农业秘书学时，学员们同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职干部培训对教师要求很高。学校所办的农业干训班，学员都是局长或科级以上干部。学员向教师提问，一位年轻女教师被问哭了几次。另一位教师讲杂交玉米，已讲了好几堂课，一位局长反映：“怎么越讲越听不懂。”胡先生用生产实例讲解，什么是“品杂”，什么是“单交”“双交”“顶交”，那位局长频频点头说：“怎么你不过讲了一刻钟，我就听懂了。”

有的干部学员除听胡先生的专业课、秘书学之外，还专门找他交流如何当好领导的话题，他是个谦谦君子，只会引经据典地回答：“领导者的本事，就是用人，用能人，用人之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足见领导者地位之重要。”

有些干部学员还专找胡先生交流专业之外的话题，这与农校流传的一段往事有关。

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的那个晚上，女排的拼搏精神激励着国人，尤其对青年鼓舞更大。人们以各种方式庆祝，农校的部分学生喝酒高歌，欢天喜地，气氛很热烈。但有的酒后失控，有的借酒浇愁，从宿舍往窗外乱砸酒瓶，操场到处是碎玻璃，行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所有学生不得安宁，无法入睡。班主任劝阻无效，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想到胡副校长在学生中有威望，镇得住学生，便一起找到了他。胡副不顾自己可能遇到的伤害，只身奔向操场，向同学们喊话：“我是胡以宽，我代表校领导来与同学们对话。我把周围的人全都请开了，你们看得见的，我就一个人站在这里，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立即停止扔玻璃瓶。我说话算数，而且是代表学校，从现在起不再往窗外扔玻璃瓶的，一律不追究。”“何况追究什么呢？今晚你们为女排狂欢，初衷绝无恶意，是这样吧？”顷刻间鸦雀无声。胡副开始点名班干部和他认识的学生：“我点名的同学，你们在吗？请你们站到窗前来，有什么话？请直抒己见。愿和我近距离交谈的，我在办公室等候。”有个学生立即答话：“胡老师，我是××班的班长×××，对不起，让您费心了。今天已太晚，您回去休息吧。我明天到校长室找您。”……一段小故事已经过去，但胡副的担当和胆识、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水平，一直在学校流传着，在师生员工中留下了好口碑。

1985年他第一批晋升“高级农艺师”。1987年恢复正常职称评定工作，云南省教育厅聘他为全省中专教师高职综合评委（总评委）委员及医农分评委副主任。他对工作尽职尽责，公平公正，不徇私情。当时农科系统不设“正高”，全国农口科技人员愤愤不平，他就敢于仗义执言。

20世纪80、90年代，在他兼任省农业厅农业科技承包办公室副主任工作的几年里，万事开头难啊。对“承包”这一创新新观念、新生事物，只有努力实践。他们以粮食生产为主，动员和组织了全省各地农业第一线参加承包和服务的人员共21410人，其中县以上科技人员7325人，承包农作物面积1915万亩。他深入基层第一线，与科技人员和农民一起摸爬滚打，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农业科技承包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省委农村工作部和省农业厅都发文，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工作卓有成效。

在田边地角，他再一次听见了最基层的农科人员和农民，还在背诵和运用着他早年在农村收集编写的《农谚汇集》顺口溜“家里最怕婆娘吵，田里最怕牙齿草”……他忘记了疲劳，从心里笑了出来。

胡先生在云南省农业厅农业发展研究组（专家顾问组）工作中，在省农学会任秘书长期间，也工作得很好。省农学会基本属于官办性质，是省级13个分科学会的联合体，拥有会员8000多人。由于他工作出色，经云南省农业厅党组推荐，两届会员代表大会都推选他连任。一共担任秘书长10年，主持省农学会的日常工作。

当时和志强省长对省农学会在建言献策中提出的云南农业“硬件不足，软件疲软”的观点和一些对策，都加以肯定，认为“符合实际”。

1980年胡先生代表省农学会撰写了《给会员的一封信》。那时广大科技人员已从极“左”路线长期压抑下解放出来，正是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挥笔而就的4000多字，道出了科技人员的心声，很感人。会员们反映：“这封《给会员的一封信》，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每每拜读，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云南省农业厅马明礼厅长、云南农大校长黄仁跃和省科协学会部的领导，看信后均加以充分肯定，都说“会员们深受感动和鼓舞”，有关领导叫农学会把信广泛交流。当时就印发6000份，很受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的欢迎。

胡先生超期服役7年，因健康原因，提出卸任秘书长。大家竭力挽留，在领导和会员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去后思，这使他欣慰，也感到遗憾。

学会工作期间，他被云南省科协多次评为“省级学会优秀专兼职干部”，予以表彰。两次被评为中国农学会先进工作者。云南省农学会也被中国《学会杂志》评为省级“学会之星”。

胡以宽先生是胡氏大家庭中公认的“主心骨”。家里人怀念他时如泣如诉：“顺境时，总统、总理级的达官贵人、文教知士、社会名流，他见惯不惊，从不畏官怯贵，总是彬彬有礼；逆境时，不失传统美德，将‘百善孝为先，皇帝以孝治天下’作为座右铭。”“无论是中国传统礼仪还是家庭的教养和文化氛围，他都传承很好，为人处世豁达宽厚，他深深爱着我们这个大家庭，并身体力行。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之中，虽然，他当时还只是一个青年大学生，却能挺身而出，资助困境中的亲属，毅然承担起保护家庭、保护亲人的重大责任，应对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竭尽全力保护着这个大家庭。”“他孝顺父母，大学毕业第一次领到工资，就开始赡养老人；对所有的兄长和姐妹都充满友爱，每当有人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尽自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爱护子侄辈，视为己出，关怀有加。”“他遇事总能处之泰然。”

小辈们敬重他、崇拜他：“知识渊博，从他那里能够知道许多历史典故、名人轶事，古代诗词更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他也是胡家的活字典，诸多后代不清楚的家庭往事，从他那里可以得到答案。”“他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关爱和教诲，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位博古通今的长者，睿智又全面发展，无论是做高级农艺师的技术性工作，还是从事管理、教学工作，都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水平；他热爱生活，富有情趣，和他在一起，总是让人感到很快乐。”

2013年胡先生先后被编入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昆明百名老专家忆往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口述昆明一一老干部讲传统》。他的个人简历和业绩被编入《云南专家学者词典》《中国当代农业科技专家名录》。

云南大学近百年的辉煌，她所哺育的莘莘学子，都以拼搏的精神、创新的成果回报母校。仅胡氏一个家庭，受恩于母校培养，有如此的规模，实为典型。这是家族的光荣，也是母校的荣耀。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