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1953年，高教部直接组织了面对全国高校物理系的统一期末考试。统考科目包括四门重头基础理论课程，即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此统考极为严格，是一次事先不予通知的突击性统考。结果云大物理系脱颖而出，成绩名列前茅：两门第一、一门第二、一门第三。
回顾云大物理系及其前身理化系，前后在此任教的著名物理学家有赵忠尧、王明贞、彭桓武、张文裕等大师，还有法国国家天文学博士田渠、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张永立、巴黎大学物理学硕士张其濬等。作为著名实验物理学家的赵忠尧教授带领着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助教的顾建中为物理系筹建实验室，用熊老校长争取到的英庚款的资助，从美国进口高档仪器设备如密立根油滴实验仪、阿尔法仪、共振仪等，为云大物理实验水平的提升开了一个好头。
这样一批高素质的师资为云大物理系奠定了基石、留下了良好的教学传统。加上后继者的勤奋努力，老师们严谨治学、恪尽职守、谆谆以教，学生们勤奋努力、学思并重、孜孜以学，才有了物理系位居全国高校前列之辉煌。正所谓“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于1956年从美国回国，曾再次到过昆明，参观云大后感慨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云大。抗战时，熊庆来先生当云南大学校长，托华罗庚拉我去兼课一年。当时云大条件很差，我在数理系教三年级的光学，学生少得很。这次回来去昆明，云大杨桂宫先生带我参观物理实验室，大不一样了。全校有一千多人学普通物理，实验仪器有很多是由学校工厂生产的，做了很多套，没有三个人、四个人同用一套仪器的。我返回北京去看熊庆来先生，告诉他这些变化。他回忆说：那时在中国做一个学者很难很难啊，什么都得自己来。……
实际上“自己来”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熊老校长在抗战期间就倡导的理论与实践并重、动脑与动手并重，自力更生，勤奋努力，求真求新，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对具有留法勤工俭学经历的张其濬教授和兼有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杨桂宫教授更是一种鼓舞和激励，并于他们所在的物理系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
在理论与实验并重的教学模式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学生所获知识更加全面，基础更加扎实。因此，云大的毕业生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譬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郭佩珊如是说，物理研究所每年都向云南大学要求分配一批理科毕业生，不论是物理系、数学系或是化学系的毕业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基础扎实、工作勤奋、作风诚朴、好求上进。
其二，云大物理系自力更生，自制出大批精密物理仪器，大大改进了实践性教学环节。
说起云南大学成功研造实验仪器，不得不提到两位教授：张其濬和杨桂宫。
张其濬，字文渊，1900年出生于安徽太和县。14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而进入巴黎大学攻读物理，获理科硕士学位。后转入巴黎高等无线电学校和巴黎SFR无线电公司深造，并任无线电工程师。1928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北平沦陷后，他拒绝日伪要他在伪北京大学任教的要求而伪装书商逃离北平，于1940年到达昆明，任中法大学理学院院长，继而接受云大校长熊庆来邀请，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等职。(www.xing528.com)
新中国成立后，学生逐年激增，物理系实验仪器不敷使用，唯受彼时条件之限，不可能向国外购买充实。张其濬追忆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艰辛经历，认为应该发扬、传播“勤工”的精神，设法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研制物理仪器。在当时实际主持校务的云大副校长李广田的鼓励和全力支持下，张其濬教授发挥了作为物理系主任的影响力和组织能力。一方面让杨桂宫教授带领着一些骨干教师如李作新、李炽、李德修等参与仪器的设计、绘图乃至元器件和材料的选购。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争取到多方的支持和帮助，如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马光辰所长（曾任云大教授）的有力支持，将当时国内尚属稀有的精密车床、牛头刨床和铣床，慷慨转让给了云大；从该所调来两位手艺超群的八级车工江荃和钳工甘树棠，并配之以八名技术精湛的车、钳工和特技铣磨技术工人、玻璃吹制灯工；创建了具备雄厚精密加工能力的金工室。张其濬还知人善用，看中了杨桂宫教授既有深厚坚实的理论基础，又具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极强的动手能力，而委杨桂宫教授以重任——具体主持金工室的筹建事务和专业指导。于1952年实验仪器便开始做起来了。当时材料紧缺，参与制作仪器的教师们想尽办法购买物美价廉的材料，昆明有两条小街高山铺（在今南屏街家乐福超市附近）和头道巷（在护国路中段附近），那里的一些店铺和地摊常贩卖美军飞虎队遗留下的无线电器材，如紫铜线圈、变压器等，均属飞机使用的器材，故质量极佳。不到一年，制作出了上百套崭新的包罗力、热、声、光、电、电子、无线电以及核物理方面的实验仪器。之后，实验仪器送到北京检测精密度，发现它们已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有的甚至于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云大自行制造实验仪器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引来了高教部及全国各高校的关注。云大校方腾出了会泽院一楼的四间大教室，将百余套新造实验仪器搬进去，一个临时实验室就建起来了。它保证了全校理科四系一专、工科五系、农科四系一专以及医学院各科系和医专等近千名学子的大循环物理实验课顺利进行。
鉴于云大物理系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突出业绩，高教部两位领导亲率北大清华等十大名校的书记校长到云大观摩取经。1953年暑期，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黄松龄亲率全国十大名校（含北大、清华、南开、南京、复旦等大学）校长、书记，莅临云大会泽院召开现场学习观摩大会。上百套囊括力、热、声、光、电、电子、无线电、核物理等方面的崭新仪器陈列于会泽院一楼西头的两大间物理系实验室内，供贵宾们尽兴参观。
活动规格之高，姑不言“绝后”，亦堪称“空前”矣。活动结束的大会上，杨秀峰部长在讲话中宣布：“高教部决定，由西南高教局即时拨款为云南大学建盖一座教学实验综合大楼以示表彰。”足见当时云大物理系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均已达全国一流之水准。
1955年，根据教育部的部署，云南大学设立金属物理专业，杨桂宫兼任教研室主任，在师资、设备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他亲自制定教学和实验室建设规划，编写讲义，讲授主要专业课。同时，注意培养青年教师，带领师生制作教学模型，诸如“晶体结构模型”“三元系相图模型”等，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金属物理专业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初具规模。由于杨桂宫在教学、科研，以及自制仪器等多方面的突出贡献，1956年4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同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杨桂宫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自此他以满腔热情倾注全力于物理系的建设与发展。他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学科建设。他选派一批年轻教师分赴北大、南开、东北人大等校进修深造，鼓励教师严谨治学、编写教材、讲义，支持教授出版教材、进行科学研究……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还长期坚持在教学、科研一线。他担任过基本粒子、原子核理论、高等量子力学、金属物理、固体物理等学科的教学，编写过这些课程的讲义。其中，原子核物理和高等数学讲义在1966年被选为全国高校教材准备出版，但因“文化大革命”而被搁置。在学科建设方面，他在物理系组建了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无线电物理、半导体物理、电声技术、原子核物理、基本粒子理论、电介质物理等多个专门化学科（他还亲自兼任了金属物理、原子核物理教研室主任）。从学科的建立到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计划的拟订及实施，他都事必躬亲，使云南大学物理系学科建设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
20世纪50年代物理系学生在实验室做无线电实验
在他的继续努力下，还进一步扩大了物理系自制仪器的范围和品种，并开始着手研制一些高难度的精密物理仪器，如迈克尔逊干涉仪（李德修主要参与研制）、威尔逊云室（李作新主要参与研制）和电子显微镜（陈尔刚主持研制）等。1958年他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增聘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云南大学科学仪器厂。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科学仪器厂不但能为力学、热学、电学专业提供全套实验设备，满足云大教学的需要，产品还被全国60多所高校订购、使用，且研制、生产出“迈克尔逊干涉仪”“投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等一批尖端精密科学仪器。
1961年毕业于云大物理系、后任重庆大学教授的杨齐民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一九六五年高教部曾组织高校自制仪器全国巡展，云大物理系的电子显微镜，也是非常出色的。重庆地区的教师看了，都赞叹不已！云大还有如此之作真不简单。”
云大研制的电子显微镜于1979年12月通过鉴定，分辨率（二次电子像）优于100埃，放大倍数为四十倍至十四万倍（分段连续可变），达到了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主持此项研究者是1952年毕业于云大物理系的陈尔刚教授。参与人之一罗秦（1960年毕业于云大物理系，退休前在国家科委工作），作为电子专业的毕业生，她曾在陈尔刚教授指导下参与云大电镜的研究，其毕业论文的题名就是《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的研究》。她在电话中称：该项目于1960年研制成功，那是全国第一台十万倍电子显微镜，曾荣获高教部当年的奖励。
20世纪50年代物理系金工室工人付增亮等在操作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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