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与凤凰山天文台的渊源

李维宝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简称“天文所”）准备撤回南京。1946年1月，所长张钰哲公费赴美国考察，由陈遵妫任代理所长，重要任务是主持天文所东归。陈遵妫认为，昆明的天文观测条件优越，弃之可惜，想把凤凰山天文台这个摊子保存下来。（按：天文台原意是指天文所的工作场地，因在昆明东郊凤凰山上是“独家村”，唯恐树大招风，土匪强盗光顾谋财害命，对外遂以此名代替“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全称）为此陈遵妫四处奔走，先是游说资本家，未果。后来，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龚自知介绍他找国立云南大学，他即拜访校长熊庆来，说明来意。熊先生即叫来王士魁询问，王士魁认为接收下天文台，可以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于是双方进一步讨论，很快就签订了共管协议。

书面协议在云大档案馆有存本，要点是：双方共同成立一个天文研究所分支机构“凤凰山天文台”，各派一名职员和一名工友开展观测研究工作。合聘数学系教授王士魁为兼职主任、管理天文台（此为另一份聘任书，明确兼职的报酬）。代表天文所在协议上签字的是所长张钰哲，不确，需作说明。从签字日期看，是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这时张钰哲人已远在美国。实际签字人是陈遵妫（包括同月稍后几天的聘任协议），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代理而已，不愿“拿大”。另外是为表示郑重其事，应由所长亲自签字，但所长又不能亲为，只有用所长的名字代签了。

熊庆来、王士魁在天文台合影

云大派出的职员是讲师白世俊，天文所却派不出职员，原因是当时剩下的6名职员都是下江人，人人思东归，无人愿意留在物价高于其他城市的昆明。为此，王士魁推荐云大数学系刚毕业的王鸿升充任天文所职员到凤凰山工作。至于工友，天文所已有两人是现成的，拨一名归云大发工资。（按：由于那个时候的工友待遇低，更换频繁，加之工资档案散失，他们的姓名已不可考证）两职员住到山上后，老职员带他们熟悉环境和已开展的观测工作流程，即交接天文所业务，而后天文所老职员才离开昆明往重庆候船返南京。至于离开昆明的时间，陈遵妫说是1946年4月1日，应为记忆有误，因从签订共管协议书看，最早也是6月份离开。

天文所留在凤凰山的财产，除了三座平房、一些家具，还有两台重要的观测仪器：观测太阳色球的分光仪和作照相观测的变星仪，以及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留下的两座平房和地磁观测台，那是其所长丁西林率先遣队建成后未用就送给天文所了。两职员到任后做了哪些业务工作，没有留下记录。大约是1947年春，白世俊到云大农学院讨得一批扁柏树苗和花籽，种在三座平房周围。然后又到山下大羊方旺村，雇佣农民在房屋周围挖一圈环形壕沟。沟并不宽，人可一跃而过，所以别人不解，问有何用，白世俊答说，防小偷是防不了，只为阻止牛羊进入糟蹋花草树苗。大约近年底，壕沟完工，王鸿升向王士魁告状，说白世俊雇工有贪污行为。王士魁即把白世俊召回，另派讲师简恩泽接替其工作。不久，王鸿升也辞职离开昆明。

简恩泽进驻凤凰山后，利用变星仪的导行镜恢复始于1942年的太阳黑子观测工作。同时写信到南京，要求速派人来。是年秋，陈遵妫终于明确回答：已物色到中山大学毕业生贺天健，待他先在南京熟悉工作，不久即赴昆明。不料贺天健到南京紫金山后，以熟悉业务之名住下，而视赴昆明为畏途，赖着不走了。陈遵妫再无人可派，被迫食言。而简恩泽左盼右盼却盼不到南京来人，感到孤掌难鸣，工作热情大减。

云大数学系师生在天文台合影

由于物价连续地飞涨，云南当局对所辖机关单位人员工资的一半发米贴兑换大米，工薪阶层靠米贴维持生活；另一半领取现金，购买力已很有限了。隶属天文所的工友，每月收到从南京汇来的工资是法币，因不够维持自身的基本生活而辞职离去。为补这个空缺，王士魁和简恩泽四处奔走，耗费了许多时间精力忙于招人。应聘者虽多，但听到薪水只有纸币而无米贴的待遇，都纷纷打起退堂鼓，竟无一人愿意受聘。在这种局面下，王士魁向学校申请，将隶属天文所名额的工友也纳入学校编制，才保住了俩工友驻守山上看管财产。可以说随着王鸿升的辞职，双方共管的凤凰山天文台已名存实亡，仅由云大一方支撑着，才为凤凰山后来的发展保存下了种子。

有段小插曲也顺带提及。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简恩泽偷偷收听新华社广播，了解到一些当时的形势。他悄悄把天文台的财产登记造册，进城回家里，静候新生的政权来接收。由于云南当局宣布起义，国民党军26军向昆明进攻，凤凰山天文台办公室成了敌军的临时指挥部，他们在撤退时掠走了部分公私财物，两个工友与他们周旋也无可奈何。至于具体被掠走了什么物品，没有记录，可能是生活用品之类，房屋仪器没有受损。

还有一件须得匡正的事，是前些年凤凰山曾“热闹过一阵子”。有媒体报道说，昆明解放前凤凰山上很荒凉，只有两三间平房破烂不堪。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它也有满堂皆鸿儒的时候。据简恩泽驻山后1948年的记录，3月14日，云大数学系、物理系师生来本台（即凤凰山天文台）召开讨论会；5月9日，日偏食，云大、五华学院、昆华农校等到本台参观；10月11日，云大数学系邀请在昆的数理界名流在本台开讨论会。按说师生开学术讨论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各人带着行李，食宿在山上，不是两三间破屋能容纳得下的。事实是天文所的三座砖瓦平房就有20多个房间，水泥砌的砖墙，玻璃门窗，在当时的昆明是很豪华的建筑了。另外，天文所留下的办公室和宿舍也有10来间，虽是土坯墙、瓦顶或茅草顶，也是玻璃门窗，住宿不成问题。(www.xing528.com)

进入1950年，解放军进入云南以后，在南京的天文所已被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接收，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简称“紫台”）。紫台打听到昆明已恢复通邮，台长张钰哲（1948年以美国日食观测队队员的身份到中国观测，观测结束后留下来，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写信给云大，建议恢复1946年共管凤凰山的协议。这一建议分别得到中科院和云大的批准，仍以王士魁任兼职主任。紫台派出的是重返凤凰山的陈展云（10月到职），与云大的简恩泽共事。已有的两个工人，岳世训仍归云大，李友贤划为紫台编制。由于天文所已经更名，凤凰山天文台之名也不能继续使用。中科院在征得云大的同意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昆明工作站”，简称“天文站”。

凤凰山天文台更名后，职工除了参加政治学习，还要开展和天文业务有关、又与云大相联系的工作，包括恢复观测、修缮房屋、建观测室、外事接待、等等。分述如下。

关于天文观测的恢复。陈展云上山后，检查仪器情况，发现太阳分光仪的三棱镜发霉已不能用，变星仪的个别零件由云大工厂加工更换后恢复正常运转，白天用其导行镜继续做黑子目视观测，晚上用其主镜做变星照相观测（后改作巡天摄影），由紫台提供进口的玻璃底片。这两项观测主要由陈展云承担，取得资料定期寄往紫台。简恩泽因学校里有课，常住在城里，参加观测的时间很少。顺带提及，不久工人发生了变动。先是1951年6月，隶属紫台的李友贤因砍伐倒卖树木，依村子里农会要求开除公职，由牛信接替。不久后，昆明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始，隶属云大的岳世训辞职回昆阳农村分土地，由牛清接替。俩工人除了到山下村里挑水和看守房屋，还要步行进城、到巡津街邮局开信箱，将报纸邮件取回。

关于房屋的修缮。可能从1946年后对房屋就未检修过，到了1950年，发现所有房屋都漏雨，有些大梁、椽子和部分瓦损坏。陈展云进行全面检查后，写信向紫台作了详细汇报，紫台和云大达成协议：紫台从房屋修缮费中尽可能拨出一部分，由云大工务科（名称可能不确切）出人备料和施工。因经费不足，不可能一次完成，只能根据损坏程度，分急缓排列出先后。1951年4—6月，云大派人住到山上，主要修理变星仪观测室的圆顶、天窗等部分。1952年2月，对整个宿舍房顶进行彻底翻修。1953年7月，其他两座房屋进行大修。后来还对房屋进行过小的维修，如门窗和地板重新油漆等。至于天文所留下的房屋，因属临时性建筑，且距离较远，无力照管，没有维修，任其损毁，只有梁、椽等还能用的木料，由云大拉回再利用。

关于新建观测室。1955年5月底，由紫台调给的一架13厘米口径的折射望远镜运到昆明，需建观测室安装。为此，王士魁邀请云大土木系教授姚瞻到天文站，请他查看地形后帮助设计观测室。后由云大总务长张瑞征安排施工。

1956年2月5日，观测室建设开工。羊方旺村里有牛车的人家全部出动，把所需的砖石水泥等材料，从山脚运送到山上，又准备了许多汽油桶，从村里运水把桶装满。远眺牛车往返于山间逶迤羊肠小路上缓缓移行，成为一道壮观的风景。开工的当天，姚瞻也到了现场，施工队问，观测室南面的平台边为何要用木栏杆？这时姚瞻道出原委：过去设计的大楼有水泥大柱子，受到批判，所以这次尽量少用水泥，平台必须用水泥浇灌也很担心又要受批判。施工队说，那是老皇历了。过去因水泥大量支援越南造成紧张，大家都尽量节约，今年水泥大量积压，又鼓励多用水泥了。姚瞻听了这话现改图纸，建造成水泥栏杆，使其60余年后仍完好无损。这一小工程用了三个多月才竣工，6月9日，云大工务科陶楚卿代表甲方验收签字。总务长张瑞征也到现场，并和工人们一一握手，一再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关于天文台选址和外事接待。1956年，在中科院制定的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有一项是在我国南方建大型天文台，为此邀请苏联专家帮助选台址。莫斯科大学天文学教授库卡金（变星总表第一编者）、中亚细亚列宁大学天文台台长谢格洛夫（今塔什干天文台前台长），在紫台台长张钰哲、研究员李珩、秘书刘思祥、翻译李竞和南京大学天文系副主任戴文赛的陪同下，于10月18日抵达昆明，接待工作又是全由云大负责。19日到天文站视察，又加上王士魁、张瑞纶、金宗佑和姚瞻陪同，一起登上凤凰山。25日离开昆明时，俩专家下结论：云南是地震区，且昼夜温差大，不适宜放置大望远镜。这次天文选址，就凭一句话被判了死刑。

需要补充的是人员变动。1954年7月，简恩泽赴北京参加大学教员讲习会一个月，接着转到南京大学天文系学习一年。1955年7月底回到天文站，不久被召回学校。为补空缺，王士魁派辅助人员王允忠到天文站，他于10月8日到职，一直不安心工作，勉强维持到1956年8月底被召回学校。后牛清因种种原因自缢。至此，天文站里没有云大编制的职工常驻了。

大约是1958年夏天，中科院云南分院成立筹备处，刘希伶任主任，其明确宣布管理中科院所属在昆明的研究所、工作站。后又因种种原因，天文站由紫台与云大共管的状态于无形中结束了。

从1986年我开始关注云南天文台前身凤凰山天文台的历史，也拜访过曾在凤凰山上工作的部分老人，可惜他们全是在1946年就离开了凤凰山。对于1946—1950年在凤凰山工作过的人，一直没有找到。不过，在1950年归队回到凤凰山的陈展云，因与简恩泽共事中打听到一些过去的情形，以及参加云大数学系的政治学习，在互相提意见中也使他了解到这个时段的一些人和事。我在和陈展云长期相处的日子里，听他讲述过去的历史，加之我在后来的调查所获，大致可以把1946年至1958年这个时段、凤凰山天文台和云大的这段历史渊源串起来，希望能够补充史料的不足，供后来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