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红色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大学大批南下的教授中，有五位是具有特殊身份、带有特殊使命的中共党员，他们的组织关系虽不在云大，但是，他们积极利用教授身份作掩护，在校内言传身教，为云大播下革命的种子，引导和鼓舞大批青年学子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校外，他们秘密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团结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加入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他们就是被师生们誉为“红色教授”的华岗、楚图南、周新民、尚钺和郭佩珊，为中国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

楚图南（1899—1994），云南文山人，早年赴北京求学，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指导下，到北京、云南、山东、哈尔滨、上海多地任教，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他受云大附中杨春洲校长邀请，辗转回到昆明，在云大附中任教。1938年2月经杨春洲举荐，又被聘到云大文法学院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国文、历代文选、史记等课程，并兼任文史系主任、西南史地研究室委员、《云南大学学报》编辑委员等职。

楚图南

楚图南在云大附中和云南大学工作近九年，他用民主方式教育青年、启发青年，成为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抗战时，云大附中一首脍炙人口的校歌《山国的儿女们》就是他作的词，从抗日战争一直唱到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附中学子“为自己、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着人类的光荣的前途奋勇而斗争！”他还经常深入学生中，与他们交心、讨论国事，全力以赴参加群众性集会和学生的时事研讨会，在会上发表讲话或演讲，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鼓舞青年学生和群众一致抗日。

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楚图南还以“高寒”等为笔名在《国风》《新动向》《战时知识》《南方》《昆明周报》《云南日报》《龙门周刊》等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抗战救亡而高声疾呼。1942年秋，楚图南把他自抗战初期回到云南后写作的杂文作了选择和编辑，出版了《刁斗集》一书。

1943年3月，“李闰惨案”发生后，楚图南与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人先后加入了云南民盟，成为云南民盟的重要领导人。这一年，南方局派华岗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楚图南第一时间见到了华岗，并向华岗汇报了昆明的情况，华岗也向他传达了南方局对昆明民主运动和文化教育界以及青年工作的指示，并请他出面向熊庆来校长和文法学院院长胡小石推荐其到文法学院任教，这为华岗在昆明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职业保护。

与此同时，楚图南在昆明期间还参与组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后改称“昆明分会”）、“九老会”“西南文化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广泛团结知识界、教育界和文化界进步人士，成为云南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中坚力量，为云南抗战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8月，“李闻惨案”发生后，楚图南被迫离开昆明转移到上海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及名誉主席等职。

尚 钺

尚钺（1902—1982），河南罗山人。早年投身五四运动，为河南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1年考入燕京大学，追随鲁迅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在李大钊的鼓励下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猛进》编委、中共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等职，并和楚图南等人创办《灿星》周刊，组织“课外读书会”，在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8年2月，尚钺在罗山被当局逮捕；4月，在经过武汉赴上海寻找党组织时又被捕，被押解到杭州关押，都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29年，经楚图南介绍到吉林毓文中学教书。当时，这所学校有不少朝鲜籍学生，金日成便是其中一位。金日成勤学好问，经常向尚钺借书并与他交流学习心得和对时局的看法，他俩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金日成在《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一书中写了一篇《尚钺先生》的文章，介绍了尚钺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文章最后写道：“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的时候，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1935年尚钺接受了到北京办《北京红旗》日报的任务，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市委遭到破坏，尚钺与党失去联系，遂转往宁夏、武汉等地寻找党组织。1938年，尚钺到了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中校科长和图书资料室主任，武汉沦陷后随迁重庆。

1941年，尚钺辗转来到昆明，因暂时没有联系上组织，先在云瑞中学教书，并大量阅读马列著作，学习甲骨文和考古学，研究历史典籍和史学著作。1942年经楚图南介绍到云大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历史文献、文学批评和中国通史等课程。他一边教书，一边做青年学生的宣传、动员工作，帮助一批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43年，在昆明养病的华岗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委派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即刻请他帮忙在云南大学找份工作，他与楚图南商量，并主动提出将自己所授的历史文献课转给华岗。于是，楚图南便以华岗精通史学，尚钺需要专攻历史为由，向校方推荐了华岗，得到了校长熊庆来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华岗很快到云南大学教学，获得了很好的职业保护。当尚钺得知华岗此次到昆明是为做龙云的统战工作时，便给他取了“林石父”的化名。之后，“林石父”成为华岗公开发表文章经常使用的笔名。

与此同时，尚钺还协助同样在云大任教的周新民做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团结闻一多、费孝通、吴晗、潘光旦等一批知名学者，发展壮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6年8月，尚钺接到党组织要求其回上海的通知，才依依不舍离开云大，先后到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周新民（1897—1979），原名周骏，别名振飞，安徽庐江人。五四运动时期即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曾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1922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学，回国后在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执委、安徽省党务执监委员会候补执委兼书记长，为安徽的大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去到上海协助沈钧儒等筹建上海各界救国会，是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以后受党的委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并先后在河北训政学院、上海法政学院、复旦大学、云南大学、香港达德学院任教。

周新民(www.xing528.com)

1942年底，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指示云南地方党组织加强向龙云集团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其向民主进步方向发展，并指派周新民到昆明加强工作。周新民到昆明后，即与中共云南省工委取得联系，在楚图南等人协助下，在云南大学获得法学教授一职，他以此公开职务为掩护，加入民盟，帮助民盟建立和发展地方组织。还与楚图南等一起，在文化界开展工作，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其主要成员有周新民、楚图南、尚钺、辛志超、李文宜、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闻一多、费孝通、吴晗、闻家驷、曾昭抡等。1943年5月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罗隆基担任负责人，周新民任组织委员。云南民盟成立以后，周新民广泛吸收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入盟。民盟的建立为云南及昆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民主运动拉开了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周新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华岗（1903—1972），浙江龙游人，曾化名刘少陵、林少侯、林石父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5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主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巡视员等职。1932年华岗在山东被捕，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1937年被组织营救出狱。1939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兼《群众》周刊主编。因在狱中留下了较重的肺病，1942年，党组织派他到昆明养病，一直住在云大教授费青家中。1943年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受周恩来、董必武指派做龙云的工作。为掩盖真实身份，8月，在尚钺、楚图南的帮助下应聘到云南大学文法学院做了一名专任讲师。

华 岗

到云大后，华岗主要教授国文和中国社会研究等课程。他一面认真教学，著书立说，一面加强党的统战工作。他首先是做龙云的工作。他不断找机会到龙公馆拜访，接触龙云，把中共公开发表的文件资料送给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将我党的新主张、新政策第一时间传达给龙云，龙云对华岗的才华是赞赏有加，对他的见解也是十分折服。1944年，龙云被秘密发展为民盟成员。在龙云的支持下，华岗在昆明建立了《新华日报》分销处。1944年3月，经龙云同意并提供电台，又在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方便与中央和南方局直接建立联系。

同时，华岗还通过龙云做云南地方实力派人士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王瓒绪等的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抗战，对他们接受中共的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云大两年多的时间里，华岗经常给同学们讲授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式，发表时事演讲，参加时事研讨会。同时，还参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与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一起，团结和动员了大批知识界、文化界人士投入到中共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云南的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郭佩珊（1912—1985），河北定县人。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北洋大学领导开展学生运动，后在天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因疏散到冀东地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重新入党。

1938年，郭佩珊根据中共领导董必武的指示，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航空机械修理生涯。1939年12月被派到云南，在昆明第二飞机制造厂做课员。作为地下党员，他同时任省工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负责联系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党支部以及在澄江的中山大学党支部。他善于将公开活动与秘密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利用国民党派系斗争，团结进步力量，孤立反动派，在推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郭佩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与对日本的作战，利用滇缅公路运送军事用品，以及汽油和其他货物。1942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并大举进攻云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美国政府为了利用中国战场打击日本，减轻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于是与中国政府合谋，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这条航线由美国陆军航空队负责，专门为国民党政府提供抗战所需战略物资。

“驼峰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和日军占领区，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它也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付出代价最为惨痛的一条航线。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总共参加人数达84600多人，运送战略物资85万吨，参战人员33477人次。仅美军一个押有629架运输机的第10航空联队，就损失了563架飞机。而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而前前后后总共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竟然先后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抗战中期，云南成为中国的航空军事中心，因此，急需大批航空专业人才。郭佩珊本是昆明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技术人员，这一时期，他帮助盟军修复和改进飞机性能，经他改装的B—25D型轰炸机，一架飞机能发挥三四架飞机的作用，受到陈纳德将军及盟军高度赞扬，并受到国民政府连升三级的特别嘉奖，破格提升为航修厂的修造课课长（生产总工程师），他也因此被誉为“银燕鲁班”。

1944年云大成立航空系，因师资缺乏，1946年2月被熊庆来校长聘为航空系兼职副教授，1948年被聘为专任教授，1949年被推举为云大主要管理决策机构五联会主席。同年9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九九整肃”，开始对昆明的中共地下党和民主人士进行逮捕，并解散云南大学，解聘五联会主要负责人，郭佩珊因其为五联会主席遭解聘，被迫离开云大。

在云南期间，郭佩珊用他的专业技术作掩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