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往事：党支部成立后的革命活动

（一）抗日救亡运动

云大党支部成立于抗战时期，成为领导云大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

一是配合中国云南地方党组织，参与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活动。

二是创办众多壁报社，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抗战时期，云南大学有多少壁报社团难以统计，但是爱国民主倾向成为壁报的主流，如《冬月》《芦笛》《苦苗》《子夜》《河北》《现实》等。冬月社由经济系1943级学生刘燕桂、林乃祥、黄兆屏、杜迈之等组成，顶住白色恐怖的压力，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芦笛社由耿介、李艺群、文庄、蒋万华、赵鼎盛、张家驹、谭元堃、陈光魁、张道一等人组成，他们中既有云南大学学生，也有云大附中学生。《芦笛》是文艺性壁报，有诗歌、散文、杂文等形式，耿介的诗和杂文都很尖锐。报头由李艺群作画，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等内容颇有政治意义。由于壁报围绕共产党方针政策确定内容，又以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表现，在学校中影响最大。他们还根据疏散情况，出了昆明版（云大）和路南版（云大附中）。苦苗社由何庄（原名唐茵，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文艺报副主编）、曹云植、汪国桢等几位颇有才华的进步学生组成。子夜社学术性较强，政治倾向也较鲜明。此外，还有由学会主办的《文史壁报》，由同乡会主办的《河北壁报》《广东壁报》。这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利用一切可供的壁报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一些云大的学生社团，还与联大和附中学生社团相互联系，如联大的群社邀请卢义、范长江到联大演讲，云大的一些社团成员也参加听讲并作详细记录，连同马寅初重庆演讲的记录一并寄云大附中，由《舵洪前》壁报发表。

三是组织秘密的和公开的读书社及各类学会。为了团结同学、提高思想觉悟，云大学生中自发地组织了许多读书小组或读书社。以读书为名义的组织大多是秘密的，也没有名称，他们默默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当时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些新书往往成为他们争先抢购的书源。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途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西行漫记》《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都成为他们常读的书报。

还有公开的读书组织，这些有正式的名称，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是经学校批准成立的合法社团。这些公开的读书社（会）为数不少，如刀丛诗社，社名取自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入社的有段家陵（段必贵）、何丽芳（后改名余丹）、牛琨等十几个学生，并先后加入了“民青”和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超出云大界限的读书社很有名，就是五九读书社。五九读书社的成员有云大学生赵玉康、李继昌、张家驹等，有云大附中高三班学生赵寿先，有联大学生段亚华，有云大毕业已参加工作的岳世华、苏守训、郤有谟等，还有耀龙公司职员李培伦。这个读书社涉及面较广，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后来发展为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此外，各类学会也十分普遍，每一个系都有学生组织的学会，如文史系的文史学会、外语系的外语学会、社会学系的社会学会等，这些公开的社团在团结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是组织合唱团与宣传队。在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云南大学出现了两个颇有名气的合唱团：哈哈合唱团和南风合唱团。两个合唱团各有成员七八十人，是云大最为庞大的两个社团，会集了全校的音乐人才。哈哈合唱团由史尧典、段家鹄、曹世藩担任指挥，南风合唱团由受党组织指派的尹宜公等人负责。尹宜公1942年考取云南大学，后因病休学，1944年复学。在南风合唱团时，他收集整理云南民歌素材后，创作了著名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

那个时期，在文艺晚会、时事晚会上和各种活动中，都能听到合唱团高唱的革命歌曲。他们还根据斗争的需要自编自谱歌曲，如《送葬歌》《我们不要这个》《茶馆小调》等，很快就在爱国学生中传唱。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参与人数最多、影响面最广的社团莫如宣传队。云大和云大附中学生组成的宣传队时常走上大街，作演讲，发传单，演出活报剧，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五是成立学生自治会。云南大学众多的学生社团奠定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基础，但由于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1943年，当时国民党三青团以领全贷全、介绍女友、毕业后介绍职业为诱饵，拉拢学生入团，以控制各系学生会进而破坏爱国民主运动。云南大学爱国进步学生在地下党员张家驹、耿介等支持下，以举办学生福利、互勉读书的正当理由得到校方同意，选举产生了以杨维骏为总干事、由11人组成的干事会，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以合法形式公开成立了。

干事会成员都是品学兼优、在学生中有较高威望的学生，他们办起储金会以解决贫困学生的生活困难，举办演讲会以提高学生学术思想水平，开展各种活动，把广大学生引上爱国民主运动的正轨。1944年6月，面对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出现的西南危局，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以大字报形式提出团结抗日、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等十项主张，在全校师生及外校爱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云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并发动系列爱国救亡活动，云大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会牌

（二）“一二·一”运动

1945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响应中共中央“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于云南昆明发动了“一二·一”运动。运动中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4人英勇牺牲，史称“一二·一”四烈士。“一二·一”运动坚持斗争113天，最后取得了重大胜利。运动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广泛支持，一场以学生运动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浪潮席卷全国。“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里程碑，不仅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二·一”运动爆发后，云大学生自治会率先组织“学生纠察队”，爱国学生踊跃报名参加，选举中共地下党董志安和毕谟为负责人，选定会泽院一间南向教室为队部，先后参加过纠察队的有数百人。学生纠察队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保卫学校的安全。编了20多个小组，分三班守护云大前后门，流动组巡查各处以防国民党从内部捣乱。住在校内的几位老师及家属还给守夜队员送来红糖稀饭，队员们十分感动。二是保护外出活动同学的安全。当特务围攻宣传队时，他们装作老百姓出面劝阻；当宣传队员被打伤时，他们及时将其送往医院；当得知敌人从外地运来数千特务、打手准备大肆抓捕时，他们建议暂停三天外出活动与敌人巧妙周旋。“一二·一”运动迫使国民党反动派答应“罢联”严惩凶手、抚恤烈士的要求，代省长李宗黄、警备司令关麟征被撤了职，学生也及时复了课。1946年3月12日，昆明学联组织三万多人为四烈士出殡举行大游行，沿途近十万群众参加了大路祭。云南大学学生纠察队员戴上“总指挥”“纠察员”“联络员”的袖标维持秩序，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

学生运动必须以舆论为先导，在昆明学生罢课期间，“罢课委员会”主办了《罢委会通讯》，共刊出15期。复课以后，昆明学联机关报《学生报》于1946年1月19日创刊，创刊词宣告：“人民不应该再被蒙在鼓里，人民的声音不应该再被窒息，人民要听，人民要说，人民要做主！”《学生报》的任务是：“报告你真实的消息，说你要说的话。”云大学生党员段家陵、杨知勇、张霞、何丽芳等先后担任《学生报》编辑，学生纠察队负责人董志安为总发行人，爱国学生冒着被特务殴打抓捕的危险，沿街叫卖，要听真话的群众争相抢购，《学生报》销量大增，最高时达到八九万份。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杀害后，《学生报》的编辑们彻夜不眠，连续编写揭露真相的号外，最早传播了这个震惊春城的消息。

（三）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抗战时期，昆明的学生运动多以西南联大为主，联大北返之后，云南大学学生挑起了云南学生民主运动的大梁，云大学生自治会成为党领导下昆明学联的主心骨。以云大学生自治会为支柱的昆明学联，组织开展了以下几项大的斗争：(www.xing528.com)

1．反对国民党军统镇压民主运动的斗争

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后，特务活动更甚嚣张，爱国学生被盯梢、绑架的现象时有发生，警备司令一手策划了暗杀行动却贼喊捉贼，嫁祸龙云的三儿子龙绳曾。龙绳曾闻讯逃回昭通老家，龙云前副官杨竹菴被捕。在那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的日子里，昆明学联以云大为活动中心，坚持斗争，散发传单，出街头墙报，揭露反动派借刀杀人的阴谋，在全国各地声援下，蒋介石政府迫于各方压力，霍揆章被撤职查办，将两个死刑犯冒充凶手汤时亮、李文山枪决，以欺舆论。

2．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2月30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万人“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消息传来，昆明学生纷纷响应，云大学生自治会行动最快，声讨美军罪行的壁报贴满全校，哈哈合唱团、实学社、刀丛诗社、云大剧社等社团积极参与，在至公堂举办了控诉美军暴行的演讲、文艺晚会。其他学校学生也相继被发动起来了。1947年1月初，昆明三万大中学生云集云南大学操场，宣读《抗议美军暴行宣言》，随即进行了示威游行，高呼“美军滚出去”“停止内战”等口号，学联代表还向美国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

3．“六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自1947年5月始，全国各地爆发了抢米、抢粮风潮，反饥饿、反内战呼声遍及城乡。5月21日，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五天，发表《为争取生活保障罢课宣言》，提出增加公费（即全体专科以上同学均享有全公费待遇和每月按生活指数调整或增加副食费）、改善教职工待遇、增加教育经费、废除政府“维持治安秩序办法”四项要求。罢课五天中，云大学生代表到教育厅请愿、组织宣传队上街，张贴壁报，散发传单，还在云大广场组织篝火晚会，演出揭露国民党罪行的独幕剧《饥饿》和《兽国春秋》。北大学生建议将“六二”定为全国反内战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五月，发生了南京大学请愿学生惨遭特务毒打的“五二〇”血案。昆明学联响应北大建议和支援中大抗暴斗争，不顾反动派的恫吓阻挠，6月2日晨，昆明四十所大中学校学生齐聚云大民主广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大会，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学生们高呼“反对内战”“反对滥发钞票”“取消特务组织”“严惩‘五二〇’凶手”等口号，高唱歌曲《要吃饭的站拢来》，歌中唱道：“内战的炮火轰隆隆地响，百姓的肚肠咕噜噜地叫，钞票比不上黄泉纸，物价天天驾着飞机跑……”示威游行在春城产生了深远影响。

4．抢救失学危机的助学运动

助学运动是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延续，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际，广大家境贫寒的学生面临饥饿和失学的危机。1947年10月20日，昆明学联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作出从10月26日起开展助学运动的决议。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校内开展互助活动，宣传内战带给人们的苦难，使许多贫困家庭学生面临失学危机，发动学生相互救助，到10月底，募捐总额达到1亿多国币。第二阶段从10月30日起，助学运动转向社会。宣传队走上街头，用演讲、花灯、活报剧等多种形式，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宣传贫苦学生求学的艰辛，恳请社会各界为挽救失学危机踊跃捐款。学联常委尹宜公创作的《助学花灯》反复演出，十分生动感人。群众捐助热情高涨，连挑担作苦力的人也慷慨解囊，三天内捐款2亿5千万国币。募捐结束后，将全部社会捐款分配到各大中学校的贫困学生中，并在昆明各报刊刊登明细账目。事实证明学联是真正为学生谋福利的组织。

5．人权保障运动

在助学运动顺利开展的同时，云南反动当局变本加厉地实施大批抓捕学生（包括老师）的计划，昆明广大爱国学生针锋相对地开展了人权保障运动。1947年7月中旬，省政府公布了一批闹学潮的“职业学生”黑名单，强迫学校通知这些学生自首，否则逮捕。列入黑名单的都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和地下党员，其中云南大学学生有31人。11月4日至6日，特务机关决定大规模抓人，英专和黔灵中学教师4人，云大女生何丽芳及天祥、长城等中学学生多人被捕。学联连夜召开了高校学生代表会。7日下午，昆明39所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到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大营门口，派出杨远基等四位学生代表与卢汉谈判，但并无结果。反动当局还威胁，要在北教场设置集中营，并下令向集中营拨粮。学联改变了斗争策略，孤立以何绍周为代表的中央派，争取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派，做家长工作，对卢汉施加影响。卢汉在下手前，于11月15日在胜利堂召开学生家长会，昆明学联连夜赶印《告家长书》在会前散发到家长手中。学联还欢迎家长到学生云集的云大、师院参观，学生们列队恭迎，高呼“请三迤父老主持正义”“制止摧残教育的暴行”等口号，学联负责人向家长哭诉学生无辜被害的情形，使家长们深受感动，愿意作当局与学生之间的调解人。学联提出的复课条件亦有降低：一是被捕师生确有犯罪证据者交法庭审判；二是无犯罪证据者一律释放；三是停止非法捕人。经家长调停，反动当局答应了学联三个条件，何绍周被迫释放了何丽芳等人，学联决定于11月27日复课。在复课前两天，被列入黑名单上的学生全部撤走。复课后第二天，云南省高等法院向云大、师院等校百余学生发出传票时扑了一个空，反动当局借所谓“合法手续”抓捕学生的阴谋也以破产而告终。

6．“反美扶日”的“七一五”运动

194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昆明学联继续发挥“民主堡垒”的作用，掀起了“反美扶日”运动高潮。5月4日，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契机，云大和昆明其他大中学校刊出墙报、召开座谈会，抗议美国扶植日本。6月16日，云大学生自治会在至公堂举行时事晚会，云大一些知名教授如秦瓒、朱驭欧、范琦等发表了演讲，抨击美国扶植日本的反动政策。6月17日上午10时，昆明40所大中学校近万人云集云南大学民主广场，召开反美扶日大会，宣读《昆明学生反对美帝扶植日本抗议京沪暴行罢课宣言》，宣布总罢课，接着当众烧毁蒋介石模拟像。会后集会学生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高呼“反对美帝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的口号，一路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漫画，还到美国驻昆领事馆递交了昆明学生致美国杜鲁门总统的抗议信。反动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包围学生开会地点，并在游行队伍所经路口架设机枪，游行队伍解散后，当局逮捕了云大、中法大学附中等学校的29名学生。第二天，昆明学联派出云大学生谷子祯、王永年带队的请愿队伍到警备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学生。结果谷子祯和云大附中秦式儒两名学生被捕。接着，学联派去联络的欧明修、杨德华（云大学生）也被捕。为适应斗争需要，省工委很快做出指示，成立昆明学生反扶日反迫害联合会。机构设在云大，云大同时成立反扶日反迫害联合会云大分会。此后反迫害斗争成为学生斗争的重要内容。从这时开始，云大党组织承担了双重任务：一是团结进步师生继续与云南反动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将云南省、昆明市工委和学联党组的决定，以反扶日反迫害联合会名义传达贯彻，处理日常事务，应对突然事件，同时承担学联的宣传、统战及秘书处的工作。为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云大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同学们纷纷上街讲演、演活报剧、散发传单、开辟街头宣传栏，夜以继日冒着被军警逮捕的危险，将宣言、传单源源不断地散发到群众的手上，将大字墙报贴到近日楼，大、小西门，大东门和云大校门口等地。这一时期，反动当局又抓捕了几所中学的多名师生，并要求学校提前放假。为集中力量开展斗争，6月底，党组织决定将各校坚持斗争的师生集中到云大和南菁中学，云大会泽院集中了五百多人，那段时间，会泽院每天都有文艺活动或故事会，云大学生还会给中学生上文化课。

在反动当局武装进攻迹象日益明显之后，云南省工委要求云大和南菁中学做好防卫工作。云大由段奇负责会泽院的防卫工作，他组织大家搬运石头、砖块进会泽院作防卫武器，夜间用桌凳作障碍物拦住通道。7月9日，蒋介石发出密电：“即饬宪警进入云大等校逮捕奸党。”7月13日国民党又派教育部参事刘英士到昆明与云南军政当局积极合谋进行武装进攻的准备。在敌人武装进攻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云大的党员、“民青”成员和革命学生，仍坚定不移地坚持战斗，已经暴露的几个党员也未向组织提出撤走或隐蔽的要求，坚持一起战斗。

7月15日凌晨4点，2000多名军警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围攻云大会泽院和南菁中学。当天下午，南菁中学400余徒手空拳的学生被抓捕。云南大学会泽院的学生与军警展开了义勇的搏斗，并大声向周围群众呼叫、求救，同学们在手无寸铁、断水断电的情况下坚守会泽院两天一夜，打破了当局“夜间包围、拂晓拿下云大”的阴谋。卢汉见会泽院久攻不下，亲自到会泽院督阵。云大学生党支部的同学们商议后决定与卢汉进行谈判。学联党组负责人、云大党支部书记杨知勇代表学生与卢汉在会泽院进行了谈判。他向卢汉提出了三个从会泽院撤出的条件，卢汉都一一答应。16日下午5时许，当师生们从会泽院三楼撤出时，卢汉却背信弃义，将400多人全部拘捕。

“七一五”运动中反动当局共逮捕了800多名师生，除对240多名未满15岁的学生准予保释外，将近百人投进监狱，其中有云大学生20多人，党员占9人；又将400多人送进“夏令营”，进行所谓的“感化”和“训练思想”，其中云大学生共14人，他们大都是党员或“民青”成员。10月16日，昆明市公安局局长王巍在呈报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电文中写道，“据报：云南大学于9月10日召开校务会议，经议决惩办此次参加学潮之学生计：（1）开除学籍者14人；（2）勒令退学者7人；（3）记大过两次停学一年者22人；（4）记大过两次留学察看者17人；（5）记大过两次者3人；（6）四年级扣发证书者4人”。由此可见，迫于当局的压力，学校对参与此次学生运动的学生给予了严重的惩处。

“七一五”运动之后，云大学生有3名党员和部分“民青”成员又回校读书工作，另一部分由党组织安排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此外，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组织还安排一批北大、清华的党员和“民青”成员转学到云大，充实云大革命力量。这些同志在省、市工委领导下很快就打开局面，成立了系级学生代表会，展开了营救支援狱中战友的工作，并继续开展统战、宣传等民主运动，为解放云南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