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地方党组织的恢复
1930年3月,国民党进一步加紧了反共步伐。年底,逮捕并杀害了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等四位共产党人。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受到破坏,云大地下党在校内的活动也基本停止。
1935年9月,原中共特科在上海的党组织派李浩然到云南,与云南地下党员费炳一起发展党员。11月,成立了以李浩然为书记的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临工委”),标志着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1930年底被破坏后恢复重建了。
云南临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等工作。还在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进行秘密活动,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在读云大政治系的学生伍兴仁就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排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负责组织领导以云南大学为主的昆明学生运动。
(二)云南大学学生参与云南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民族运动
1.“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消息传到昆明,12月31日,临工委立即组织发动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进步学生30多人,召开筹备会议,成立“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决定于次日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和请愿,并推举云大学生伍兴仁为总指挥。1936年1月1日,昆明5000多名爱国学生集聚到光华体育场进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日口号,散发《告民众书》《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宣言》等资料,但当天的请愿遭到政府的拒绝和追究。1月6日,100多名学生代表再次到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再次遭到拒绝和破坏,请愿活动被迫停止。这次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昆明形成了新的抗日高潮,影响甚大。
2.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成立及主要活动
1937年5月,在昆华女中、昆华师范等校救国分会基础上,成立了“昆明学生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推荐云大学生伍兴仁、昆华师范学生唐登岷等为学联领导。学联成员在各校组织“新文学研究会”读书会,读书会成员也多被吸收加入学联,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力量。7月,在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中共昆明支部[12]成立,李群杰任书记,昆明支部与省临工委同为抗日救国运动领导组织。云大医学院学生谭惠英是昆明支部领导下的学联成员,她积极与省临工委领导下的学联共同组织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暑期,昆明学联根据省临工委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宣传抗日救亡、发展爱国力量的指示,伍兴仁等学联领袖,利用国民政府号召学校组织暑期农村服务团的机会,组织了20多人的农村服务团,赴开远、蒙自等地宣传抗日救亡,发展读书会,启迪民众觉悟,壮大抗日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后,服务团的同学们名正言顺地利用这次机会大张旗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当地百姓欢迎。
1937年8月18日,云南大学、云大附中、昆华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女师等22所大中学校派出70名代表参加全省教育大会,会议期间,决定成立“云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学抗会”),会址就设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云南大学学生陈德培担任总干事,伍兴仁担任副总干事兼总务部长,云大附中学生江毓琛任总务部副部长。省临工委负责人李剑秋负责联系伍兴仁,昆明支部则通过李群杰联系唐登岷,对学抗会工作进行直接领导,因此,在学抗会中完全形成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学抗会的领导下,云大一批进步学生陆续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他们积极参与云南各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在学校内部组织各种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上旬,国民党以“煽动反对会考”“有奸人混入”为由强行解散了学抗会。2月底,为进一步领导昆明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云南省临工委又建立起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抗先队”),设总队、中队、小队,云南大学、云大附中、昆华师范、昆华女中等校都建立了中队和小队。
3.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的建立
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来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批民主、进步教授、学者和学生也随之而来,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和在“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也一同到来。8月,云南临工委将抗先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两支队伍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以下简称“民先队”),云南大学郭琪任组织部长。云大、联大等校还建立了区队和小队,通过办壁报、组织读书会、举办演讲和文艺演出等活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西南联大的加入,给云南抗日救亡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巨大力量,从此,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携手,共同成为云南抗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www.xing528.com)
1938年,云大地下党和民先队成员还发起组织了“云南大学时事研究会”,该会为学校批准成立的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龙文池、王仁芳、陈天锡、谭惠英等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利用读书会、歌咏以及名师演讲等活动,在青年学生中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救亡思想,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2月,中共南方局决定撤销民先队组织,一些符合条件的同学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入党的同学大多成为各种社团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
(三)中共云南大学第一个支部建立
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党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提出了“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政策。通过深入扎实的勤业、勤学、勤交友工作,广大党员做到了职业化、开展工作和斗争做到了社会化和合法化。更重要的是,党组织通过党员和革命分子团结了广大群众,积蓄了革命力量,在斗争中把云南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称赞。
就在这一时期,1939年4月,经中共云南省工委[13]批准,中共云南大学第一个支部正式成立,当时已有龙文池、谭惠英、陈天锡、王仁芳、熊卜谓等6名党员,中文系学生龙文池任支部书记,成为云南大学历史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龙文池(1913—1946),云南西畴人,早年因学业优秀,考入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触、阅读了大量的共产党理论刊物和书籍,如《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产生了只有走俄国的“十月革命”之路才能救中国的认识。1931年在第一师范读初中的他,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抗议“九一八事变”的游行示威活动。1934年,龙文池初中毕业,参加了升学考试,因作文过于激进,一向成绩优异的他没能考上理想的昆华师范学校,而只能上了昆华中学,如此受挫更坚定了他的革命理想和追求。1935年12月,龙文池参加了由云南临工委领导的昆明市大中学生大型游行请愿活动,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被选为“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昆华师范、昆华中学等学生抗日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年9月,他顺利考入云南大学理学院理化系。进入云南大学后,龙文池以学术团体的名义在校宣传和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云大成立的时事研究会就是他一手策划组织成立的,该会得到了熊庆来校长的大力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影响和带动了许多青年加入抗日救国阵营。1939年初,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办法,云南地下党的活动也因此受限。4月,新成立的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决定在云南大学建立党支部,由龙文池等6名在校学生组成,因龙文池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被选举担任支部书记。
龙文池
龙文池任云大党支部书记后,坚持组织党员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党员以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和发动青年学生加入抗日救亡运动,到当年9月,云大党支部又发展了3名党员,党员人数达到9人。除了在校内开展系列活动外,在校期间,龙文池还受党组织的派遣,多次回西畴老家从事革命活动,组建了西畴县的第一个党支部,被家乡人誉为“畴阳红色播种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正在云大马坊分校学习的龙文池根据上级指示,转移到了沾益县磨西村,在疏散到此的昆华师范学校兼任教师,继续从事地下工作。9月,由于叛徒出卖,龙文池被捕,被关押在宜良县监狱。在狱中,龙文池一直与敌人展开智斗,以他的机智勇敢,保护了党组织和许多地下党同志。同时,他每天坚持学习,还规定自己每天要熟背一定的英语单词,没有荒废一天的时间。在他入狱后,党组织也积极开展了营救工作。当时云大学生赵建中等人联名上书理学院院长赵雁来,请求校方营救龙文池。校长熊庆来和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亲自出面才得以将其保释出狱。出狱后,龙文池回到云大继续学习,他工作学习两不误,1943年顺利毕业,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留校工作,任理化系助教,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46年2月,即在“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不久,龙文池受省工委指派,利用寒假时间,再次回到西畴宣传“一二·一”惨案真相,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队伍。因被敌人发现,在回家途中遭遇敌人蓄意制造的车祸,不幸身亡。3月,理化系师生和他的生前好友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熊庆来校长到会并致悼词,称赞他为云南大学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去世是云大教师队伍的重大损失。这是对龙文池作为一名普通青年教员的极高评价了。
(四)中共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建立
1939年6月,继云大党支部之后,中共云大附中党支部也相继成立了。王以中任书记,陈江、李寿彭两人任支委。云大附中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全面抗战爆发前就有部分学生在校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十分活跃,先后培养了一批“学抗”和“民先”学生,前赴后继不断投身到抗日救亡洪流中。抗战期间,由于日军对昆明实施轰炸,早在1938年9月云大附中就被迫疏散到路南(今石林县)办学,党支部成立是在路南巴江边的一栋小楼上。成立之后,党支部一直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他们除了在校内进行宣传,还在路南中学和民众中进行宣传,带动了更多人参加到抗日救亡活动中。支委陈江还打入国民党路南县党部,利用做宣传干事的身份,巧妙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社会各界开展抗日活动,他还参与营救和保护了地下党干部和爱国师生,为革命工作做出了贡献。到1940年,云大附中学生党员人数达20人,他们在校期间始终贯彻党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方针,做到了学习、抗日和党的工作三不误,个个不仅学习优秀、学业有成,还承担了大量党的工作,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根据中央南方局“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战略的方针,云大和云大附中已暴露的学生党员和进步师生被迫转移以保存实力,党支部也暂停了集体活动,在校党员都转为地下单线联系。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这一年,受党组织的指派张光年(光未然)、赵沨、陈凯瑞、林钟四人到云大附中任教,云大附中的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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